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
2022-3-31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进入第三年，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传染性剧增，且出现新的重组变种，病毒继续肆虐传播，疫情终结的全球预期并不乐观，世卫组织已反复发出警告。“清零”还是“共存”，考验各国的体制与能力，也考验全球抗疫合作。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进入第三年，变异毒株“奥密克戎”传染性剧增，且出现新的重组变种，病毒继续肆虐传播，疫情终结的全球预期并不乐观，世卫组织已反复发出警告。“清零”还是“共存”，考验各国的体制与能力，也考验全球抗疫合作。
在缺乏公认与普及的高效疫苗及特效药的条件下，在病毒变异与危害性仍在发展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应对疫情成为理性选择。而“清零”仍是保护人民健康安全的最佳方案和科学防疫的必经阶段。盲目“与病毒共存”是抗疫失败的无奈之举，更是淘汰老幼弱者的政治悲剧，坚持“动态清零”并“择机共存”才是最优的策略选择。
如何做到最好的健康安全保护、选择最好的可持续共存时机、完善常态化保护性机制配套，无疑是科学抗疫的关键，也是中国抗疫模式的精髓所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应当走出一条原理上与国家抗疫模式相通，而施行上契合香港实际的港式“清零”之路，才能更好地保护民众并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清零”和“共存”是科学而安全的衔接过渡关系
根据防疫科学的一般规律，“动态清零”是因应病毒危害性与变异风险的有效策略，过早放弃“动态清零”将付出惨重的生命代价和巨大的社会成本，并对社会共同体的相互信任与团结互助构成威胁。在防疫体制日臻完善、疫苗和特效药以及医疗救护等有了保障、社会高度自律的条件下，当病毒危害性减弱、变异性可控时，科学判断风险，合理权衡利弊，准确把握时机，最终实现与“温和病毒”常态化共存，从而终结疫情大流行。
由此观之，“清零”与“共存”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科学衔接和安全过渡的关系。回顾过去两年多全球抗疫实践，西方抗疫显然是“清零”失败后被动“共存”，而过早“共存”实际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不负责任甚至政治犯罪，美国100万病死者及数千万感染者的综合后遗症，便是血泪斑斑的深刻教训。
中国抗疫路线是最为科学和最对人民负责的模式，以较长时段的“动态清零”保护所有人的健康安全，并形成强大健全的社会自律抗疫体系。这一路线是在病毒变异过程中耐心寻找最佳衔接点，理性有序转向与“温和病毒”的常态化共存，并以日益精准化的动态调整机制最大限度降低疫情防控的社会经济成本。无论是疫情防控的总体成就，还是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交出的综合成绩单都要比西方好。在此条件下，中央希望并支持香港在抗疫路线上与国家共进退，避免西方抗疫代价和陷阱，走出一条稳健的港式“清零”之路。
客观来看，“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抗疫路线选择与抗疫机制建构上受到中国与西方模式的双重影响，并具有自身的管治体系与社会文化特殊性。香港抗疫早已超出地方公共卫生自治管理的范畴，而上升为“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转型考验的重大命题，更关乎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利益。
香港抗疫，在政治大局上走“动态清零”路线，在实际执行及社会趋向上存在走“与病毒共存”路线的冒失性和时机误判，导致疫情防控模式左右摇摆，成效相互折抵，最终在第五波疫情肆虐下破防。这凸显了“两制”的制度与文化鸿沟。香港“清零”，是经济民生正确，也是国家政治正确，更有融合发展的战略利益居于其间。鼓吹过早“躺平”及“与病毒共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淘汰论，是迷思西方价值观和个人主义的社会文化趋势与心理习惯，并不符合“一国两制”的初衷内涵与香港长远发展利益。
疫情防控逐步超出香港自治能力范围，中央审时度势合法介入。2022年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发出关于香港抗疫的“最高指示”，要求特区政府负起“主体责任”，要求各方面全力支持香港抗疫，将香港全体人民的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两会期间，中央分管港澳事务领导也明确要求特区政府落实上述“主体责任”，保护民众，科学抗疫，逐步实现清零与通关的既定目标。这是“两制”抗疫文化和抗疫路线的并轨信号，也是香港抗疫的转折点。在国家全力支持和香港社会逐步自律参与下，港式“动态清零”正在艰难转进之中。香港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央支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清零”之路，这是香港管治文化和社会文化的一次“再造”，也是为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坚实的制度和心理基础。
这一转变过程一波三折。在经过一个多月的“动态清零”模仿适用之后，特首于3月21日宣布暂缓全面强制检测，取消九个国家的“禁飞令”，放宽入境检疫安排，恢复小学、国际学校和幼稚园面授课堂，并设定了三阶段的防控缓和化措施，在香港社会引起严重反弹，质疑特区政府是否实质放弃了“清零”路线，选择“躺平”，优先“外联”，“通关”置后。特区政府在各方普遍质疑下，再次澄清仍以“清零”及优先与内地通关为目标。这些波动信号表明，特区政府“清零”意志并不坚定，内部或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而香港在中西之间，不同势力都有施压牵制特区政府的方式方法，干扰特区政府的“清零”之路。根据港大预测模型最新推算，放松管控将爆发第六波疫情，预期新增220万人感染。如此则进一步偏离“清零”路线，香港生命代价和社会挫折感必然陡增，一时放松缓和恐带来更严重的后期疫情震荡。心不齐，则力难合，事亦难成。香港抗疫，要谨防外部势力扭曲阻挠，要谨防特区政府中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要讲清楚“清零”与“通关”的大局意识和利害关系，要打好“爱国者治港”的翻身仗和社会自律引导的心理战。
香港抗疫破防源于模式摇摆和执行不力
香港抗疫破防，实在不是简单的责任心和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制度基础与价值观的问题，凸显了两制鸿沟与融合之难。“一国两制”尽管经历了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的顶层改制以及“爱国者治港”的全域性治理覆盖，但自上而下的价值和制度穿透力毕竟有限和滞后，特别是在社会人心和公务员心智中很难讲已经扎根。各种社会性与程式性的“软抵抗”依然存在，轻则敷衍了事，重则有意阻挠。要真正锻造一支切合“一国两制”的爱国者管治队伍，凸显“坚定爱国者”的贤能本质和领导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后续改造过程错综复杂，包括中央在内的各方需有清醒认识和心理准备。
新冠疫情持续两载有余，通关曙光时明时暗，根本原因在于香港在中西抗疫模式之间的左右摇摆。纵观全球，抗疫态势已逐步呈现一种“中西对立”的格局：中国坚持“动态清零”，将全体人民的健康安全放在第一位，“清零”与“疫苗”双管齐下，是共同体主义的抗疫哲学；西方“群体免疫”优先，过早与病毒共存，依赖疫苗和自然感染建立防疫终极屏障，但需付出淘汰“部分人”的社会代价，这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抗疫哲学。比较而言，“动态清零”是真正的既考虑了全体人民整体生存、又考虑了每个个体的合理策略，是真正的人道主义；但陈义甚高，一般的民主政体无此能力，故西方即便模仿中国的“动态清零”也很难成功。
事实上，在疫情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西方也有国家或城市尝试过严格管控的“动态清零”政策，奈何民众分化，政府无力，最终只能放弃。西方政客的逻辑是，只要民众理解和接受了所谓的“淘汰部分人”的代价，似乎无损于民主政体的合法性及其政治权力的保有。“动态清零”对西方而言，非不愿也，实不能也。但西方政府和媒体却在滥用其宣传和软实力，将一种“失败”渲染为“成功”，将“部分人淘汰”的人权与共同体悲剧粉饰为个人自由与科学主义的赞歌。
在疫情高发期贸然“与病毒共存”，其道德本质是优胜劣汰、残酷无比的丛林法则。与病毒共存实际上是对老年人、底层人和边缘群体的再歧视和再压迫。这些被歧视和压迫的群体是没有“个人自由”的，是没有“生命权”的。西方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完全不关心“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只是冷冰冰的、可以漫不经心地抹去的统计数字。“病死率”的医学统计学诡计掩盖了实际的生命代价和后遗症代价。死亡的始终是鲜活的生命。香港抗疫中也存在本地专家理性的价值偏差和政府决策冷酷的现象，他们有意夸大香港特殊性和金融波动性，将实质“躺平”的代价推给老人、小孩和其他弱势群体，不能做到将人民健康安全放在首位，甚至将与内地优先通关视为无价值。
铁的事实说明，没有强大负责任的国家，就很难使得每一个个体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动态清零”是严格的共同体主义价值观和防疫策略，同时又是个人对全体负责与全体对个人负责的有机结合，需要政府承担超出常规治理要求的应急保护责任，需要构成集体的每个个人暂时让渡出相称的利益和自由，以保障部分病者至高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从而亦支持全体共同战胜病毒威胁。而香港虽在主权秩序上系于中国，并以“爱国者治港”的根本原则承诺尊重和信任国家，却根本没有完成社会性和管治性的“心智改造”，难以完整展现“动态清零”路线下的抗疫措施所需的理性和责任心。所以香港疫情破防之关键问题，是部分香港人没有认清西方价值观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没有认清现代科技伪装下的医疗资本集团对病人的掠夺性，没有认清以乌克兰病毒实验室为可能线索的当前病毒来源的高度复杂性，没有认清只有中央政府才以全体港人利益为出发点。自治不能完成的抗疫任务，必须由中央依法强有力介入和监督。
最高指示：“一国两制”中的保护伦理与国家责任
“一国两制”是一个授权高度自治的体系，也是一个国家承担最终保护责任的体系，这是该制度的保护伦理。抗疫是香港当前压倒一切的管治任务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香港抗疫因此被提升到国家级任务的层次，习近平主席给出了“最高指示”，要求香港特区政府压实主体责任，要求中央涉港部门及内地相关方面全力支持，有关人力、物力资源迅速到位。有着国家支持的强大后盾，香港抗疫的路线和目标应当是清晰确定的，即走出一条符合香港实际情况的“动态清零”之路，实现与内地可持续的通关，并与国家共进退，逐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互联互通。如此，则香港可尽收抗疫保护之利与通关之便，成为中国与世界的更好桥梁。
作为官方抗疫目标，“动态清零”早已确立。这是在“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以及融合发展的战略条件下，香港必然做出的选择。抗疫路线选择是大政治，不是社情民意暂时倾向的简单比较，也不是程序正义的官僚免责逻辑，更不是强调困难和特殊性的回避主义，而是根本价值的决断与行动。
香港抗疫追随国家，不仅是保护每一个人的生命健康安全，更是追上搭上国家发展的战略快艇。习近平主席的“最高指示”终结了香港抗疫的路线之争，而国家防疫专家组的现场指导则给香港抗疫体系的查漏补缺和系统修复带来了值得信任的技术支持。香港不是孤军奋战，香港不能掉队，特区政府与社会需要深刻理解与践行“动态清零”背后的共同体保护伦理与社会自律行动的关键机制。文明社会是与人共存，而不是与高传染致命性病毒共存，更不是与自私自利共存。
坚定“动态清零”之路，与国家抗疫共进退
新冠病毒之危害是立体和长期的，绝不是“大号流感”，也还没有演变为所谓的“温和病毒”，生命优先，“清零”优先，香港抗疫需要更清晰的路线和更坚定的执行。事实上，立足“共同体”本位的“动态清零”拒绝抛弃任何一个人，不允许淘汰部分人，这是中国文化中“家文化”与“家伦理”的体现，是“一国两制”之“一国”在共同体价值上的胎记。香港融入国家抗疫体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生动体现。
香港抗疫，再次展现了“一国两制”的生机与活力：其一，香港与内地共用源自国家体制与文化的共同体伦理，国家绝对不会放弃保护香港社会及每一个香港同胞；其二，国家有系统成熟的“动态清零”制度模式和实施经验，会毫无保留地指导和推动香港予以借鉴转化；其三，共同抗疫前所未有地拉近了香港与内地各层次的距离，也有助于香港社会全面准确理解和认同国家体制文化优势，从而成为“一国两制”文化教育与人心回归的重大契机；其四，坚持国家指导与香港主体责任相结合，激发和推动香港社会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港式清零之路，是香港抗疫制度优势和抗疫科学性的有机结合；其五，香港在抗疫路线上与国家共进退，在“清零”与“共存”的科学衔接和有序过渡上，坚信基于中国智慧的分析研判和战略布局，是“一国两制”有机整体性的生动展现。
一切为抗疫让路，一切虚妄偏见和自私自利为共同体的健康安全让路，一切为了港人安康福祉与香港繁荣稳定、长远发展利益。这是香港抗疫文化与制度的新高地与新境界，是香港历史性的价值进步与社会和解团结的整合过程。香港各界要看到香港抗疫策略真正的价值基础和正确路线，不能迷失于一时，更不能松懈躺平。
口头与纸面上的目标如何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如何外防干预，内聚共识，在可预期时间内控制疫情并达至“清零”目标，实现与内地可持续通关，并在回归25周年之际证明自治能力和融入能力？这些都仍为不确定状态。我们与表面清零、实质共存的敷衍型官僚主义的斗争将更加尖锐复杂，外部势力施压煽动和政府高官的香港特殊论仍将持续干扰香港抗疫进程。对此要明辨警觉。
总之，香港抗疫的正确路线只能是：坚持“动态清零”，防止规模化大面积反弹，优先与内地通关，及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并根据国家整体防疫政策调整而逐步恢复与国际通关，在安全条件下实现常态化共存，继续保持香港作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最佳桥梁。如果特区政府借着中央的顾惜和宽许，将阶段性放宽变成持久性措施，背弃“动态清零”路线，行过早“躺平”与“共存”之实，造成香港抗疫最终偏离最高指示精神，造成香港社会承受更为惨重的抗疫付出，有关官员和责任人员应严厉问责惩处。
我们冷静地看到，特区政府还在积极筹划为“清零”而做的全民强检，努力追赶全民强检必不可少的硬件软配，有序推进“三减三重一优先”工作方略，加大发挥中医药作用的力度。我们期待香港抗疫在“中场休息与调整”之后，再现“港式清零”的抗疫彩虹。港式清零展现“一国两制”制度与文化优势，展现国家保护人民健康安全的共同体伦理优势，也是强大祖国在“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指引下所形成的抗疫综合优势的延展应用，香港本应受惠于此。若香港背道而行，必将遭遇更大抗疫挫折，必然付出更多生命代价和“苏州过后无艇搭”的战略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