为了降低香港碳强度及温室气体排放，去年港府发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的咨询文件。港府考虑到不同能源特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锐意降低煤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并提高天然气及核电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煤占香港整体发电组合的比例将大幅调低至少于10%；天然气及核电的比例，将分别增至40%和50%；可再生能源则上升到3—4%。
天然气发电难以确保供电稳定
香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发电、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使用。2008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18％及7％，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占总数高达92％。由此可见，从能源界别特别是发电方面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有效的减排策略。
电力于香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50年代，香港每一年所使用的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作发电。2009年，高达70.9%的煤、天然气及石油产品是作发电之用，换言之，约70%香港所用的能源乃供发电之用。即使是终端能源使用方面，电力仍持最大份额，占48.7%；石油产品和煤气则分别占42.4%及8.9%。
根据2009年的数据，现时香港两家电力公司的发电燃料组合中，燃煤所占的比重最高，约54%；其次天然气及核电各占23%，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几乎是零。
由于港府计划10 年后将核电的输入由现时的23%大幅调升至50%。在可见的将来，核电在能源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现在。此决定已令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关注核电发展的若干层面。
香港自1994 年已从大亚湾引入核电，供电情况一直维持安全稳定。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大约年生产140 亿度电，其中七成供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输入核电后，香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4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显著下降至1994 年的3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估计，核电的输入每年大大减少香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50 万吨，同时也大幅降低氧化氮、氧化硫及悬浮粒子的排放。
核安全问题一直受到极大的关注。从1982 年中电宣布大亚湾核电计划到1986 年计划落实，很多社会人士基于安全的理由提出反对，更有人组织起50 万人签名反对核电站的兴建。事实证明，大亚湾核电站自1994 年并网发电，始终以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运作，除发生过一些小事故外，17年来都安全稳定地运作。况且，世界上任何一间核电站都难免会发生微小事故。
中央允许广东将来增加核电供应到港，能助香港一臂之力，早日实现减排目标。试想，现时广东没必要售电到港，一来广东对电力需求甚为殷切，即使不售电到港也可内销，加上现时中央的外汇储备充足，不需要依靠售电来赚取外汇，这与当年大亚湾核电站兴建时不同。中央对核电的发展规划有一套考虑，将来香港向广东增购核电与否，对国家整体的核电发展政策无根本影响，香港向广东增购核电只是“搭顺风车”而已。
从安全的角度上看，香港向广东购入核电能增加香港对邻近核电厂的参与和影响力，广东方面亦有责任向港府汇报核电厂的运作及安全状况，或需与港府制定发生事故时的通报机制，有利香港进一步加强与核电厂的沟通和监督。
近年，美国成功从深层页岩中开采天然气（Shale Gas），这种非传统来源天然气的供应增加，令美国本土的天然气价格大幅下调。社会上有些人便提倡增加使用天然气来取代核电。然而，香港缺乏天然气资源，需依靠外国液化天然气进口，相对其他能源，它的价格较高。而且国际液化天然气市场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相当复杂。虽然国际液化气市场或会有新的局面出现，如中东卡塔尔有意增加液化天然气的出口，但将来进口天然气的价格是升是跌，仍是未知之数，难以预测。
再者，在现时本港用电燃料的组合下（核电和天然气发电分别为23%、煤电为54%以及可再生能源不足１%），假如到2020年香港不增购核电，改以增加天然气发电比例，同时把煤电的比例降至10%，届时将有超过60%的电力供应来自天然气。可以想象，多达三分之二的发电燃料依赖单一种的能源供应，一旦天然气供应有任何闪失，将影响香港供电的稳定性。
香港有必要增加核电比例
有些人指出，核电的成本经常被低估，当中如拆卸核电厂，处理核废料及事故保险等的费用，往往都是由政府津贴，必须计算在内。客观来说，这话有其道理，但我们亦需留意，世界上不少大国如英、美、俄、中、法等，在发展核电之先是发展核武的。即使它们不发展核电，也需处理制造核武时所产生的核废料以及受辐射污染的厂房。故此，这些国家只不过是“顺道”处理核电废料而已。当然，这些被低估的成本有多少反映在实际核电的价格中，则每个国家都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这亦是造成每个国家的核电价格不一的原因。
今年3 月，日本福岛发生核辐射泄漏，再度引起港人对大亚湾核电站的关注。有人借着大众对核安全的关注度提升，拟动员群众上街反对，乘机拉拢民心，捞政治资本，意图为今年11月区议会选举及明年立法会选举铺路，收一箭数雕之利。
港人对广东政府的通报机制和透明度欠缺信心，经常质疑大亚湾核电站是否安全运行。事实上，任何重要的核事故皆不能隐瞒，因为香港天文台设有核辐射监测站，若辐射水平异于正常，必能监测到。据了解，17年以来未有数据显示香港的辐射水平异常。
关心核安全的香港人可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心忧虑核安全问题。由于普罗大众对核电认知不多，在福岛核灾难的阴霾下，市民担忧大亚湾核电站的安全是可以理解的。港府可通过教育，增加市民对核电的认识，提高社会的危机应变意识。
从积极层面出发，福岛核事故对提高全球核安全意识有一定意义。广东核电站应汲取福岛的教训，加强电站内的安全操作守则，特别是安全系统的运作，避免出现福岛核电站冷却系统失灵的情况，导致堆芯过热，引发溶毁危机。港府亦需检讨现时应对天灾的安全措施，设立紧急机制。事故一旦发生，一套有效的应急方案能避免公众恐慌。
另一类人是藉核危机混水摸鱼的政客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借题发挥，夸大日本危机，令无知的市民陷入恐慌，又以关心市民的姿态反对核电，藉此制造舆论，动员民众进行反核示威，乘机捞政治资本，其司马昭之心即为争取今年区议会及明年立法会选举的选票。
媒体过度渲染日本核危机，亦不经意地引起大众恐慌。香港近年的传媒生态充斥着哗众取宠、甚至刻意曲解事实的歪风。由于平实的报导很少人注意，传媒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提升销量，不惜过度渲染，借题炒作，最终沦为某些政客攻击政府的工具，让港府疲于奔命。日本核危机正正受到这股歪风所影响，沦为某些人的政治工具。若大众及传媒继续助长这股歪风，实为社会的不幸。
除了涉及自身利益，某些人士有更高层次的图谋。中国近年迅速崛起，某些外国势力感到威胁，要围堵中国。有人藉福岛核事故抨击中国增建核电站，批判广东核电计划。他们先让香港民众误信核电是危险的，继而图谋使国内某些人士群起效尤，组织反核示威，把反核事件闹大，触发民众恐慌，引起社会矛盾，替国家添烦添乱，拖中国后腿。
总括而言，香港有增加核电的必要。无论是从减排方面，或是从供电稳定性方面考虑，增加核电的比例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关于中国发展核电的三个建议
日本福岛发生核泄漏，引起中央对核安全的关注。总理温家宝立即调整核安全规划，要求完成安全评估前，暂停审批核电项目，包括已开展前期工作的项目。
对于国家的核扩展计划，笔者有以下三点建议：
第一，中国亟待加强核电的监管机制和标准。尽管中国的核扩张领跑世界，但国内仍未制订《核电法》，导致政府对核监管无法可依。为了有效保证核安全，国务院直接管理核电站为一可行方法。国务院可设立直辖办公室统筹管理全国核电站，并交由总理或常务副总理亲自监督，以增强百姓对核电的信心。
国务院直接管理某些重要的工业其实有先例可循。上世纪60、70年代，总理周恩来直接关注大庆油田的生产情况，要求该油田每天汇报石油产量及运作情况。
第二，中国急速扩展核电会导致人才短缺，培训核电人才为当务之急。根据数据显示，培训一个合资格的核电操作工程师需要3至4年的时间。笔者提议由国务院统筹培训核电人才的事宜，国家可选择亲自培训或派员到外国接受培训。拥有先进核技术的国家如法国，均非常乐意为中国培训专才。此等国家的考虑为，中国专才熟练该国核电厂的操作模式后，会继续引进它们的技术及设备。
最后，中国需展开有关核电的教育工作。由于普罗大众对核电的认知不多，容易误信网络谣言，引起核恐慌。正如笔者上述提及，香港某些政党企图向国内输入核恐惧，煽动群众上街示威。灌输民众正确的核知识，让国内百姓了解核电的安全性，防止某些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百姓的无知惹起不必要的猜疑和恐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