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结合与中国新时代的文明回归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田飞龙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个具有思想史与政治史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命题：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方法论，这一命题被简称为“两个结合论”。其中，第一个结合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已有科学方法论的继承，是新时代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及其对新时代各项事业的思想引领；第二个结合是全新的思想论断和理论方法，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如何与中华文明传统实质性会通并创造出新时代之新文化的重大命题，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思想革命，标志着中国新时代的文明回归。

第二个结合得到了党内外高度关注，成为理论研讨甚至思想争鸣的焦点，显示其思想与政治意义重大。中共二十大报告确认了“两个结合论”，并对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意义予以进一步阐发，推进了这一思想革命的进程和深度。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以及“第二个结合”的具体路径和目标，尤其凸显了对文化主体性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探索意义。第二个结合是国家哲学与国家文化发展的关键命题和进程，深刻影响到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双轨建构，也涉及新时代“一国两制”之文明基础与法理根基的重塑与更新，是21世纪人类和平发展历史进程的新的思想坐标。

一、中华文明特性与真理性

在中国当代政治文化中，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具有科学真理性，作为国家哲学的本体与根基而获得党章与宪法的规范性承认，且在革命、改革与建设的不同时期连续发挥着指导思想作用。革命的逻辑是一种开天辟地式的文化与政治秩序的断裂和创新，无论是古代儒家的“天命革命论”还是阿伦特论述的西方近代意义上的“民主革命论”，都带有文化激进与政治创新的基因。在中国革命的思想与政治动员过程中，自然也有对中华文明的思想与制度批判，因而“第二个结合”构成了中华文明从被批判的客体复归为新时代思想体系之构成性主体的文化新生。这也标志着新时代思想体系对中华文明之认知与运用的政治成熟和历史进步，凸显了中华文明的特性及思想性与真理性，且饱含文化自信地开启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真理性结合”进程，在此基础上奠定民族复兴所需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探索新的文化形态和秩序。思想革命的本质意义源于这一新进程的理想指向。

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是伟大的民族成就和文化成就：其一，连续性，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中华文明的最大特性，是文明之文化生命力与制度创新力的最佳证明，是连接历史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的文明优势，与英国保守思想家柏克论证的保守性文明秩序相通且在实践上超越之；其二，创新性，这是中华文明内在创造力与内外交流互鉴之文化活力和实践活力的关键特性，革命是一种重大秩序创新，非革命的改良属于循序渐进的创新，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系统演进与生生不息；其三，统一性，这是指向中华文明内部的多元一体文化与政治秩序，多元是一体的来源和支撑，一体是多元的整合与升华，多元中渗透体现着一体，一体中包含促进着多元，其有机化的统一性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政治整合力，并进一步印证了连续性的文化根基；其四，包容性，这是指向中华文明坚持内部多元共存与对外交流互鉴，以万物一体和天下一家的哲学和政治安排实现了内部多元文化协调共进和外部文化因素合理吸纳，实现了中华文明的思想成长与制度丰富，增强了中华文明对周边族群及其文化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与整合力；其五，和平性，这是中华文明处理涉外关系及发展一种和平主义天下秩序（古典国际法秩序）的思想特性，玉文化，以和为贵，这是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和处事方式，在国际关系中也有深刻的转化运用，中华文明史上不仅没有中国对外的侵略扩张的历史，而且满载着中国协和万邦的和平秩序贡献，中国在前全球化时代是东亚大区域的和平缔造者和维系者，这一点在中国当下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再次展现。

二、第二个结合的方法与路径

第一个结合是思想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具有指导思想地位，中国具体实际是待解的问题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与改革实际的“实践理性化”过程，并催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样的科学结合在中国革命与改革的长周期里抓住了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与现代化的关键命题，找到了真正科学有效的实践路径，奠定了新时代一切事业的发展基础。但第一个结合对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真理性与创造转化价值的重视和运用不足，对中华文明现代形态的规范性探索与建构还不够系统深入，从而在与西方体系进行“全体系斗争”及内部进行文化与政治改革时出现了一定的思想与实践偏差，但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历史和实践中反思、学习及进步。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践行就是为了弥补上述不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21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第二个结合的具体方法和路径，构成新时代思想体系的建设纲领：其一，结合的条件性，即这里的结合是真理性融合，是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契合性为思想与逻辑前提的，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有“结合”经验和成果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未来的“真理性融合”的积极期待；其二，结合的目标性，即这里的结合有着明确的文化发展目标，就是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三，结合的根基性，即这一结合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宏阔的文化根基之上，既对革命激进主义进行规范性约束和改进，又对一切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进行文化与政治的拒斥，坚定地走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文明道路；其四，结合的创新性，即这一结合所产生的新文化与新制度，对民族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建设有着巨大的创新创造空间和能力，创新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关键机制，这一结合释放的创新力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关键支撑；其五，结合的主体性，即这一结合寻找到了真正的文化主体性，既通过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叠加思想的进程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又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与规范性的创造性复归，从而从根本意义上拒斥了一切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赋予中华民族以真正的精神主权和文明新形态。

三、思想革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

第二个结合已然开启了当代中国的一场思想革命，一场关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合法性的思想革命。这一场思想革命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性接力和哲学综合，是立足民族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历史进程的全新思想体系构造，是中国对自身文明的现代化更新和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规范性贡献。

当然，这一思想革命进程的挑战和风险也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经历重大考验和斗争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其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原典诠释和时代化发展。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加契合新时代实践事业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需要以及对外思想性斗争的话语性、理论性需要。马克思主义是具有科学性和思想活力的，其进一步理论发展与更新是第二个结合的关键工程。

其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我们需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性的思想与制度资源重估和重整，既包括对中华文明进行探源追溯，也包括对已有思想经典与制度遗产的科学评估和转化，使之更加切合现代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需求，取得知识与实践上的优越地位和认可度，并在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实质性结合过程中生成真正系统化的现代性品质与现代文明形态。

其三，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更新与支撑问题。第二个结合将会对既有的偏向西化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构成重要冲击，中国的现有思想学术基础和知识框架难以有效对接和支撑。这就提出了思想革命背后的知识革命问题与知识分子转型问题，提出了新时代学科体系与知识体系的自主性问题与结构创新问题。       

其四，与西方文化体系的竞争难题和超越预期。第二个结合直接面临西方文化体系的霸权存在和全球性的文化优势压力，是一种负重性质的文明再造和文化突围。如何发展出中国新文化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如何科学合理吸纳转化西方文化体系内在的合理价值和制度元素？如何在更广泛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范围内展现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和制度优势，并坚定而有智慧地化解来自西方文化霸权的挑战和对冲？这些都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必须要经历的重大考验，涉及到本质性的思想生命力与创造力问题。

其五、“一国两制”叠加“一带一路”的新全球化进程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成熟定型。思想革命与文明回归的根本意义仍在于当下人民的尊严与幸福，在于中国和世界的长期和平发展与和谐共生。“一国两制”秉有古典天下主义的道德理想与制度智慧，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二元体系中有着独特的沟通价值和杠杆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和平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新时代“一国两制”凸显了中华文明主体性、国家权威主动性、融合发展有机性及沟通世界的全球化属性，且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一带一路”倡议密切关联，从而借助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体系而实现了对“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体系性连接与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与闽台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一国两制”的新阶段与新篇章，也是21世纪新全球化的关键进程，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谐互动的实践场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化、技术与制度成熟的战略杠杆。港澳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中国引领全球化创新发展由此辩证结合，开辟了“一国两制”助推民族复兴的新境界。

总之，新时代的思想革命已然启幕，这一思想革命与民族复兴追求的精神主权和中国式现代化直接相关，并深刻影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的哲学与文化基础及其合法性。同时，从思想命题到思想体系，再到理论与实践相融贯的新文明体系，第二个结合的思想与制度的成熟定型无法回避内外斗争风险和理论体系的知识构造难题，但这恰恰表征了党对新时代文化领导权的规范建构及中华文明特性基础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质性贡献。我们对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史与政治史意义高度认同，并以参与及贡献于这一伟大的文明新形态塑造过程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