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债务帝国的崩坏
（编者按：此文是南方朔先生今年3月28日所写，此次发表前进行了一些编辑修改，包括根据美国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增加了一些最新的数据和资料。南方朔先生认为，华尔街今天的金融海啸以及对全球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其实是美国双赤字财政结构和美国金融扩张主义的后果，也是金融话语权被华尔街金融寡头垄断后结出的苦果。而在世界各国深受其害之际，国际社会已必须检讨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和G8峰会寻找应对之策。）
今年三月下旬，我就撰文批判，指出最近廿多年来，全球经济在一九八九年世银经济学家威廉斯（John Williams）所鼓吹并造成的“华盛顿共识”下，放任金融主义已取得了支配权，并使全球经济的话语权落到了华尔街金融寡头旗下的分析师手中。它也成了过世不久的美国元老经济学家高伯瑞（John K. Galbraith）所说的“似是而非的通俗见解”（conventional wisdoms），那就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不加反省地认为“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后进国对国际资本进出愈放任，就愈会得到“对资本友善”（capital-friendly）的称赞。经济学似乎已经消失了，只剩下金融投资理财学，好像只有放任自由、不加管控约束的金融，才称得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因而理所当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自由度的最重要标准之一。
经济学概念被严重扭曲
正因为经济的话语权已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改变，经济学的概念被如此严重扭曲，终于产生了严重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次贷风暴，并在之后持续扩大，进一步变成了今天华尔街的金融海啸，其危害已经波及全球。而原先那种“股市好就经济好”、“房市好就经济好”的逻辑，当然也就延伸成“救金融就是救经济”、“救券商、救金融公司就是救经济”的美国政策。美国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出手接管‘房利美’和‘房贷美’；紧急提供保险业巨头AIG八百五十亿美元贷款，购进约八成股权；以及由布什行政当局提出交由美国国会通过的逾七千亿美元救市方案等，就是这个美国国策的具体体现。
目前，美国的金融灾难事实上已由最开始的次按房贷蔓延到优质房贷，由投资银行蔓延到一般的商业银行。今年四月，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率先倒下；9月，成立一百五十八年的华尔街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申请破产保护；与此同时，成立九十年的投资银行美林证券同意将该行以440亿美元卖给美国银行；硕果仅存的两家华尔街投行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也转型为普通商业银行，宣告了在全球金融市场翻云覆雨的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从此成为历史。
随着金融海啸的蔓延，美国普通商业银行事实上已经是百孔千疮，至今年第二季度，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问题银行观察名单上的数目已经急升三成，至一百一十七间；而据估计，最终出问题的地方商业银行将达数百家之多。
金融海啸蔓延商业银行
为挽救金融危机，美国政府可以说是出尽了各种招数。今年前三个月，美国联储局即已三度大幅降息，年利率由百分之四点二五降至百分之二点二五，利息已低过预估通胀率百分之二点五，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负利率”阶段，但效果还是不彰。我当时就指出，美国政府这种思维之目的，当然是要藉此把残余的储蓄以及进入美国的金钱全部逼到金融投资市场上。
从那时开始，美国政府财政部和联储局实际上就已经持续出重手，要将国家财政用来支撑主要券商及投资银行，包括后来先后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对此，由于经济话语权在华尔街金融寡头手中，他们对这些手法当然额手称庆。但问题在于，任何公共政策都必须有它的道德合理性，当政府大力使用公共资源援救那些把问题搞坏的金融肇事者，其道德合理性何在？当今媒体宣称“公司太大不能倒”、“次贷问题太复杂不能倒”，并以此来合理化政府的援救政策。殊不知美国政府此举其实是在饮鸠止渴，挖更大的洞来补前一个洞，洞来洞去，只会让问题更加恶化。
去年次贷问题初现时，即有人主张美国应对信用市场作出“健康性的紧缩”，用短痛来防止长痛。但这种意见当然不可能被华尔街金融寡头集团所接受，于是问题遂在拖延中加速恶化。而今更大的风暴已经出现。
救市措施的道德成本
今年三月时，我就指出美国政府推出上述抢救措施的道德成本包括：
（一）它等于是把全球当成了“以邻为壑”的对象。它进一步地放松信用，这等于让美元更加过度供给，进一步造成美元贬值。从那时开始，美国债市股市房市皆告崩塌，美元的持续贬值，不但造成商品市场预期心理以及现实汇价压力下的超涨；而美元的一再过度供给及贬势不休，也使得美国本身的资金及国际美元在一段时间内大举进入石油及各种金属粮食原物料期货投机市场。这就是说，美国已成了通胀输出的元凶。记得当时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在出席塞内加尔首都达卡尔举行的“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时即明言当时的石油供需正常，油价上涨乃是美元持续贬值所造成的热钱避险投机炒作所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执行长希兰女士，也明言粮价上涨中的投机因素，美国的通膨及通膨输出，已对全球、特别是全球的穷人造成了极大伤害。
（二）除了通胀输出外，由于美元持续贬值所找成的避险美元流窜，许多特定国家都出现汇市和股市等的起伏动荡。例如日圆即因当时投机美元的大量进入而急速升值，使得出口部门因货币急升而哀鸿遍野；再如印度乃是一个国家自主思维能力不足、长期屈服于国际资金下的国家，这也使得它被扣上“对资本友善”的封号，但印度付出的则是过去几年股市及房市价格高涨，高消费的进口蓬勃，名牌商店泛滥，而人民生活费用昂贵，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代价。近年来印度已持续发生多起大型因为物价高涨及土地征收产生的暴动。最近国际美元流窜，在印度股市杀进杀出，已对印度造成极大的伤害，这乃是美元贬值造成的通货膨胀输出之外的金融动荡输出。自从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为国际资金流动设限之声即已出现，但因它不符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利益，当然没了下文。现在这种资金流动所造成的问题正以更大的规模在全球发生。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的“邻”已不再是以前的“邻国”，而是指全球，“以邻为壑”即是以全球的通胀及金融动荡为代价。怪不得联储局前理事主席葛林斯潘也要承认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迄今最大的金融危机了。
因此，美国政府这次不再谈它以往经常挂在嘴上的“由市场机制决定”这种话，而是大举以公共资金及货币政策来救援券商和投资银行，并不惜将利息降到负利率，企图把所有的金钱都逼到信用市场上，以扩大流动性，联储局甚至为此而将一向列为优先且和一般人民密切相关的抑制通胀排到了第二位。这种“救市场第一”的政策，其实也反映出了美国华尔街金融寡头在现实权利体系里其“政商一体化”实力的强大。
国库券本位的“美元时代”
其实，自从一九七零年代初金本位制结束，美国以其独大地位而以“国库券本位”（Treasury Bill Standard）取而代之后，即进入了所谓的“美元时代”。从一九八零年代起，它即以外国顺差的国库券形式支撑了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及财政赤字这“双赤字”。而在一九八零年代，它更追求低利高借贷的宽松信用政策，将国内外的美圆资产诱导进入股市及房市，以价格上涨的利润作为扩充消费的根本。在这种政策下，美国已形成了一种普遍的价值，那就是愈能借债，愈能操作投资投机，则愈能被视为成功。债是国家得以维系的根本，债也是个人致富的关键。信用过度宽松所形成的债，其实也是金融服务等不断得以扩充的根本。而除了将国际收支逆差的债以国库券的形式抑注外，将信用市场宽松化后的借贷灌注进入股市房市外，一九九零年代的“会计创新”（Accounting Innovation）及“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更让金融服务业的得以享有更大的放任空间从事国内国外的扩张活动而不受规范。而在“金融创新”上，最可疑的则是将金融房贷的债务经过转化包装而变成衍生性商品，透过三大信用评等公司的背书，而向全球兜售。它也就是所谓的“次贷风暴”的源起，也是今天金融海啸的起始源头。
许多金融机构、地方的年金基金以及私募基金，还包括欧亚各大银行，都以境外金融中心的帐户投入这种衍生性商品的市场。在次贷风暴中几个比较严重的案例，如全球最大私募基金之一的“凯雷集团”（Carlyle Group）频临破产，德国的德意志银行因次贷而亏损最重，他们就是以境外的方式操作，长期隐瞒所致。这种衍生性商品的包装及评等，在去年G八峰会时，就被法国总统萨科奇一语道破，他批评华尔街三大信用评等公司的背书形同国际金融诈欺，乃是次贷风暴的元凶，应予特别调查和追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在当时的社论里明言“诈欺在次贷销售里是如此的猖獗”。只是我们也知道，由于这个问题乃是华尔街金融寡头一手在操作，美国当然不可能同意它是一种必需用调查追究的诈欺。
美元双赤字及金融扩张是危机源头
因此，由一九八零年代的信用宽松及低利率，我们亦可说这是华尔街金融寡头将金钱逼诱到金融投资体系的一种操作模式；而一九九零年代后的金融创新及次贷问题，则是进一步要把外国的资金及储蓄也吸收进华尔街寡头系统中。这是金融权力的扩张主义，而这种扩张也显示在这样的结构变化中：一九八零年代，美国金融服务业在全美公司利润里只占百分之十，到了二零零七年则已达百分之四十；金融服务业公司的股市市值比例在一九八零年代只占百分之六，现在则高达百分之十九。
所以，由次贷问题延续而成的信用危机，到今天的金融海啸，在解释观点上，或许我们并不宜接受华尔街的说法，只用技术角度视之为一种流动性不足所造成的危机；毋宁更应该从美元时代的美国双赤字结构及金融寡头持续扩张后所造成的超级大泡沫而解释之。这个超级大泡沫绝对不是共犯结构成员标准普尔信用评等公司月前所说的只有2,850亿美元的损失。当今的危机正持续扩大，许多亏损还隐藏在所谓的“债务隧道”内及会计账内，单单目前几个主要的金融机构和私募基金所亏损的就已不止此数。
美国当代主要金融问题批评者、密苏里大学荣誉教授哈森（Michael Hudson）不久前在新版的《全球裂缝》（Global Fracture）中即指出，美国在金融领域以外国贸易顺差（即外国的外汇存底）来抑注美国赤字，对内对外从事金融扩张，取得全球金融支配权，将外国储蓄纳入华尔街寡头体系；此外还透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以及许多发展顾问公司，向全球（特别是主要原物料生产国家）推销举债发展计划，据以掌控原物料的供给。这乃是一九七三年第三世界债务仅一千三百亿美元，到了二零零六年已暴增到三万二千亿美元的原因；当然，这当中还有众多原因，其中包括选择性的保护主义、军事主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哈森将此称之为“超级帝国主义（Super Imperialism）。因此，美国次级房贷问题的发生，就其逻辑而言，只不过华尔街政商寡头要把外国民间储蓄纳入到华尔街掌控的范围内的一种手法而已，它要以全球的原物料和财富支撑美国一国的繁荣，这乃是上述一切手段的基本思维逻辑。
国际经济新秩序必须重建
而今这个金融债务帝国已难以为继，由于它本身就是个超级大泡沫，纵使基于政商寡头们的共同利益而用公共资源及贷币政策加以援救。但它在收效之前，就已先造成了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并将这种通货膨胀输出，造成全球许多国家汇市股市的动荡。而今美国赤字仍在快速扩大，单单伊拉克战争一役，二零零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里兹（Joseph Stiglitz）既表示它不是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最多几千亿美元”，而是可能高达三万亿美元。在这种赤字财政及美元泛滥的淤泥中，美国通货膨胀问题的结束实际上还早得很。
因此，当今全球已为此而饱受伤害，特别对穷人的伤害更大。穷人的微薄收入里，单单食物和必须的交通费用即占了大半，只要油价和粮价上涨，就足以哀鸿遍野。这也意味着在这个美元支配的时代已开始松动的时刻，各国外汇存底的管理，物价的控制，穷人的照顾，都必须要有所准备。而更重要的，乃是对当今的全球金融及经济秩序已应当要有更深刻的认知。在这个各国皆深受其害之际，已必须就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问题，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及其峰会上提出讨论，寻找应对之策。它应当像欧盟一样对各国的赤字问题、国际资金的流动、国际汇率机制等表达关切。也应对次贷问题和目前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源起和责任加以追究，并让这个问题进入未来G八峰会议程表。这也就是说，现在已到了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必须一步步重编的时候了。
（南方朔先生为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著名政论家。任香港《亚洲周刊》主笔，台湾《新新闻》周刊创办人之一，曾任《中国时报》记者、专栏组主任、副总编辑、主笔等职。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