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個世紀之初，西方曾經有過迷信市場經濟的深刻教訓。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年來，市場經濟對促進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發揮了巨大作用，立下了很大功勞。但是，我們也決不能低估市場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更加不能產生對市場經濟的新迷信。
一、30年實踐中市場經濟的功勞和弊病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逐步放棄原來以計劃經濟為主、甚至是單一搞計劃經濟的政策，引進、學習、吸收西方市場經濟的經驗。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根據鄧小平理論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無疑是正確的。由於市場經濟體制的普遍建立、市場經濟機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資源配置、調動人的積極因素、推動社會形成競爭向上局面等等方面，避免了舊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許多弊病，促進了社會經濟持續、快速地發展。30年來，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已經成為全世界不爭的事實。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由於市場經濟本身俱有的雙重性，30年來尤其是近20年來，它對中國社會經濟的副作用、反作用，也是驚人的。
1、市場經濟體制是一種利益驅動機制。它通過自我的利益驅動，激勵起人們在經濟行為方面的各種積極性。這一方面，它激勵人們去競爭、去創新、去尋找機會努力拼搏，客觀上使社會經濟發展增強活力，充滿生機；而另一方面，也在社會實踐中造成了相當部分人的自私自利迸發症。有的人為了個人或本位的利益而不顧一切，不怕冒各種風險。他們為一已之私、為本地或本單位之私，而不講道德、不遵法紀、不講大局，只看眼前不看長遠、不顧別人利益，甚至惘顧他人安危。在這些人眼裏，只要能夠追求到個人的利益目的，什麼貪污受賄、貪贓枉法、坑蒙拐騙、殺人放火，統統可以幹。於是乎，對自然資源、自然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的情況令人擔憂，腐敗的現象屢見不鮮、屢禁不止。這些問題，其實資本主義國家也一樣有，只不過各自的程度和表現形式不同而已。過去有人把它當作是資本主義的特征和固有的弊病來加以咀咒，現在又有人拿它來罵社會主義、罵中國——他們罵起來可不管是不是符合邏輯。其實，最應該罵的是市場經濟這個白天是人、夜裏是鬼的“兩面派”。
2、市場機制的突出特點就是強調自由，爭取平等。這一方面能夠支持、促進個人和企業自主地做出經濟決策，在市場上平等競爭，自主經營、自我發展和自擔風險；能夠按照產供銷各個環節的需求、條件的可能，自主地進行有效的資源配置，避免單一的、命令式的計劃的盲目性。另一方面，它的自由，是個人或者本位的自由；它的平等是獲取個體利益機會的平等也即是競爭機會的平等，而不是競爭結果的平等，更不是社會的公平。在我們的社會實踐中，有不少人正是打著市場經濟的招牌，為了自己的絕對自由、平等，而不顧妨礙別人的自由，不惜犧牲別人、別地、甚至於國家和社會的資源，去實現個人和本位利益的最大化；他們的自由，就是不受管制、不按計劃、不遵守政府的法規、法令；他們所爭取的機會均等，卻往往造成社會的不公平和人與人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在擁有財富上的不平等，甚至使地區之間、產業之間、社會集團之間貧富差距拉大、甚至兩極分化。這種情況，在資本主義社會都明顯存在，都有頑強的突出表現。半個多世紀以來，許多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自身的社會穩定和發展，吸取历史教訓，不斷采取稅務調節、強制或者鼓勵實行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法律、政策措施，以克服市場和市場經濟存在的這些弊病（有的講好聽一點叫“市場經濟失靈”）。而市場和市場經濟的這種弊病的存在和傳染，同實現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目標和理想，是格格不入的。真正有志於振興中華者，於此絕對不可以熟視無睹，而應該深刻地認識市場經濟的這些弊病，在克服這些市場經濟弊病方面做得比資本主義更好。
3、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機制、觀念在支持、幫助激活國家經濟的同時，其固有的局限性和強力的副作用，已經侵入到許多人的腦子中，影響許許多多人的思想道德觀念，扭曲人們的精神價值、文化價值取向。人們在享受經濟繁榮和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在忍受市場經濟弊病不斷傳染的痛苦；在贊揚改革開放的同時，也在垢罵諸如官場腐敗、教德教風和醫德醫風、以及其他職業道德和社會公德敗壞的種種現象。這種情況如果任其下去，必然要嚴重地損害、動搖社會主義中國的基本制度，危及國家和民族的團結、穩定和安全。
二、資本主義迷信市場經濟的慘痛教訓
從各方面的曆史資料可以看到，歐洲在十四、五世紀便開始了有意識的商品生產，並且在一兩百年間商品生產的規模越來越大，市場交易也變得越來越複雜，內容越來越豐富。“資本主義時代是從16世紀才開始的。”（馬克思《資本論》，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784頁）爾後，又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所描述的那樣，社會生產過程按資本——利潤、土地——地租、勞動——工資這個“三位一體的公式”運動著。首先是在英國、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家，從市場交易所體現出來的剩餘價值積累創造了一批批資本家。資本家們為了生產更多的剩餘價值和賺更多錢，又創造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推動市場交易的擴張和發展。而且到了20世紀以後，這種擴張和發展的趨勢還在更加激烈地進行著。英、美、德、日等資本主義國家完全有預謀地和有計劃地通過市場手段，除了對本國人民的剝削，還采取市場手段與武力結合的方式，大量地對亞、非、拉各個落後國家和地區的資源進行凶狠、殘暴地掠奪。總之，“各國人民日益卷入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馬克思《資本論》節選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頁）於是，很多資本主義國家的政要、理論家、經濟學家都把市場和市場經濟當作資本主義的特別法寶來加以描述和誇耀。也因此，人們過去一說到市場經濟，就很容易聯系到資本主義；一說到資本主義，就很容易聯系到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很多人甚至產生了對市場經濟的瘋狂迷信。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鐵板一塊，而且往往具有雙重性。亞當斯密所描繪的那只“無形的手”揮舞的是一把雙刃劍。市場和市場經濟培植和支持資本主義，而它的另一面利刃——極度自由、唯利是圖等等，卻對他們的社會道德、法制乃到整個民族文化進行腐蝕和破壞。更嚴重的是，它在經濟領域本身擾亂了正常的秩序，使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斷地爆發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其結果，幾乎要了資本主義的老命。就以美國為例子。
美國在早期實行的是“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提倡絕對地自由生產、自由經營、自由競爭，連銀行的牌照都可以自由拿到。上個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的經濟已經不斷出現“產品過剩”、勞動力過剩、失業率惡性攀升、金融市場越來越混亂、貧富懸殊加劇、社會動蕩不安的情況。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終於爆發了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美國股票市場全線崩潰。華爾街一天之內就有11個金融寡頭自殺。再到了1932年，全美國的失業率超過30%，工業生產下降46.3%，農產品市場急劇萎縮，以至“牛奶過剩”而繼續倒進大西洋。1932年12月4日的《紐約時報》在描述當時的情況時還寫道：“家庭和機關用穀物作燃料要比用煤磚更合算。”就在國家的財政困難嚴重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十多萬退伍軍人湧進首都要求“補償金”，不斷發生搶奪、暴亂，幾乎把華盛頓變成廢墟。加上舊金山的工人運動風起雲湧，席卷起美國其他地方的工人浪潮接連不斷。連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人也都以為美國的資本主義未日已經來臨。（參考《光榮與夢想——1932至1972年美國社會實錄》第一部第一篇“最慘的一年”，美國威謙.曼徹斯特著。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出版）羅斯福於1933年2月就任美國第32屆總統。新一屆政府吸取了過度自由的市場經濟的教訓，施行“救亡”的“新政”就是用強硬的指令性的手段對經濟運作進行計劃和調控，包括對銀行進行管制、整頓金融市場秩序、頒布“全國農業複興法”、“農業調整法”等等。這才使美國的社會得以穩定下來，經濟得以逐步恢複，也才能夠在以後有能力應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且發了一次橫財。
上個世紀中葉，面對著社會主義蘇聯的迅速強大、東歐和亞、非、拉出現了一大批社會主義國家的局面，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是加緊互相之間的經濟聯合和協作，加強自己國內經濟的調控，一方面進一步學習和吸取社會主義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的經驗，並不斷加以改進。二戰失敗後重建的德國則明確宣布他們搞的是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既反對經濟上的自由放任，又要把經濟稿活，將個人的自由創造和社會進步利益結合起來。（參考《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簡史》第三章、第五章，樊亢等編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這也就是資本主義國家不但“垂而不死”，而且在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現代化方面走到社會主義國家前面的很重要原因。
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得過諾貝爾獎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SAMUEL SON)幾十年來對其所著的《經濟學》不斷地進行修改、補充，並且大篇幅地加進對市場經濟雙重性的論述，明確指出：“市場不靈(market failure)——不完全競爭、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等——經常破壞我們在討論效率市場時所假想的那種抒情詩般的意境”；“每一個經濟都屬於混和經濟，將私人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因素結合起來。”（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29頁，人民郵電出版社2004年）。
看來，資本主義經過慘痛教訓之後，對市場經濟已經不再迷信了。
三、我們要建立的應該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經濟體制
現代社會的高效率的經濟體制，都必須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兼容並且緊密結合的經濟體制。
鄧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天到深圳等地方視察的時候，就明確地指出：“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馬洪主編《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第3頁，中國發展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手段總是為目的服務的。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為了高效地發展生產力、強國富民，必須不管是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充分地利用，並且在實踐中更好地把兩者緊密地結合起來。在這一點上，資本主義國家似乎早就有了覺悟。如上所述，薩繆爾森等西方經濟學家早就提出：“每一個經濟都屬於混和經濟，將私人市場與政府干預的因素結合起來。”在西方盛極一時的凱恩斯主義主張的就是國家要對市場進行干預、調控。現今的美、英、德、日等，他們還是大講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但是在國家對經濟的幹預、調控方面，在關鍵時刻、關鍵部位的力度，往往比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要強硬得多。
中國過去曾經只要計劃經濟而忽視、排拆市場經濟，結果吃了大虧，生產力發展緩慢，國家的經濟基礎薄弱，老老百姓還要為溫飽而憂愁。現在又有人反過來迷信市場經濟，把市場經濟當作靈丹妙藥。他們不敢講計劃經濟，甚至抗拒、排拆計劃經濟。其結果，同樣會把某些單位、部門、地區引到邪路上去，會讓國家吃大虧、老百姓吃大苦頭。
為什麼會對計劃經濟、市場經濟產生片面、極端的錯誤認識呢？究其根源，在於沒有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兩點論。
第一、在現代的整個社會經濟基礎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本來就是對立的統一。沒有自由市場，就不會有對經濟的計劃和調控；由於信息的溝通、資源配置等原因，而使計劃經濟不可避免地出現某些盲目性，所以需要自由的市場來進行補充、合理調劑；由於總是存在著那只“看不見的手”的無形作用和不規範行為，所以總是渴望有序和穩定的社會民眾需要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出來計劃、調節、管理。計劃和市場兩者之間總是既對立、又密不可分的。
第二、人們往往容易忽略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兼容性和互相依存性。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不只是一般的對立統一。它們在互相對立、相互排拆的同時，又是互相依存、互相兼容的。一百年多來世界的實踐已經完全證明這一問題。許多國家和地區早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時至今日，世界上已經沒有一個國家、地區實行純粹的市場經濟，或者純粹的計劃經濟。在這些形形色色的混和經濟中間，只不過是有的市場多一點，有的計劃多一點；有的把兩者結合得好一點，有的結合得差一點。沒能夠充分認識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性和兼容性，實踐中就往往缺乏掌握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使兩者混而不和，貌合神離，當然就不可能建立高效率的經濟體系。
第三、我們還必須更進一步地看到，一個經濟體系是否能夠達到高效率，內因雖然是其運動、發展的主要原因，但是外因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當今世界，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互相交融。一個混和經濟體系，不但要有良好的經濟體制和機制，而且必須有社會的崇高理想和健全的法制、良好的社會思想道德與之配套，才能夠成為一個高效率的經濟體系。
2007年下半年開始從美國爆發的“次按”危機，原因並不是美國的混和經濟體系不夠發達、不够机敏，而恰恰是某一些聰明過頭的美國人利用發達而又複雜的市場機制、惘顧社會的整體利益進行市場投機；同時美國政府又放任自流或者至少是疏於監管。不道德的完全自私的發財夢想和取巧投機、加上法制的缺失，使越吹越大的市場泡沫終於爆破，不但使號稱世界第一經濟強國的美國陷入了經濟困境，而且正在對世界造成嚴重的經濟禍害。
2008年5月中國四川發生的大地震，造成了10萬人死亡、幾十萬人受傷、幾百萬人無家可歸，使中國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損失。可是中國的社會經濟運作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而且基本是正常的。主要原因，並不是中國的經濟基礎特別強硬、社會經濟機制特別發達和靈敏。而是“一方有難，四方支援”的友愛精神，是中國人民“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精神品德和傳統作風在起最重要的作用。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世界100多個國家不但對中國在精神上給聲援和鼓勵，而且捐贈了大筆款項、大批物資，派救護隊到受災嚴重的四川地區參加救援。中國的未受地震災害的其他各個省、市、特區，更是捐出兩百多億款項、無數急需物資支援四川、陝西、甘肅等受災地區。神州大地掀起了獻愛心的熱潮。所有金錢、物資、人力支持，沒有一分一毫的市場交易、不需要任何市場契約，其動因完全是出於高尚的道德的無窮力量。再者是中國政府的盡心盡力和高效指揮、運作，使得中國在空前的大天災面前益窮益堅，社會經濟保持良好的狀態。
古今中外，有無數的正反生動事例說明：崇高的理想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進步的動力，就像巨輪的發動機、以及飛機、汽車的馬達；法制和道德則是巨輪的龍骨、飛機的兩翼、汽車的雙輪，是其能夠平穩、飛速前進的保障。只有經濟機體，而缺少動力、喪失平衡保障，任何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是絕對不可能快速、健康、持續地發展和前進的。
因此，中國現階段和今後的改革目標，應該根據中國的實際，通過創新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型經濟體系。在當前，尤其必須破除對市場經濟的迷信，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緊密地有機地結合起來，同時大力倡導和牢固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振興中華的崇高理想，不斷建立健全法制和具有中國特色的良好道德體系。誠如是，則國民經濟持續、健康地發展，和諧社會的形成、中華民族的振興，必將指日可待。
（作者：深圳經濟特區研究會幹事會成員、深圳市專家聯誼會副會長，原深圳報業集團、香港商報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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