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港府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是设立“关爱基金”。该基金由政府与商界各出五十亿港元，目标是为基层市民提供综援计划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持。
“关爱基金”在政府主导、商界支持下建立，集合了权力和财富两大力量，在扶贫上可能事半功倍。但是，“关爱基金”作为新尝试，筹款方法需作检讨，其督导委员会的架构、监督制度等方面需要顾及社会疑虑，完善有关安排。更重要的是，港府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充分发挥商界的力量，是一大政治考验。
筹款方法需要周详考虑
设立“关爱基金”的消息公布后，多个财团纷纷响应，但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忧虑。
从社会福利界的角度出发，企业大多限定每年的捐款总额，以向股东交代。商界向“关爱基金”大力捐助，同时行政长官更公开表示会研究该基金让公众捐款。这难免令其它慈善机构忧虑可筹善款下降。2009/2010年度，即使是香港知名的慈善机构如公益金和乐施会，各自也只筹得２亿多港元的善款。而2007/2008年的课税年度，利得税和薪俸税项下获扣除的认可慈善捐款分别为25.1亿港元和45.2亿港元。从这组数字可见“关爱基金”所获得的捐款额已超过香港全年的捐款总额的三分之二。所以，其它慈善机构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大财团未必会因为捐款予“关爱基金”，便即时停止向其它慈善机构捐款，有关的后遗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浮现。因此，港府需要不时监察社会上慈善机构的财政状况，认真处理有关捐款减少的投诉，甚至在基金中预留一定资金，随时向有需要的慈善机构提供支持。
筹款方法上，行政长官表示，曾主动接触一些商界领袖，询问他们对设立基金的态度。虽然行政长官热心扶贫，对社会绝对是好事，但是行政长官亲自询问的做法，至少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予人感觉政府将商界划分为两批人士，一部分为政府重视的，一部分为政府疏远的。这可能令后者觉得被忽略，捐款意欲减少，甚至作出反弹。第二个问题是施政报告公布“关爱基金”由政务司司长担任督导委员会主席。由于社会有不少揣测指司长会参与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这令很多商家面对不少压力，因为捐款与否、快慢、金额大小等都可能被社会视为政治表态。因此，港府应一视同仁，向商界作出公开呼吁，并组织讲座，向商界代表解释“关爱基金”的设立原因、理念、目标、运作方式、监察机制、参考经验等，吸引更多商界人士参与。
另外，香港不少商家热心公益，但是对外公开是否捐款、金额多少等都可能引来一连串麻烦，例如来自亲朋的无穷索求、来自各个机构的捐款要求、来自社会的评论揣测等。捐款的商家会因此陷入长期的不安之中。所以，港府应对捐款者的名称保密，社会亦不宜争相比较各商家的捐款金额，这可减少不少商家的顾虑。
港府还要仔细考虑是否让公众捐款予“关爱基金”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上文所述，有可能缩减了其它慈善机构的善款收入；二是设立“关爱基金”最初的目的是鼓励商界参与扶贫工作，若公开募捐则有违政府的原意；三是向商界募捐50亿港元善款的目标大多会顺利完成，向公众募捐会令基金超出政府原本的目标，进而引起是否会利用公帑再作配对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运作机制有待建立健全
特区政府日前宣布了“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该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作为主席，并邀请了商界、社福、教育、医疗、劳工、政界、地区等有关界别的代表。邀请对扶贫有深入了解的专业人士和前线人员参与，显然有助于“关爱基金”切实发挥作用。
值得留意的是商界代表在委员会内的角色。“关爱基金”的资金来自两方面，一是商界捐款，一是政府出资，两者金额均等。商界当然希望在委员会的运作上起主导作用，或至少扮演重要角色，以把握机会消弭社会上的“官商勾结”指控；市民则希望其金钱用得其所，港府作好把关的角色。港府如何平衡商界和市民的期望，是一大考验。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表示，设立“关爱基金”的目的是鼓励商界参与扶贫工作。除了捐款外，出资一半的商界可以如何在该基金内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需要处理的问题。若然商界代表一如以往，只是担当被咨询者的角色，这可能有违施政报告成立“关爱基金”的原意。
“关爱基金”应由政务司司长主导，配合政府施政，推出扶贫措施，或是督导委员会自行研究、制定及落实扶贫措施，审批各方的申请。前者的话，若然商界在委员会内得不到充分的发言权，难免商界质疑捐款成为政府施政的补贴，仿如纳税一样。
另一问题是谁来监督“关爱基金”。“关爱基金”的资金有一半，即50亿港元来自公帑。虽然港府设定行政费用上限，但是若政务司司长的角色是主动参与委员会的扶贫工作，便产生监管缺位的问题。另外，港府欲让“关爱基金”发挥“及时雨”的角色，减化审批程序，这的确可以快速回应社会诉求，让有需要的人士渡过难关，但是公帑始终是纳税人的金钱，如何监督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需要设立市民认为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免“关爱基金”被滥用，这亦可减少社会对该基金各项举动的政治揣测。
至于“关爱基金”的资金如何应用，建议可用于完善药物名册，让病人可以享有更好的支持；开设更多图书馆和自修室，让学生有更多学习空间；设立设备完善的小贩买卖区，重新建立公屋居民的廉价消费圈；兴办更多课程，让内地新来港人士和少数族裔可以更快融入香港等。
这些措施都值得政府考虑。政府可就“关爱基金”的架构、角色和定位、监督制度、建议推行措施等进行公众咨询，凝聚社会共识。
及早谋划扶贫长远之策
特区政府亦应争取时间，尽快修补社会安全网。相比港府的扶贫政策，“关爱基金”的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拘一格，可快速、弹性地回应社会诉求。但是，香港贫富差距的原因有社会、经济等结构性问题，例如全球化下的城市分工、人才市场的二元化、城市规划失误等。港府仍需推出长远政策，根治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另外，“关爱基金”也好，社会安全网也好，两者只触及基层的需要，施政报告对中产阶层的支持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楼价飙升，“置安心资助房屋计划”远水不能救近火；物价上涨，中产阶层的工资增幅亦未必能应付不断增加的生活需要。特区政府需及时推出政策，支持基层和中产阶层。
围绕“关爱基金”的争议亦向港府提出警示，就是政策在推出前需有周详计划和形势评估，尽量避免引起社会上不必要的政治猜测。
值得留意是，商界不应盲目期望“关爱基金”的设立，可以完全消除市民与商界之间的矛盾。如大多数评论所指出的，商界赚钱应取之有道，还要发财立品，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否则，民间的批评仍陆续有来。社会则需要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商人的捐款。一方面，捐款者不应被指为购买“赎罪券”。这种有欠公允但极具情感煽动性的指责，丑化了不少真心为社会发展捐款的善长仁翁，影响整个商界的捐款意欲，最终受损的只是整个社会。另一方面，捐不捐款是个人自由，而且有时出力比出钱更为重要，捐不捐款绝对不是评核一个人社会贡献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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