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新秩序下的中国空权东扩

2013-11-25

只有在中国将中日军事平衡的隐含分界线，从东海中间线以西的日本“防空识别圈”推进到冲绳海沟，日本才会被迫接受冲绳海沟与中间线之间的共同开发。

评估“台日渔业协议”的影响，须从东海新形势入手，特别是从2012年9月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角力入手。

中国崛起与东海新秩序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台湾称为“钓鱼台列屿”）问题是目前困扰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

对中国而言，恢复对钓鱼岛的控制，绝非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觊觎，也无关乎增进海权，而是基于二战结束前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所认可的权利，并且是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正常”地位过程中附带的必然。恢复对钓鱼岛的实质控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海权扩张的必然结果，而不必然是手段或目的。对于相关海域利益的不当强调，无论是经济的或军事的，还是包装以石油安全或海权理论，都只会治丝益棼。

无论支持或反对日本钓鱼岛举措的学者，都指出追求“正常国家”是日本总体保守的政治界的核心关怀，修宪、建军是手段，钓鱼岛问题只是这个大战略下的小问题，与中国的有限冲突反而是达成目标的有效手段。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辉政在保守派刊物《SAPIO》2005年“领土战争”别册的开篇专论，就以“现在的领土危机是日本人重建国家观念的好机会”为题。

中日双方的目标都并非一劳永逸、非得此时此刻解决以求获得利益，摩擦本身彷佛就是目的。不过，在中国的威压之下，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国不能视若无睹，而疏导中国恢复性扩张所蕴含的能量，又是美国霸权护持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中美两国必须建立彼此对钓鱼岛争议的谅解。

中国伴随经济成长的军事、战略与势力范围的扩张从整体上来说是服从于“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并从更大层面上基于美国二战后所建立的联合国秩序的尊重。愈来愈多学者以及中国政府，都强调中美在处理钓鱼岛乃至于琉球问题时应回到“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立场，由此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基本谅解。如此一来，钓鱼岛争议的主要责任方就在于日本召唤扩张历史的所谓“正常国家”冲动，而日本的冲动是中美可以合作因应的。

为了唤醒美国与中国的同盟记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教育可能是必要的；八年前俄罗斯大规模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两年后中国或许更该大规模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胜利70周年。

中国空权必须东扩

具体到东海问题的利害，中国的底线是确定“中间线”以西的所有权利毫无疑义归属中国，而中日两国可就冲绳海沟以西与日本认定的东海中间线之间的利权进行协商。大陆之前多次表明愿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中间线以东到冲绳海沟之间的争议海域，甚至在2008年还曾允许日本企业参与中间线以西的春晓油气田的开发，但日本却得意宣称这是中间线以西的“共同开发”，滥用了中国的善意，致使合作失败。

时移势异，中国海上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扩增，中国未来在争议海域是否仍愿意考虑共同开发已成疑问。东海与钓鱼岛问题终将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解决。不过，短期内日本尚难对此态势的转变有足够认可，中国的目标也只能放在确立中间线以西的完全权利上，而首先要处理的可以是日本的“防空识别圈”问题。

日本的防空识别圈（乃至于飞航情报区）比起两国的“中间线”还要偏西大约100公里，最近处距离中国浙江温岭仅约200公里。中国崛起以来的近十年中国军机乃理所当然地越过此线，于是被日本认为是“侵犯领空”。

就防空议题而言，中国的利益是将自己尚未提出、但未来可能宣告的某种“防空识别圈”，或者媒体常误用的所谓“领空”，向东扩大到与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一致的冲绳海沟。只有在中国将中日军事平衡的隐含分界线，从东海中间线以西的日本“防空识别圈”推进到冲绳海沟，日本才会被迫接受冲绳海沟与中间线之间的共同开发。

长远来说，中国仍应以冲绳海沟作为防空界线，因为东海西侧是人口密集的大陆，而东侧是人口有限的琉球群岛，从安全的考虑来说，中国的需求比日本或琉球大得多。对于日本来说，只要航空识别圈后撤到中间线附近，就几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侵入日本领空”问题，实现所谓优雅的战术性撤退，而近日签署的“台日渔业协议”就是先例。

暂定措施水域亦应东扩

台日渔业协议的“暂定措施水域”渔场虽然是台湾与琉球渔民共享，但作业渔船长期以来都以台湾渔船为主，无怪乎日本能无视琉球渔民的可能反对，在中国大陆密集巡航钓鱼岛的压力下，就渔权问题与台湾达成协议。此举更多是日本中央政府对于东亚战略全局的思考，割舍的不过是事实上已成鸡肋的边陲地区少数渔民的利益，换得台湾渔船不进入钓鱼台列屿周边12海里以内的“搁置争议”，并降低与中国大陆在此一海域碰撞的可能。

目前日本已与两岸分别签署了渔业协议，范围也都包含了中间线两侧；由于钓鱼岛归属争议，两项渔业协议都包括了范围广大的“暂定措施水域”。中日“暂定措施水域”基本上是夹在浙江和琉球群岛之间的一条上宽下窄的梯形海域：北缘为北纬30度40分，南缘为北纬27度，东西两侧分别由两国领海基线向外推52海里。

2009年中国渔政部门许可在中日渔业协议“暂定措施水域”捕鱼作业的中国渔船有1.8万多艘，而日本到“暂定措施水域”作业的不过数百艘，可见日本在乎的并不是东海的渔业资源。事实上，日本渔业早已随着工资上扬、渔民老龄化等因素而衰微，因此也渐不再有必要与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争夺渔权，所争者乃为海域的管辖权。进一步言，日本的实际作为接近于在渔权、水下资源乃至于防空等事项上都坚持以东经125度30分为主的中间线为底线，因此虽然中日渔业协议允许中方船只进入整个“暂定措施水域”，但渔民越过中间线仍受到日本海监骚扰。

中国应将中日“暂定措施水域”改变为中间线以东至冲绳海沟之间海域，并尝试向日本购买此一水域属于日本的半数捕鱼权，既使管理更单纯，也可形成“共同开发”的新范例，对于未来水下资源的分享也具有示范意义。

在“台日渔业协议”签署后，中国也应在续订中日渔业协议时提出修正意见。中日之间的暂定措施水域的东南缘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5度58.3点之点，而台日渔业协议的东北缘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6度20分之点，中国大陆应与日本商讨将中日渔业协议暂定措施水域东扩至东经126度20分，与“台日渔业协议”的东缘一致，以此更贴近冲绳海沟底缘的中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海域主张。

台湾的自利行为

无论如何，在台湾弱小而日本强大、台湾未占有而日本却对钓鱼岛长期实际控制的情况下，再加上日本虽然不承认中华民国的主权，却愿意藉由日本驻台机关“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与台湾的“亚东关系协会”签署所谓“台日渔业协议”，彰显台湾的实体地位，在协议文字上又愿彼此退让，台湾当然乐于配合。在中国崛起的当下，争议海域的平静将日渐依赖大陆的自我克制，但大陆的克制却换来日本与台湾自行签订“台日渔业协议”，这是不是将促使大陆方面以更具体作为显示存在，将是未来观察的重点。

台湾的历史与当前所面对的内外环境，都使台湾对于海域争端有更多投机性，这一点不因领导人、执政党的更替而改变。民进党认为美日安保条约是东亚和平稳定的基石，台湾应扩大与日本合作，国民党也将美国、日本关系摆在大陆之上，只不过国民党能够更投美国所好，推进贸易投资的全球化、和平演变的大战略，并避免在两岸“生事”。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中日、台日之间达成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是最佳状态。

“亲美、友日、和中”意味台湾接受各强权的施予，寻求尽可能大的安全与经济利益，由形势的变迁决定自身的前途，不会想到承担与美国、日本或中国大陆冲突的风险，台湾对“台日渔业协议”或两岸共同开发东海资源都仍在这个既定框架下思考。如果不是大陆的崛起压力，既有的关系样貌没有改变动能。

来源：2013年5月《天大报告》（总第74期），原题为《东海新秩序下的“台日渔业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