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21-10-22
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衔接，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是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海啸以及近期影响全球的新冠疫情，从不同程度上暴露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缺陷。在资本逻辑影响下，劳动者失业率上升，收入增速缓慢，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较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依靠“无形的手”配置资源的自由主义经济运行方式，使其难以在现实中克服与生俱来的劳资矛盾，贫困问题成为困扰西方一些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过数十年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尤其是近年来精准扶贫策略的推进，创造了在现行贫困标准下使8亿多人摆脱绝对贫困的世界性奇迹，在理论上破解了西方国家“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在实践上摒弃了新自由主义的逻辑缺陷，向世界展现了脱贫攻坚的中国优势与“中国智慧”。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让人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完善的反贫困制度基础和科学的经济运行机制。2021年8月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共同富裕被列入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从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有效衔接，是社会主义国家从理论到实践不断自我完善的必然结果。
西方自由化国家的反贫困逻辑必然导致贫富分化
当今世界仍有数亿穷人挣扎在饥饿与贫困的泥潭。西方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缺陷以及西方国家反贫困过程中暴露的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表明这些国家难以从根本上克服贫困。以阿马蒂亚·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的现代贫困理论认为，贫困不仅是来自于收入或消费的匮乏而导致的物质性贫困，更来自于受人的基本的可行能力被剥夺的影响，即能力的缺失是贫困的根源。按此理论逻辑，西方贫困理论认为，摆脱贫困的根本在于给穷人在法律上赋权，即使每个人都有获得受教育、提升能力的机会，穷人自然就具备摆脱贫困的能力。在西方贫困理论指导下，发达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持续投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扶贫援助资金，却至今收效甚微且预期不佳。
对此，当代西方贫困理论试图从更深层面挖掘贫困的根源，并据此将贫困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例如阿马蒂亚·森提出的“权利型贫困”、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能力型贫困”、罗格那·纳克斯和冈纳·缪尔达尔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型贫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丝特·迪弗洛提出的“文化型贫困”及世界银行提出的“人文贫困”等等。尽管西方贫困理论研究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西方一些国家却一直陷入反贫困的“伊斯特利悲剧”泥潭，既使是美国这样高度发达的国家，仍然难以摆脱贫困的困扰，加之世界政治经济的动荡，使得世界反贫困的“伊斯特利悲剧”变得日益复杂，也是阻碍很多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穷人的贫困并不是经济运行的决策者们所应重点考虑的，因为经济增长具有自动减贫的能力。以罗杰斯为代表的“涓滴效应”理论家们认为经济增长能够自动消减贫困，即使政府没有任何特定的手段和措施推进减少贫困，经济增长仍会使总财富增加，并间接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劳动者工资等，最终使穷人受益，实现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这一理论引起了里根政府的极大认可，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主张通过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等途径实现经济的复苏。里根政府认为，维持自由放任将不但使市场中先富起来的人受惠，也最终使最贫困的一群受惠，财富如水滴一样由富裕阶层向下“涓滴”给穷人，因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必然会惠及全体，包括贫困人群。
然而，西方国家长期陷入反贫困的“伊斯特利悲剧”的事实表明，西方贫困理论试图掩盖私有制是贫困的根源这样的事实，不承认私有制条件下分工的不平等以及剥削才是贫困的起点，仅仅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其摆脱贫困的最终结果只能是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结果，只能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中国从脱贫攻坚到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从脱贫攻坚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的必然结果。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摆脱贫困奋斗目标的理论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脱贫攻坚领域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理论逻辑起点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其理论价值在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并在反贫困实践中获得了成功的验证，其实践价值在于不但展现了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完善的反贫困制度基础和科学的经济运行机制，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确立到收入分配的平等，其逻辑终点必然是共同富裕。马克思主义的反贫困思想认为，贫困发轫于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的异化劳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度是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依托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通过推行数十年大规模扶贫开发及精准扶贫，以消除绝对贫困为标志，完成了摆脱绝对贫困的历史使命。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体现，为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2020如期实现脱贫攻坚收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大规模扶贫开发提供了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消除了起点的不平等，追求公平与公正的终极目标，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在大规模扶贫开发中发挥了较高的动态效率，这是以资本效率为目标的私有制国家所不具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共同富裕目标的确立，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丰富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主义国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历史必然。
纵观新中国发展的历史，贫穷是阻碍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的巨大制约因素。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克服了旧中国留下的一穷二白的困扰，致力于长期摆脱贫困的实践，为全体人民迈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的反贫困实践总体经历了“通过制度变革打下反贫困坚实基础（1949－1978）”、“通过经济开发推动广泛脱贫（1978－2012）”、“通过精准扶贫全面消除贫困（2012－2020）”三个阶段。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广泛脱贫”与“精准扶贫”两个重要阶段推动中国实现了脱贫攻坚由量变向质变的转变，减贫效果呈现不断递增的阶段性特点。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的努力，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夯实了理论与现实基础。
攻克相对贫困是中国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
共同富裕目标的确立，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反贫困发展逻辑演变的一个必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等反贫困思想长期思考的基础上，长期理论积累与实践探索的结果，它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目标，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带动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向着新目标前行。中国在实现“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重要的治国理政目标之后，再次确立了共同富裕目标，努力使扶贫事业实现由量向质的跨越式飞跃，中国人在反贫困过程中经历了解决饥饿、满足温饱、大规模扶贫开发、脱贫攻坚这样一个演变历程，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表明了中国人全面战胜贫困的决心。
共同富裕这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确立，是以消除两极分化和摆脱贫穷为基础上的普遍富裕。只有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终结贫困、走向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不可否认还存在着一定规模的相对贫困人口，这些相对贫困人口的存在，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状态下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所带来的，不能因为各种困难的存在，就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质疑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最终达到的一种富裕，它不等同于同时富裕、同步富裕或同等富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先富带动后富是由中国客观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那些质疑共同富裕是绝对平均主义的说法是错误而片面的。
不可否认，中国已完成了使逾8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但我们也应看到相对贫困仍然是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绊脚石。消除相对贫困的根本途径在于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健全和完善促进生产力发展和财富创造的制度与体制基础，努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创造更加包容、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正确统筹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摒弃西方新自由主义“涓滴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运行方式，建立与完善针对于消除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实现更加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利贫式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