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份，是中共治党理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月份，尤其是面对“三鹿奶粉”事件，中国执政当局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处理，展现了要提升管制能力的决心。就在这一个月里，中共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分别在不同场合密集发表了很值得深入探讨，且关系到中共执政地位的重要论述。
以日期排序，首先是九月一日，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的讲话里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将来的主要任务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习近平以中共高层领导人的身份又一次提示中共这一重大“转变”，并强调了“执政党”和“执政水平”的概念，其实有着重大的意义，表明了中共与时俱进的危机意识，因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执政的表现上，它是必须接受检验的，而不再是以前那种理所当然的执政坐天下。而他在这个时候提出“党的先进性”这个概念，尤其有启发性。
接着，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干部专题研讨班”十九日的开班式上讲话，态度就更严厉了。他指出：“今年以来有些地方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食品安全事故，从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作风飘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实，有的甚至对民众呼声和疾苦置若罔闻，对关系民众生命安全这样的重大问题麻木不仁。”胡锦涛的这段讲话当然是针对当时发生的“三鹿牌”毒奶粉事件而发，气愤之情溢于言表。中国大陆干部的官僚气、颟顸、因循守旧等问题已被他提上台面。
之后的九月廿一日，中共政治局常委、总理温家宝巡视了北京儿童医院、社区和商场，他对毒奶粉问题表示：“作为政府，我们感到很内疚。这起事件除了暴露出政府监管不力外，也反映出一些企业缺乏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良心’。我们不仅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这样的企业，必须加强整顿，一个也不放过。”
民众福祉与中共形象被剥削消费
三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在短短一个月内密集讲话，体现了中共高层对执政党管制能力能否向上提升问题的危机意识。无论他们是否针对具体而急迫的如“三鹿牌”毒奶粉问题，但他们所指涉到的，都是一个攸关中共未来能否长期执政和中国未来发展至钜的共同课题，那就是经过卅年改革开放，中共在转型过程中出现和积聚的问题，以及中国社会和执政党面对的管治（governance）问题。
中国这卅年来的改革由于筚路褴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不少官员，延续着过去官本位的积习，官尊民卑，一切得过且过，出了问题就官官相护，能捂就捂，能盖就盖，反正稀里糊涂过着高高在上的日子。至于做生意的、搞矿场的、开工厂的，尽管许多人老老实实做事赚钱，但也有不少人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机会当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于是伪劣商品，特别是食品药品等遂告泛滥，厂灾与矿灾也极频仍，这是一种新型的剥削关系。它剥削着消费者、劳工与矿工，也剥削消费着中共和国家的形象资本。
中国过去积贫积弱太久，对消费品质与工作品质的需求不高，吃到坏东西只要不死人，大家都马马虎虎，吃到上吐下泻与生病，也多半都自认倒霉了事。买了品质不好的住房，也自认上当学乖。在一个一切将就的社会，必然导致该社会对品质的要求与检验松懈，也是冒险生意人大行其道的机会。近年来中国的伪劣黑心商品泛滥，而丑闻弊变多半都是在外国被揭发。这绝非中国自己卖的都没有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已被一个复杂的机制所吸收及消音掉了。这个复杂机制里有中国草菅人命的积习，麻木不仁但又官官相护及官商相护的传统，专业品质检验机构的泄沓散漫，媒体揭恶扬善、举报不法的功能不彰；民意机构如人代会和政协缺乏反映社会及民情的能力；中国人性格里那种一切将就、吃亏也息事宁人的善良懦弱在作祟。
因此，“三鹿牌”毒奶粉事件，以及因此而愈闹愈大的乳品问题，我们绝不能认为它只是一起或多起孤立事件，而应当作体会到它其实是孕育这类事件的因素的一次总爆发，意思是说它是中国乳业，甚至是整个食品工业长期泄沓颟顸的系统性积弊的一次大显示。北京领导层随着“三鹿牌”奶粉案的持续发展，已对它的严重性有了理解，遂陆续对负责官员开铡，至今已有石家庄市长、副市长、畜牧水产局长、石家庄市委书记等先后去职，最新发展是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下台。由高官问责，已可看出北京是真的在办此案了。
管治能力与执政者的道德正当性
由“三鹿牌”毒奶粉案，再加上三个领导人相继的谈话所涉及的课题，可以说随着改革开放卅年，由于社会发展已使得社会内容及社会复杂度增加，旧的党政官僚体系，无论在管理的方式、态度与能力等方面皆已严重滞后；而社会本身，特别是工商领域，由于缺乏他律的督促和自律的觉悟，工商部门的纪律（即责任感与道德心）也日益变得迫切。
无论任何社会，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乃是配对的共生体。如果政治精英与企业精英能在政治治理和企业治理上展现高度效能，提高政府和企业的领导力与竞争力，甚至是道德力。这个共生体就会成为人民相信、国际尊敬、国家向前的动力。如果政治精英颟顸无能，且缺乏远见，而只是依靠他们的权力身份而得到名与利；如果企业精英只是懂得侥幸牟利，而忘了纪律、责任与道德，则他们只不过是暴发户而已，将来势必在更大的竞争下失败。
“第二国际”时的意大利思想家及政治行动家葛兰西曾提出过所谓“文化霸权论”，他所谓的“霸权”指的是一个政党必须展现出主导全局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必须有未来的制高点，否则即难以领导人民。他的“文化霸权论”是旧名词，用新名词来说，就是一个政党必须藉着现在的治理能力，对未来的愿景能力从事有效的统治，方足以享有统治的道德正当性，否则即难免沦为被抗议、被人民不满的对象。
因此，由近年来各类政治及工商管理上重大事故频传，它其实已显示出经过改革开放卅年的且战且走和一切将将就就那种旧观念、旧作风、旧体制，已到了完全不符需要的地步。北京领导层的确已到了必须配套进行体制改造与重编的时候。毒奶粉案已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大案来看待。根据此案所显露出来的讯息，而后参考世界进步的轨迹，展开一轮大幅度的改革，或许才是接受教训，从教训中以全新面貌再出发的契机。
而论未来的改革，这次毒奶粉事件，北京当局震怒，“麻木不仁”、“没良心”这样的重话都已出现，于是遂根据《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分别快速处理了多位地方及中央高官，最高已到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这个层次。如果再加上不久前孟学农被两度问责，辞掉山西省长职位，都显示出北京高层要切实落实问责制，重建官吏用心负责新态度的企图。对于这些问责惩办，自然不能不予以肯定。
执政与当官都是责任的开始
不过我们必须坦率指出，目前中国这种中央及地方高官的问责制，其实仍是由上而下，具有明显人治色彩，也是具相当主观性及随机性的政治治理方式。以目前的处理模式，官吏被究责，仍是看他碰到的案子闹得有多大，舆论及国际反映有多严重而定。这样的究责，多少有一些杀鸡儆猴以平民愤的用意。但如何在由上而下的究责之外，也强化由下而上的机制，使究责更加全方位，让当官的清楚知道官不好当，当官即是责任的开始。对此，下述层面也应强化：
- 内部管控考核体系的强化。这是“管控的内部化”。官吏行政最初的监督考核，都必须由内部的管考体系来发挥作用。但这样的体系在过去显然不彰。当主官权势薰天，这种体系即难免边缘化；当主官势头不佳，这种体系即难免沦为内斗的渊丛。因此，需要建立一个独立、公正、能够了解全局的管考体系。
- 外部监督的制度化。一切管考监督都必须有民意部门的角色，而在中国，各级人代会与政协就应扮演这样的角色。人代会与政协不能只是官僚体系的周边环节，用来做平衡权力分配的筹码，而应在它的“民意性”方面强化。
- 赋予专业团体警戒和专业监督的功能。专业团体，如每个职种的工程师和技师团体、专业科学家团体，以及诸如律师、会计师等团体，由于业内经验丰富，而且多半对新进经验有认知，在西方早已成了创新、警戒、监督甚至创造新议题新方向的主要角色。西方许多重大预警性的问题都是先见诸专业刊物或专业团体的“新闻信”内部刊物，然后才被大众媒体或国会议员引用。中国对专业团体已必须有新的认知，这也是过去很少考虑到的课题。当政府系统能藉着这种安排而将技术专家的力量引入，也使强化治理能力有了更强的专业基础。
- 赋予媒体揭露真相和提出建议之功能。这个问题近年来论者已多。对一个现代化国家，媒体的开放和揭露功能的强化，乃是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媒体的强化，对政府是多了平台与耳目；在统治行为上，则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有了桥梁与缓冲。当媒体功能不彰而只是歌功颂德或掩饰真相，当发生问题，政府就必须直接面对群众，在统治行为上，这乃是一种最坏的结果，政府只会因此而自毁威信，党政部门对此不能不知所警惕。
由以上四点，我们当知道，中共建政将近六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卅年，的确已到了必须在体制与操作上进行调整的时候了。
提高管制能力以获人民信任授权
过去中国社会单纯、人民需求低、服从性高，革命时的贡献不受怀疑。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效果和人民需求增加，再加上新技术和新工具的出现，党与政府已不能而且不可能再享有天经地义的特权，而必须考虑执政地位的合法性问题，要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工具，以获得人民的信任与授权（mandate）。
这是政治发展的方向，也是共产党必然的转型。它必须透过让新兴角色的参与，从而扩大权力基础，它必须将自己定位成是个随时接受人民考验的单纯执政党，除了管治能力外，没有其他可依凭的条件。
而管治能力的提高，除了要有更多管理考核与监督参与外，更重要的是还要有更多知识。因此各行各业的研究开发机构已势所必需。这种机构有研发创新的天职，也有担任政府技术咨询对象及防弊预警的义务。当上述配套出现，党政内部的领导力、执行力与创新力才有依靠，从而始能产生道德力。当一个政党能以新的方式与态度来运作，又何患不会与时俱进并受到人民支持呢？
在讨论过党政部门的调整问题后，再就企业而论。根据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人们早已知道西方十三世纪商业与贸易在意大利诸城邦兴起。当时的工匠行会及商人基尔特组织即已形成了所谓的“纪律”，其中有他律和自律两种成分。被人要求是他律，自我要求是自律，而自律则扮演了较大的角色。由当时存留下来的行会章程文件，我们已知道工匠行会早就知道生产伪劣商品有损职业集体的尊严，因而相约拒绝生产伪劣商品。不生产伪劣商品，由于商品有了客观性而不再是碰运气，生意才会愈做愈大，商业行为也才会更节省周边成本。这种自律即荣誉，即纪律，也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理性”的主要成分。
执政党要建立官-产-学三位一体稳定核心
而这种资本主义的纪律，乃是中国工商社会最少的成分，也是近年来伪劣黑心商品泛滥及中国生产环境恶劣的主因。中国工矿生产条件脏乱不安全，中国不肖商人太多使得买卖常要碰运气。上述这些现象如果不改善，“中国制造”的标签就会是个坏符号，将影响并阻碍中国企业的壮大和进步。对此，政府应加强监管，严厉执行；人们及媒体举报不实，使其有改革的压力；政府立法，加强惩处以形成他律，都有一定的作用。
但中国人可能很少想到的，乃是自律的这个部分。如果政府能让各行各业的公会负起更多责任强化自律，可能比由上而下的监督处罚更为有效。公会在自律问题自主，该行业的成员就会承受到业内同僚的压力。这种业内自律通常都会比政府的他律更有效果。中国官方应当考虑，发挥同业公会等业内组织的自律功能和其他功能，其做法乃是政府分散权力，培养更多各行各业领袖。当各行业有更好的领袖，他们自己更会以身作则，也更会向业内后辈施压，这种企业领袖多了，政府与精英的共同体架构就会出现。如果再加上学术力量，一个“官—产—学”三位一体的稳定核心力量就会水到渠成。西方社会毫无例外的都以这种“官—产—学”架构为其基础。北京当局在对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未来功能设计上，这个部分尽管极为陌生，但仍不妨参酌。
因此，今年中国庆祝和纪念改革开放卅年，在追怀这卅年所做贡献时，更重要的或许是要警觉到，卅年已过，新的系统性问题已一一出现。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每次改革都解决了旧的问题，但留下更多更大的新问题，必须用更大更有愿景的新改革来加以匡正。中国共产党当家已非天经地义，而必须做个更有能力更能创新的执政党来替人民谋取福利，缔造富强的国家，构造和谐的社会。这话说来容易，做来却难。改革体制，用分散权力来扩大政权基础，替自己的执政建立起更多知识与道德力量，或许也是下阶段必须要走的路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