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报告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2021-07-22 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宣告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宣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强调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成长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最为伟大的理论贡献。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影响到一大批东方国家,比如日本甚至比中国更早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但却没有能够像中国一样创造出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中,就与相应民族的历史文化融合而言,中国是最为突出和成功的。这首先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领悟与融会贯通,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床。这是一个奇迹,但不得不说,这也与中国文化的宝贵特性相关。 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文化发展的现象,其特点就是通过文化交融创造出新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属性和特质,所以要真正实现文化的交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文明的冲突倒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然而,中华文明养育出了开放、包容、大气的文化,这为文化交融奠定了宝贵的基础。 中华文明在相当广阔的地域空间生长、繁衍和展开,犹如千百条涓涓细流汇聚成奔腾的江河大海,最终形成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多民族国家。这在人类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自身的发展进程中,中华文明经历了无数不同文化的碰撞、交融与整合,由此塑造出极为突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不仅不排斥其它不同的文化,还十分善于同它们相处、交流,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根据这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和合”的文化。 中华文化重视“和”的价值,对其不仅有丰富的论述,而且极为深刻地将它同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起来。最早进行这一论述的典型代表,是西周的史官史伯。西周太史史伯在分析天下的兴衰成败时,做了一段哲理性的分析。他认为,西周将亡,其原因就在于周王亲小人,远贤臣,专断一统,是“去和而取同”。这样是很危险的,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孔子从个体行为和治国理政两个层面来论述“和”。从个体行为层面来说,孔子用它来判别两种根本不同品行的人,即“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治国理政层面来说,孔子将其作为最为重要的治理行为,强调“礼之用以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认为这种行为适用于大大小小各种场合,是治国理政的基本行为方式。 发展的儒学兼采百家 儒家经典《中庸》论述的中庸之道与“和”文化有着内在的关联,将“中”与“和”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加以论述,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其对“中和”的论述深入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将其作为居庙堂之高的至上追求,深刻体现了儒家的治国之道。 儒家“中和”的立场,不能不说是这一时代宝贵的政治价值观。汉初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儒家学说为主导,这种政治立场和价值观所具有的功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表面上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违背了“和”文化的宗旨,但实际上是利用儒家思想完成了对诸子百家的整合。刘泽华先生对此有深刻的洞悉。他认为,从汉初开始,各个学派之间的交融合流已经成为时尚,许多著名的思想家,如陆贾、贾谊、主父偃、公孙弘等,都是杂学之士,即使是董仲舒,其思想也是以阴阳五行融入公羊春秋等。所以,汉武帝明倡儒学,实则兼采百家。儒学比较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的特点。 儒学对“和”的追求和坚守,深刻影响到自身的兴衰。宋明理学成就了儒家思想发展中的又一座高峰,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佛家学说和道家学说的借鉴。走过这座高峰以后,儒学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于是就避免不了衰落的命运了。然而,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已经生长出了“和”的基因,它已经超越了儒家学说的领域,构成了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底蕴,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发挥了独特的宝贵功能。中国文化在自己的历史进程中能够较好地避免文化或文明的冲突,以开放的胸怀迎接外来文化,不断地对外来文化予以鉴别、消化、吸收,不断书写外来文化中国化的篇章。 佛教中国化的成功 佛教是具有相当系统和完整信仰体系的文化,这种属性的文化与其它文化的区分和边界十分清楚,即文化的碰撞和冲突很容易发生。然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成就恰恰是建立在佛教中国化基础之上的。佛教在公历纪元前后就开始传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实际上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佛教中国化越是成功,它在中国的传播越是广泛。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佛教流派,如禅宗、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和加以阐释的。这些佛教的流派已经迥然不同于其来源地的景况了,已然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尽管其也遵从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视的却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如《六祖坛经》这样的著述,基本依托的是讲中国话语的佛经,禅宗是典型的代表。 毛泽东十分看重佛教的中国化进程和特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林克同志回忆,毛泽东“对禅宗更为关注,对禅宗六祖慧能尤其欣赏,《六祖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1959年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谈话时,毛泽东说,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他把六祖慧能的佛经归为劳动人民的。很显然,毛泽东把中国化同大众化联系起来,即只有人民大众接受,才会有真正的中国化。 中华文明的开放基因被激活 中华文明孕育出的开放性、包容性基因,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同其它文化相遇时,中华文明往往能够避免你死我活的所谓“文明的冲突”,能够与之和平共处。这能够产生两个很重要的文化成果:其一,善于从其它不同文化中吸取营养,促进既有文化的发展;其二,将外来文化纳入自身体系,加以民族化的改造,最终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文化形态,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化的佛教。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数千年绵延不断,汇聚成博大精深的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基因是其重要原因。 当然,这种基因也并非总是能够得到较好的显现。文化上落后的满族入主中原后,当西方国家大踏步走向全球时,中华民族恰恰开始了闭关锁国。很显然,这也是导致中国近代以来迅速落伍的一个关键原因。 然而,在西方列强的残酷打击之下,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时,中国文化中的这种宝贵基因被激活了。从林则徐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中国越来越迫切地向外寻求治国之道,寻求真理。在经历了梁启超所描绘的关注器物阶段和关注制度的阶段后,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的求索阶段。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开始大批翻译西方著作。此后,上海、广州等地纷纷仿效,成立各种翻译机构。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当时最大的译书中心。一些新兴的社会组织以及教会都在翻译国外学术著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据梁启超1896年在《西学书目表》中的统计,到1895年,除宗教类书籍外,全国共翻译西学书籍354种,中国文化向外学习的大门终于打开了。到1902—1904年,史地、社会科学领域的书籍已经占到49.5%,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领域的译书占比下降到31.5%。严复从1899年到1908年间,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所谓的西方八大名著,涉及到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在正确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中国主动大规模输入外来文化的时期,马克思主义也在这一时期传进来。差不多经过二、三十年的猛传、猛翻译、猛学习,转入了消化吸收的阶段,中国开始了大规模本土化外来文化的进程,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思想文化体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它是同批判借鉴外来文化的过程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其中最为精彩的篇章。 在更加宏观的视野下,我们可以看到文化领域中不同方面的中国化进程,如现代社会科学中哲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法学的中国化等等,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 面向未来,中国社会将继续吸收国外先进文化,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继续引领中国文化发展,推动中华民族不可逆转地走向伟大复兴。中国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而这一伟大成功的背后,则蕴藏着中国文化血缘中宝贵的基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1-07-22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是一起黑天鹅事件。很多人都认为,第一轮疫情已经使印度实现了群体免疫,疫情在印度的发展历程显示,新冠病毒对印度人可能不会构成太大危害。甚至印度政府高层的很多人士都持这一看法,认为印度在新冠病毒面前,已经躺赢,即使举行政治选举和宗教集会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或者这种后果与政治上推进民族国家整合的胜利相比也无足轻重。另外,只有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向西方发达国家显示印度已经战胜疫情,西方跨国公司才会到印度投资,莫迪政府才能实现其经济“去中国化”目标,取代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中的地位。印度这种不尊重科学、将政治利益置于民众生命安全之上、对防疫掉以轻心的态度是导致其第二轮疫情暴发的根本原因。印度第二轮新冠疫情的暴发,体现了莫迪政府治理的失败。它不仅对印度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冲击,而且对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印度第二轮疫情对其地缘战略的影响 首先,第二轮疫情对印度政治、经济、社会心理都造成沉重打击。印度自身经济发展目标已无法实现,莫迪政府权威受到严重损害,这对印度教民族主义狂热分子是一个沉重的心理打击。 据印度政府5月31日公布的数据,印度2020-2021财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此前预测的-8%调整为-7.3%。印度2019-2020财年的GDP总值约为2.85万亿美元,2020-2021财年GDP增长率为-7.3%,呈萎缩趋势,可能回到印度2018-2019财年2.6万亿美元的规模。2019年,印度GDP本来已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按照目前的趋势估计,印度要到2026年才能重新超过英国。莫迪2019年提出,印度到2023-2024年将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这个目标完全破灭。最近,经合组织将印度的增长预测从12.6%下调至9.9%。印度政府则维持其2021-2022财年经济将增长10.5%的预估,然而印度国家银行将其增长预估从10.4%调降至7.9%。2020年,印度企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然而2021年1月至5月,以美元计算,中印双边贸易额达到481.5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0%,印度对中国经济依赖不降反升。 疫情对莫迪政府的执政形成了很大的压力。莫迪政府支持率大幅下降,疫情再发展下去很可能导致印度国内出现社会危机。美国《纽约时报》5月25日的文章指出,医学专家对印度第二轮疫情最保守的科学估计为4.04亿人感染,60万人死亡;而最悲观的估计数字为7亿人感染,420万人死亡。在缺乏充足医疗物资和有效疫苗的情况下,印度根本不可能遏制新冠疫情的发展。第二轮疫情对印度经济和社会的冲击如此猛烈,大量人员死亡使得莫迪和印人党的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这反映在印人党在西孟加拉邦的选举失利上。为维持其统治,莫迪采取了禁锢舆论等一些极端的手段,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印度战略界已经出现分裂。以梅农、萨仁山为首的一批人虽然主张对华强硬,但在认真反思其内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而另一批人则歇斯底里,更加仇视中国。有一些人像尼赫鲁大学教授谢钢那样,配合美国,在疫情起源问题上攻击污蔑中国。不幸的是,相对于前者,后者更受印度外交决策核心人物的青睐。 其次,第二轮疫情沉重打击了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可能更趋军事化,地区博弈参与者增多,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第二轮疫情使得印度建立一条取代中国的价值链、产业链,实现经济腾飞和大国崛起的梦想受挫,同时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对话机制通过线上首脑峰会的方式刚刚达成协议,帮助印度生产疫苗以抗衡所谓中国疫苗外交的战略,也宣告破产,这将沉重打击美印等国的“印太”战略。 由于印度第二轮疫情以及莫迪政府的应对举措,美国对印度的国家治理能力、民主价值观以及印度能否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有力支柱产生怀疑。印度疫情的失控充分证明这个国家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到经济和社会治理能力根本不具备成为一个稳定可靠的制造业大国的条件,但印度仍希望在“印太”框架下,通过与美方合作,在外交、安全、经济、科技等几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实现价值链和产业链向印度转移。苏杰生在5月24日的讲话中呼吁,为应对新一轮病毒全球大流行,必须构建分散且具有灵活性的供应链。印度目前正在和日本、澳大利亚共同致力于推进(避免生产基地集中于中国)“供应链弹性倡议”;正在印日美澳四国机制和“QUAD+”的框架下,讨论共同研究疫苗和半导体生产等问题。 然而,第二轮疫情使印度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减少,印度所要做的,一是竭力证明其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价值。因此,印度对华政策将跟随美国,趋向强硬,中印边境地区可能再次面临比较紧张的态势。苏杰生在访美之前放言,印度已准备好与中国在印太及周边地区上展开竞争。苏杰生如此表白,不仅仅只是为了从美国那里争取疫苗。二是像苏杰生之子德鲁瓦和布鲁金斯学会印度项目主任坦维·马丹所建议的那样,进一步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安全合作。虽然在4月举行的瑞辛纳对话上,苏杰生否认QUAD将变成亚洲小北约,但从印度组织金砖国家外长会议的情况来看,印度仍希望与俄罗斯合作,保持其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间的摇摆地位。第二轮疫情之后,印度可能将进一步推动加强QUAD的军事合作。三是印度希望引进更多的外部力量,特别是欧洲的力量,以平衡中国的影响。印度希望通过加入G7以及G7推出的对冲和替代“一带一路”的B3W倡议实现这一目标。“印太”地区区域内博弈者增多,地区局面更加混乱。 印度一些战略界学者提出,印度应该重新加入RCEP,但印度政府可能更加倾向于与英美和欧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如果印度真的重新提出要加入RCEP,中国确实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印度在国际机制中一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作风。 最后,印度很可能成为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被孤立。当前,印度第二轮疫情还没有结束。印度政府担心经济停摆,不愿采取大规模封锁的措施,第三轮疫情暴发的可能性很大。印度很可能将成为一轮又一轮新冠变种病毒的发源地,对地区和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从而被世界孤立。 印度未来对华政策走向 印度对华政策是建立在印人党国内政治议程、印度的全球大国野心和美、俄等国对华政策的基础之上。印度在经过第二轮疫情的肆虐之后,我们看到印度社会内部确实在发生变化,但印度国内没有能够和莫迪竞争的政治领导人,反对派也不能团结起来对抗印人党。在对华政策方面,虽然疫情使得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霸权野心受到抑制,但其与中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企图没有变化,甚至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印度所运用的手段也将更加卑劣,破坏性更强。印度疫情的蔓延恶化了周边国家防疫形势,中、巴与阿富汗、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国已经建立了防疫机制,开展抗疫合作。印方认为,这对其势力范围形成了挑战。印度在周边国家和地区针对中国进行争夺和破坏的行动可能将增加。印度将会利用达赖问题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在西藏问题上制造麻烦。 印度不能容忍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力量,并且认识到,无论印度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综合国力上赶上中国,那么印度要做的就是寻求与其他“志同道合者”结盟,从而在所谓“印太”地区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发展。由于美国拜登政府已经表明其坚决遏制中国崛起的决心,为此团结其盟友,并且企图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因此莫迪政府仍然抱有很大的期待。印度暴发第二波疫情之后,中方积极提供制氧机等抗疫物资,印度不仅不感激反而对中国百般污蔑,在边界地区加强战备。对华强硬已经成为印度的“政治正确”,他们希望中国在面对国际压力下主动向印度退让。印度主动改善对华政策的可能性不大。 从印度一再释放对巴基斯坦缓和的信号来看,印度确实希望消除“两线作战”的后顾之忧,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中国应密切关注印度国内政治动向及其地区外交政策,坚决反击印方挑起冲突转移其国内民众注意力的企图。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7-22 改善国际传播、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宏大的工程,而塑造国家品牌则是其中需要推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1978年开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带领全国人民在各领域均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综合国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的台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奇迹。在极不寻常的2020年,新冠疫情猖獗肆虐,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中国成为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然而,中国在外宣方面一直缺乏足够能量和技巧把这些成就转化成国际特别是西方社会喜闻乐见的叙事,就像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中国在新疆问题上的舆论困境是最新的例子,西方媒体把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德政妖魔化,而中方的对外宣传几无还手之力,陷入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改善国际传播、赢得国际社会的好感,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而宏大的工程,而塑造国家品牌则是其中需要推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国家品牌概念 国家品牌的概念和实践是国际关系领域的新生事物,其核心目标在于树立正面国家形象,提高国际社会对一个国家的好感和信任。国家品牌建构是国家战略与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通过情绪与体验的感知组合与集成达致理性的国家发展目标,其主要执行方式为正向识别、信用背书、价值观吸引。 正向识别指的是国家通过符号系统建立起比其它国家更显著的地位,诉诸于人们的记忆反应;信用背书指的是国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政府的政策具有公认的功能优势和品质表现,诉诸于人们的认知反应;价值观吸引指的是国家与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具有共通价值信仰和心理模式的共同体,诉诸于人们的情绪反应。 品牌塑造一直是商业世界的概念,不久前才得到民族国家的重视,成为与经济、安全、政治等并驾齐驱的利益范畴。西方国家政府把商业世界的品牌塑造概念和技巧移植到外交领域,包括品牌精髓、品牌消息、品牌形象、品牌标识等在内的术语逐渐进入外交官的意识和实际工作中,被用来影响国际社会对民族国家的感觉和认知。 政府建构国家品牌 政府可以通过塑造国家品牌提升本国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把局限于小圈子精英阶层的公共外交延伸到其它民族国家的普通国民,由此在非理性领域为国家赢得良好声誉和支持。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开始接受软实力概念,各国民众逐渐支持本国政府巨额的海外传播和人文交流行为,但是基于公民责任以及社交媒体的影响,他们不希望看到纳税人的贡献被官僚和私人企业白白浪费。严格的社会监督和部分民众的理解滞后导致政府在国家品牌建构方面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政府需要花钱营造国家的正面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喜爱,提升国际社会对国家的信任;另一方面,政府又必须优先满足国内事项,尽量顺应国民的意愿,因此国家品牌塑造只能低调行事,甚至不得不被纳入情报机构的工作范围。 品牌塑造是一个长期主义行为,这一特点也给各国政府带来挑战。品牌塑造与教育一样,其结果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应是细水长流、不断滴灌、久久为功的过程,动辄需要数十年持续不断的投入。这与看重短期效益的商业逻辑表面上有些矛盾,也造成公众对国家品牌塑造的隔膜。社交媒体降低了新闻传播信息的准确性和专业性,经常短视地挑剔政府在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战略领域所进行的投资,这其中就包括国家品牌塑造。因此,许多受其影响的社会成员把国家品牌建设理解为奢侈的面子工程,而不是说服人心、促进国家利益的长期行为。 如果政府出面推动国家品牌的塑造,那么操作要保持合规合法、公开廉洁,并且在长期和短期成效之间寻求平衡,这样才能首先取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本国国民对国家品牌塑造行为持怀疑甚至抵制态度,那么政府的努力必将付之流水。 只有在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战术后,政府才可以大规模落实国家品牌营销工作。政府可以在全球性媒体上做广告,正面宣传本国的制度、政策和文明;可以雇佣专业的公关公司来影响目标受众甚至是国际社会对本国的态度和了解;可以动员侨民参与国际社会中的慈善事业,广泛树立国民积极向上的形象;可以发动本国私营机构和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主动配合政府的海外传播行为。政府也需要特别与全球品牌咨询公司和公关公司良好互动,建立双赢的商业关系,这样有助于获得行业的认可,但是二者的互动要经得起公众的质询与审查。 民间社会对国家品牌的贡献 除了政府的参与,国家品牌建设更需要民间社会的努力。环顾全球,美国在国家品牌层面拥有压倒性优势,这与美国民间社会的贡献息息相关。美国的电影电视作品、流行音乐和娱乐节目在全球市场占据最大份额,美国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被全世界大量年轻人模仿。自上世纪初以来,好莱坞便一直主导着世界电影业,向全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既赚到巨额的财富,也在潜移默化中输出了美国的价值观: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自我奋斗精神、个人英雄主义、美国的“世界警察”理念等等。这种娱乐产品极具洗脑功能,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能促进国家利益。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以此为出发点学习美国政治经济模式,试图简单粗暴地以美国为榜样来改造自己的国家,既无视国家在历史传统、社会结构、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具体国情,也不管国家在民主实现形式和道路上的巨大差异,偏执地认为美国模式放之四海而皆准。 美国的高科技公司在本世纪进一步改善了美国国家品牌。谷歌、苹果、亚马逊、英特尔等企业,对全球技术行业的影响力是史无前例的。硅谷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名勇敢地与特朗普政府抗衡,不仅没有削弱美国的软实力,反而塑造出反抗暴政的美国英雄形象,强化了美国的品牌优势。谷歌几乎垄断了中国以外的互联网搜索市场,不仅向天下人昭告美国的技术霸权,也把美国的价值观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多数非西方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谷歌主导的全球互联网体系之中。在高科技品牌主宰全球市场的背景下,部分美国政客看到挟技术以令诸侯的机会,主张把美国塑造成一个基于技术优势的“仁慈霸权”品牌,从而为美国的战争和自私自利行为涂脂抹粉。 以良好品牌设计生成亲和力 良好的国家品牌能够引发对国家的正向识别及亲和力,获得国际社会的喜爱,从而有助于增加出口、吸引外资和促进旅游。旅游业是国家品牌最早推动者之一,因为一个国家自然和人文景观的正面形象有利于吸引游客,因此一些著名旅游景点就成为国家形象的代表,比如英国的大本钟、法国的埃菲尔铁塔、美国的自由女神雕像、中国的长城、印度的泰姬陵等等。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旅游业在塑造国家品牌方面的局限性甚至负面作用。比如英国的大本钟被解读为大英帝国的遗产,英国的乡村电影被解读为一种暮气沉沉、不思进取的国家形象,掩盖了当代英国对赛车、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贡献;中国的长城被解读为封闭与内卷,张艺谋拍摄的农村题材电影被解读为落后与原始,掩盖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尤其是在互联网生态方面的狂飙突进。长城、大本钟这种古老的形象以及乡村生活的夸张式传播无助于中英两国政府赢得人心、吸引外资和增加出口的努力。 中国、美国、英国等大国都拥有多种属性,有些属性有利于增加出口和吸引外资,有些则起到阻碍作用,因此政府在塑造国家品牌时要通过极其专业的设计趋利避害。选择哪些“载体”来传播国家的正面信息、建立正面的国家形象并非易事,需要艺术性地在多种属性中进行取舍和组合。这些载体包括知名景点、商业品牌、科技成就、技术人才、营商环境、亲商政府等符号。 微信、淘宝、抖音、小米、OPPO等商业品牌无疑增强了中国的现代和科技形象。商业品牌都有自己的国籍,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大多数消费者都会把商业品牌与其起源的国家挂钩。即使联想集团竭力淡化自己在中国起源的事实,努力宣传自己是全球品牌,但是西方的消费者依然认定它是中国品牌。淘宝、抖音、小米、OPPO等品牌在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地区受到欢迎,实际上强化了中国国家品牌的正向识别和信用背书,令这些地区的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科技成就与伸手可及的亲和感。“中国制造”价廉物美带来的亲和感,不仅是中国商业品牌的口碑,也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外交的集体印象。在商业品牌的带动下,中国的国家品牌正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树立越来越正面的形象。 在新冠疫情期间,正是出于对中国国家品牌的信任,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广泛接受了中国疫苗,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认可。截至5月21日,中国已经向80多个国家提供疫苗援助,向43个国家出口疫苗。目前中国已向全球供应3亿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据泛美卫生组织最新统计,截至5月14日,数据完整的26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接种了8,413.7万剂新冠疫苗,其中中国疫苗为5,462.8万剂,约占总数的65%。 中国对外提供国药、科兴等品牌的疫苗没有任何地缘政治目的,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致力于促进全球疫苗公平分配,提升了疫苗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这既是一种公共卫生行为,反过来也传播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国家品牌形象。 日本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21-05-03 拜登上台后,东南亚在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将重点依托“印太战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多边主义战略以及美菲和美越等主要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恢复美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同时平衡中国影响力。 拜登上台后,东南亚在美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美国将重点依托“印太战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湄公河下游倡议》等多边主义战略以及美菲和美越等主要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恢复美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同时平衡中国影响力。 东南亚在美外交战略中地位上升 与特朗普“忽视”东南亚不同,拜登政府致力于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在美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上升。第一,拜登要对特朗普的战略收缩进行纠正,推动适度的战略扩张,以恢复并巩固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兼具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重要性的东南亚将是美国战略扩张的主要方向之一;第二,拜登希望通过复活东南亚双、多边联盟网络,恢复并巩固盟友对美国的信心与支持,重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第三,拜登将致力于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以便更有效地与中国竞争,更好地遏制中国崛起;第四,拜登需巩固与东南亚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网络,以维持美国在南海和台海的对华战略压力。 美国“重返”东南亚的多边和双边战略 拜登将主要依靠多边和双边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恢复美国在东南亚的传统影响力。第一,美国将促进“印太战略”与东盟“印太展望”融合,引导东盟向美“印太战略”靠拢。特朗普时代的美国突出“印太战略”的排他性和对抗性,与东盟寻求经济合作、包容开放的利益诉求相悖。因此,美国“印太战略”难以得到东盟的积极响应。拜登上台后将坚持“印太战略”的排他性,同时淡化“印太战略”的对抗性,以深化经济合作和拓展防务合作为支柱来调整“印太战略”,实现与东盟“印太展望”的深度融合,最大限度发挥“印太战略”干扰中国“一带一路”以及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功能。 第二,美国将重新谈判CPTPP,与中国竞争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由于美国在最后时刻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而导致TPP夭折,目前美国重返TPP可能性不大。同时,在已签署CPTPP的情况下,原有成员国也没有足够动力重新加入TPP,且成员国国内重新审批TPP也要耗费大量政治资本。此外,美国也缺乏兴趣直接加入CPTPP,毕竟以“后来者”身份加入CPTPP将使美国丧失制定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因此,最有可能的方式是美国重新主导CPTPP谈判。考虑到美国已在TPP框架下与成员国就协议条款达成一致,重新谈判CPTPP只需在美国贸易政策新变化(尤其是关税战)、劳工权益保障等几个领域进行部分修正,因此谈判难度相对较小。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可以通过重新谈判CPTPP来提升规则标准,从而阻拦中国加入CPTPP或增加中国加入CPTPP的难度,最终以CPTPP来与RCEP竞争地区经济秩序主导权。 第三,美国将加速实施《湄公河下游倡议》,在湄公河“阻击”中国影响力扩张。目前,美国已通过实施《湄公河下游倡议》以及召开“湄公河下游倡议”部长级会议、“日本-美国湄公河电力伙伴关系”以及成为“伊洛瓦底江-昭披耶河-湄公河经济合作战略”发展伙伴等多种方式,逐步强化与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等湄公河流域国家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粮食和供水安全、教育、健康、能源和妇女自主权等领域的合作。拜登上台后会充实这些多边合作机制的合作内容和援助力度,并提升其机制化程度,使之充分发挥削弱中国影响力的作用。此外,美国将以缅甸政局突变为契机,通过外交施压和舆论炒作等方式激活缅社会反华情绪,在湄公河地区制造强大的反华社会舆论,干扰“一带一路”在湄公河流域的实施,离间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 第四,美国将致力于恢复并巩固东南亚盟友/伙伴关系网络。一是优先恢复美菲盟友关系,离间菲中关系。美国将通过深化防务合作优先恢复美菲传统盟友关系,同时加大对菲国内亲美力量的扶持力度,增加其对杜特尔特政府的反对压力,尤其是集中火力批评杜特尔特在南海问题和中菲关系上的“亲华”立场,引导菲社会反华舆论,协助亲美势力在杜特尔特卸任后掌权,扭转中菲关系积极向好发展趋势;二是继续发展对越关系,进一步发挥越南在南海问题、东盟-美国关系、湄公河-美国关系以及对华竞争中的带头作用。美国将主要从提升海上武器装备水平、提高海上巡逻执法能力、强化海上军事交流三方面增强越海战能力,强化美越海上安全合作,提升越在南海对抗中国的军事实力。同时,美将支持越南提出南海仲裁案,并联合越南制造国际反华舆论,削弱中国对南海局势的塑造和掌控能力。美也有可能怂恿越南在东盟内部为《南海行为准则》谈判以及中国加入CPTPP制造障碍,干扰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 美“重返”东南亚对中国的多重影响 拜登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将延续特朗普时期的“中国元素”特征,旨在遏制中国崛起。然而,与特朗普“单枪匹马”和逼盟友“选边站”不同,拜登将通过多边主义战略和双边盟友伙伴关系网络来合力对付中国,从而给中国造成更为复杂的多重影响。 在经济上,拜登政府将有可能通过重新谈判CPTPP来给中国加入CPTPP制造困难。中国应提前做好谈判准备和应对预案,以便最终顺利加入CPTPP。在政治上,拜登政府将借助东盟地区论坛、湄公河下游合作倡议等多边机制来重新“夺回”话语权,削弱中国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美将致力于在杜特尔特卸任后翻转菲中亲密关系,扶持越南与中国对抗,给中国周边外交制造更大挑战。鉴此,中国应借助疫情外交加快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完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稳定中菲、中越关系,不给美国可趁之机。 在军事上,拜登政府不仅会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的战略拓展空间,还会重点强化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海上军事合作,增强其与中国在南海博弈的军事实力,从而有可能造成南海局势动荡。中国宜支持东盟“印太展望”,实现“一带一路”与“印太展望”的有机融合,推动《南海行为各方宣言》框架下的海上务实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谈判,以海上合作和海上规则稳住南海局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禹 2021-04-26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只有全面认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土地、人口、资本和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通过制度创新引领改革,才能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带来振兴和发展的机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尽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迈入新阶段,农业依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农业劳动生产率仍处在较低水平,距离农业现代化还有很大差距。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 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全面转向推进乡村振兴。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村在发展过程中暴露了一些棘手和未曾出现过的现实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只有全面认识新一轮农村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围绕土地、人口、资本和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通过制度创新引领改革,才能为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带来振兴和发展的机遇,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中国农村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土地问题。当前土地问题已成为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民失去保障基础。与城镇人口相比,土地是农民生活的重要保障之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通过耕种等方式获取收入,支撑日常生活,但随着三权分置的提出和土地流转的全面推广,土地对于农民的保障作用被削弱了。尽管目前普遍存在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造成大规模人口转移的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农民还是会选择回到农村养老,如此时土地已被流转出去,农民的传统收入来源将可能被切断,失去最基本的保障。 第二,耕地并未发挥最大效用。近年来,粮食作物的价格呈明显下降趋势,但种植成本却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得不选择种植经济性作物来获得较高利润。另一方面,个别地方政府和农民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通过转让土地使用权的方式增加收入,导致土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趋势明显。 第三,农民无法共享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尽管土地流转的实践案例已屡见不鲜,但由于缺乏经验积累及可借鉴的范本,操作流程及相关法律、制度方面不够完善和成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和农民的权益。而且,农民缺乏相应的知识储备及谈判能力,在土地流转的协商过程中,无法掌握定价权和主动权,因此无论是将土地经营权全部转出获得一次性收入,还是将土地出租获得租金收入,农民都无法获得较高的收益,甚至可能酿成地财两空的悲剧。 劳动力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2020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超过60%。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十四五”期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提高到65%。事实上,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农村人口已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下降到2019年的5.5亿,减少了将近3.3亿。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当前的农村人口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全部选择到外打工,留守在农村的人口多为“老弱幼”群体,导致农村出现严重的“空心化”现象,土地撂荒、民生凋敝、发展乏力等负面影响已十分明显。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加大,未来将会有更多农村青壮年涌进城市,造成农村劳动力和人才的缺口更趋严重,形成恶性循环。此外,劳动力大量外流也加快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部分城市,中国已出现类似于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倒置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长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导致农民对其身份缺乏认同感,许多年轻人将走出农村当成奋斗目标甚至是梦想,这也成为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重要心理因素。 产业融合问题。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村产业融合程度不高,尚未围绕农业形成系统性的上下游产业链。尽管农产品加工产业有了长足进步,但随之暴露出的资源利用水平低、深加工能力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问题,造成农产品同质化程度较高,形成恶性竞争,滞销严重。另外,现代农业和生物技术在农村相关领域尚未完全应用,以技术为驱动的农村产业融合模式还在摸索当中,众多科研领域的成果无法进行全面推广。农业和第三产业的融合也缺乏创新,仍局限在休闲和乡村旅游等行业,农村在现代服务业体系的搭建和相关设施建设方面存在着不足。 农村金融服务虽然有相关政策的支持,但碍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农民对贷款、保险等金融产品的接纳度有限,甚至可能存在着一定的误解和偏差,这导致农村地区金融信贷活跃水平远低于城市。在金融机构端,传统的产权抵押贷款往往与信用等级挂钩,而农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缺乏信贷意识,加上金融机构在审批流程上缺乏灵活性和自主性,农民很难得到有效且普惠的信贷服务。 总体来说,中国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即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农村基础设施体系和农村社会服务体系)并不十分完备,产业融合政策和科技支撑体系并不健全,导致产业发展活力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无法适应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要求。 农村问题的解决原则与方向 乡村振兴战略在本质上是“三农”问题的顶层设计,但土地、人口和产业等问题的叠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也必然会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农村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是城市快速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从城市和农村发展关系来分析,城市与农村应协同平衡发展,提高城乡发展的协调性,彻底改变厚此薄彼的发展理念。需要厘清的是,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存在矛盾以及先后顺序问题,而是融合交互、彼此促进、相互影响和制约,核心目标和客观效果是开创一种新型的城乡均衡发展模式,彻底扭转城乡二元发展局面。 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深化新一轮农村土地改革的目标,应围绕农业现代化这个总抓手,推动农业向规模化、精细化和专业化发展。在充分保护和尊重农民利益的前提下,以土地为引擎,带动农村和农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人口结构和素质能力等复杂问题,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难度。未来,农村人口问题要同时满足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双向需求。各相关部门应在各司其职的前提下,强化各相关部门的协作,实现功能互补,全面系统地解决优化农村人口发展问题,使农村人口状态达到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要求。 农村产业融合的路径是通过产业间的融合渗透,探索和开发农业功能与潜在价值的同时,延伸自身产业链,寻求与相关产业的交叉点。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要妥善处理好政府、企业、农户以及其它经营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强化政府的引导和资源整合的作用,确保各方在互利的同时,彼此制约和监督,提升效率。同时,要以农业产业链延伸为出发点,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目标,加大科技支农力度,培养专业领域人才,推动农村产业的繁荣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下解决农村主要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土地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赖红波 2021-03-31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作为我国最早对外改革开放的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有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和良好的经济基础。目前我国进入质量经济发展时代,如何建立起以自主创新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布局大湾区高质量产业发展,为湾区提供新的战略机遇,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粤港澳大湾区新兴产业发展的现状及问题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不仅断供“芯片”,而且将华为等企业列入出口管制的“实体清单”,许多行业都面临着“卡脖子”的窘境。以传感器为例,它是数据采集的唯一功能器件,也是信息技术的基础核心元器件,采集的数据是整个感知、传输和处理信息系统中流淌的“血液”。美国公布了影响国家长期安全和经济繁荣至关重要的22项技术,其中有6项与传感器技术直接相关。当前,欧、美、日传感器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如美国MEAS、霍尼韦尔、凯勒和美国艾默生、罗克韦尔、GE等,都是世界知名传感器企业。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令人担忧,全世界生产超过2万种产品品种,而粤港澳大湾区仅能生产其中的一小部分,约1/3,且整体技术含量较低。然而,国内传感器市场需求量达上千万亿,每年进口额都不低于1,700亿人民币,中国市场体量大,但绝大部分被欧美国际零部件巨头占据,尤其是汽车或科学仪器等传感器95%以上市场份额都掌握在外资企业手里,成为当前制约粤港澳大湾区数字化和工业互联网转型发展最大的“卡脖子”技术瓶颈之一。其一、市场培育方面。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与外资品牌的差距还很明显,无论是技术还是市场,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聚焦的领域主要是市场的外围,汽车产业如此,仪器等产业也是如此。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没有市场支撑,即使做出来了,也没办法做久做好。以科研仪器为例,越高端前沿的实验室,国外仪器设备越多。在全球前20名的仪器制造企业中,没有一家中国公司。目前,在国内多达几千家的A股上市公司中,真正做科学仪器的也只有“东方中科”等极少数企业。其二、技术方面,传感器技术开发很难突破。传感器产品与普通元器件产品不同,传感器涉及很多芯片,传统的技术方式难以突破。一方面,很多企业不是没有技术,而是没有合适的市场,只要有了市场,技术就会跟上来,但大多数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很难获得典型行业(如汽车、科研仪器)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本土传感器企业技术整合能力需要提升。传感器当中,如芯片、陶瓷基板等,都不是传感器公司自己做的,必须从外面买进来。以德国First Sensors为例,其晶圆是中国台湾采购的,运到德国做封装,然后卖给中国。为此,传感器企业自身需要具备整合技术的能力,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存在的痛点。其三、产业链方面。一方面,传感器产业链的痛点是直接由供应链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如压力传感器,供应链的复杂性,包括ASIC芯片、压电电阻、陶瓷基板、MEM和焊接/粘结技术等。同时,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的上下游企业散落在各地,尤其是生产工艺、技术要点繁多,导致产业链协同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产业链上下游伙伴合作信任存在痛点。工业品的传感器面对的是企业客户,并依靠这些企业客户而生存和发展。如欧美传感器企业围绕客户形成自己的“合作伙伴联盟圈”,由下游客户提需求,传感器企业研究技术可行性,一旦技术可行就与下游客户合作开发,这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容易出成果。粤港澳大湾区本土传感器企业的痛点就是缺乏上下游合作伙伴的信任或关系不牢固,缺乏把下游企业的需求和传感器自己的上游供应商整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的合作氛围。其四、融资方面。传感器领域资金需求量大,回报周期长,如美国霍尼威尔固态传感器中心,每年用于设备投资就有5,000万美元,要做好很不容易。目前拥有单晶生长、图形发生器、自动涂胶和光刻、等离子刻蚀等最先进的成套设备和生产线,而且每三年左右就要更新其中大部分仪器设备。以近两年粤港澳大湾区风险投资的几家传感器企业为例,大多数传感器企业经营模式偏重资产,前期投资大,融资要一轮一轮跟上。实际情况很尴尬,要么是融资不能跟上,要么是政府背景的投资机构在跟进,而来自市场的风险投资还是很缺乏,筹集资金困难。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当前,数字经济是全球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真正能将数字化落实到经济和产业发展上的城市和区域并不多。十九大提出,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数字经济强劲发展“核聚变”效应显现。同时,数字经济的背后,关键是要促进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才能孕育出强劲的新动能。工业互联网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的重要基础设施,是智能制造开展的载体,为制造业企业提供第三方连接、数据、算力、算法和安全等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在改革开放前40年的发展,得益于最终消费品产业的成功,尤其是围绕珠江三角洲所形成的服装、家电、家具等生产制造和世界工厂。未来,伴随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必将与最终生产品产业,包括提供最终生产使用的各类生产设备、生活设备、工作母机和工业软件等智能制造的发展紧密结合。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产品需求量很大,尤其是作为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核心技术之一,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基础。最核心一点就是围绕数字经济和工业互联网展开智能制造的前瞻布局,这个过程应优先考虑传感器产品和产业的发展。以传感器为抓手,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1、市场方面应对建议。一是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核心优势领域,进行传感器市场培育。包括轨道交通设备、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设备、船舶、高档数控机床与工业机器人和电力装备(涡轮机,发电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完全可以采取“揭榜挂帅”和动态发布机制,向全球招商和征集全球企业或人才参与解决方案,引导社会各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具体应用场景,参与传感器的开发,而不是闭门造车。二是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丰富应用场景狠抓高端布局。传感器领域的竞争,最终是走向高端竞争,为此,必须提前布局。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丰富的应用场景,如无人机、智能家电和智能家居等世界级集群优势,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从最基本的产品开始布局,如压力传感器、加速度计、微陀螺仪等,实现高端封装和测试,才能为后续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领域获得突破打下基础。2、产业链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围绕应用场景,选择产业链突破方向。围绕核心优势的领域,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可以选定粤港澳大湾区有优势的3至5个垂直行业进行推进,促进传感器领域的高端发展。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粤港澳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二是鼓励以集成创新进行产业链突破。传感器具有典型工业品属性,涉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参与,整个过程需要的是信任与合作。为此,可以尝试改变过去产业链单一环节应对,选择走系统集成的路子来探索传感器技术突破。3、投资融资方面应对建议。一是建议粤港澳大湾区推出专门针对中小型传感器企业的专项技术创新基金,以及科创板应重点支持从事B2B业务的传感器企业等。二是快速积聚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具有独特活力,可推动本土传感器企业快速发展,吸引多渠道投资资本。尤其是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与中小企业内生动力,包括与产业链内大企业一起分析技术可行性和迭代创新,营造相互信任的关系,提升合作质量,一步步“接力”,实现以市场为导向,围绕客户需求开发出高品质传感器产品。4、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优势,促进产学研联合创新。欧美传感器大厂,非常注重与高校合作,由高校来承担传感器的基础研究,而传感器企业侧重应用场景挖掘和产业化推进。对标英国“以学带产”的“2+5”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依托高校优势,走传感器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和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传感器技术突破的“大湾区模式”,培养一批传感器技术解决方案供应商。5、解决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复合人才培养机制难题。围绕传感器等“卡脖子”技术,统筹推进学科建设。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资源优势,鼓励各高校成立传感器研究院,设置传感器相关学科与专业,引进国内外优秀的传感器师资,结合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发展现状,重点开展传感器基础理论与技术、芯片与系统构架等方面的研究。积极培育跨学校、多学科、有特色的研究团队,发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围绕潜在的未来应用场景开展传感器跨学科基础研究,提前布局和跟踪,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和复合人才培育体系,从基础和应用层面联合攻关,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传感器企业发展。针对短板环节(如设计、制造、封装和测试等)的核心人才给予人才绿色通道或人才积分,尤其是针对传感器、测控仪器等领域认定高级职称专家,包括来自民营企业的人才。总之,传感器是基础性技术,也是数字经济时代下最核心的技术之一,产品需求量很大。针对当前国际大环境,尤其是美国针对我国高科技产品和技术的定点围堵,在传感器等关键领域一定要未雨绸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优势和制度优势,充分利用全球顶尖科研力量,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区位优势,提升传感器产业链合作水平,整合上下游技术,以此找到传感器等短板弱项技术定点攻关和重点突破,勇担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重任以及继续成为中国经济领跑的“主引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21-02-23 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 2021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思路中,中国的资本市场需要开好局、起好步,在国家政策引导下规范发展。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资本市场下达了新的任务: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打击各种逃废债行为。对此,国家在规范资本市场过程中,要贯彻“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原则,重点在于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市场无序扩张,在资本市场反垄断与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过程中,加强政府在资本市场的有效引导与监管,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疫情影响下规范中国资本市场的紧迫性与复杂性当前,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的美国,受长期产业空心化的影响,再工业化阻力较大,其虚拟经济发展一直缺少实体经济支撑,加之实体经济基础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冲击,造成虚拟经济更加远远背离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剧了系统性风险。为了摆脱疫情的困扰,美国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具有扩张性,势必会通过不断加大向其它国家发放外债等办法度过经济难关。尽管国际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仍然出现了增长的趋势,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合作方,不可避免地将受到来自于美国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为挽救受疫情影响的经济颓势,其采取的财政及货币政策等均将对中国的资本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此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国际金融市场还蕴含着一系列潜在的风险,进一步影响着世界资本市场的稳定性,金融市场的虚拟程度将会进一步加大。总之,国际资本市场现在的不确定性和波动性将会持续下去。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资本市场监管体系,尤其是金融监管体系也曾受到过一些学术流派的抨击,他们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不够,金融体系的管理过于保守和固步自封。然而,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世界性金融海啸以来,中国由政府管制的、具有鲜明的宏观调控色彩的金融体系,确保了国家的经济安全,保障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中国金融体系的优势在于具有国家宏观调控的金融管制,能够有效阻挡外来金融风险的威胁和国际热钱的冲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中国经历了高速增长期,资本在投资型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作用不断加强,资本扩张趋势不断加大,资本垄断特征不断显现。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比较晚,在风险防范上具有一定的脆弱性,抗风险能力比较弱。因此,在市场化改革的探索过程中,既要使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市场体系和世界资本市场体系合理对接,又要引导中国资本市场有序化良性发展,防范其无序扩张带来的风险,杜绝其干扰中国经济发展。 国家规范资本市场要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疫情后重要的恢复期,国家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是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与重要保障。对此,要不断提升国家在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重点宜放在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上。首先,要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资本扩张风险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各项指标向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不断提升,但是尚未恢复至疫前水平。大量事实表明,经济过冷或过热对可持续增长都存在不利的影响,尤其是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给经济带来的隐患是不容忽视的。稳定的经济增长才是科学的、可持续的。处理好恢复经济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就是要合理确定资本市场重点支持的方向和领域,完善服务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安排,使之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例如,科学合理保持IPO、稳定发展交易所债券市场、再融资常态化、商品及金融期货期权产品体系的创新与完善、金融产品评价标准的再造等,都是国家监管资本市场、合理引导其走向规范化的具体着力点。此外,还要通过不断提升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能力,尤其是要加强资本市场的监管的系统性和风险防范监控的科学性,加大对拟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监管的力度,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双管齐下,坚决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其次,要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在当前经济加快复苏的背景下,面对国家提出的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发展、防止其无序扩张的思路,市场上存在着“政策会否快速转向”的担忧,有人认为国家防范资本无序扩张将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经济“不急转弯”为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预期的作用。处理好防范资本无序扩张与稳增长目标的关系,重点在于国家宏观政策的制定要从抗疫的特殊政策回到常规的政策上来,既要维持流动性的合理充裕,又要避免因规范资本市场引起的过度收紧。完善国家综合治理体系,要同时兼顾国家与地方层面的不同情况:一方面,在国家宏观调控层面上,要保持已有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在地方监管层面上,既要避免地方专项债的发行规模的扩张,又要保持地方财政支出力度不变,还要考虑投放流动性,加大扶持力度定向支持中小微企业及制造业的发展。再次,要处理好对资本市场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大量事实表明,哪里有垄断,哪里就会产生经济停滞的风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我国资本市场不可避免存在着过度垄断的情况,阻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当竞争,破坏了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有效性,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反对资本市场的垄断,需要国家支持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构建一个有活力的、合理竞争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国家对资本市场的综合治理,必须要打破垄断壁垒,疏通资本流通合理渠道,激发经济增长的内在活力与动力。处理好反垄断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系,要加强金融规制的执行力,取缔和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规范资本市场、防范资本无序扩张的着力点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是2021年中国政府制定的八项重点经济工作任务之—,这项任务的制定,也表明了中国政府治理资本市场无序扩张的决心。在规范资本市场、科学引导资本市场良性发展以及政府加强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方面,政府今后宜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防止国内资本过多集中于流量变现。规划新增畅通国内大循环,首先要打破资本市场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杜绝资本过多集中于少数垄断巨头手中的不正当现象,鼓励实体企业合理竞争,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尤其是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在科技上不断对中国“卡脖子”,使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着自主创新不足的难题,中国需要合理流动的资本投入到科技创新领域,以激活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与潜力。因此,要规范资本流动壁垒,引导优质资金投入到科技创新上,尤其是投入到基础科学研究上去,鼓励原创性和基础性创新。二是限制资本巨头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重点是要阻断垄断可能产生的一系列不规范的经济行为,如政府要通过科学的监管体系,限制不正当竞争协议,如通过企业合并牟取市场支配地位等不正当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行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巨大变化,更需要把对一些垄断事件的处理上升到法治化治理的高度。三是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实现由数量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的转变,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有利于中国恢复经济,对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增长转化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肩负着推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职能,在推动财富创造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消费侧新需求、新技术研发与投入上,都需要大量优质资本投入,更需要健康良性的资本市场的支持,因此,阻止资本盲目扩张、构建有序、合规的资本扩张体系,“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等,都是国家合理引导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容。四是提升复杂环境下资本市场监管力度。政府在引导资本市场有序发展方面,重点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退市改革方案的落实,严格退市监管,在企业重整、重组、主动退市等领域,实施放管结合,监管工作要立足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除了监管国内资本市场外,还要以国际视野看待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积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增强开放条件下的监管能力建设。具体来说,政府要加强宏观形势的跟踪研判力度,密切关注国内外资本市场流动性变化,严密监控资金杠杆水平,完善动态应对政策,防止跨市场、跨领域、跨境的交叉性、输入性风险,维护资本市场运行的稳定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蒋海军 2021-01-05 2020年美国大选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2020年美国大选犹如一场史诗般的大剧,牵动着全球的神经,终于落下帷幕。从目前统计的数据来看,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超过8,000万张选票,为史上最多,而总统特朗普也刷新了在任总统的选票新记录,得到7,000多万张支持票。然而,这种局面折射出美国政治对立和社会分裂已走向极端化。在这样的政治格局和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走向何处,中国如何与新一届美国政府打交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疫情肆虐下撕裂的美国大选本次美国大选极具戏剧性,尽管选前主流媒体民调偏向拜登,但从大选的各种造势活动和各地现场民众的热情程度来看,特朗普支持者远超拜登。从选举结果来看,尽管存在很多质疑,特朗普的票数依然是历史上第二高,明显好于主流民调。过去的四年,特朗普秉承“美国优先”战略。在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很多非常规的措施,很大程度上兑现了其在2016年大选关于贸易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轰炸所谓“伊斯兰国”、减税、撤回海外美国军队、建一道墨西哥买单的边境墙、重建基础设施和制造业等方面的承诺。其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等对华强硬措施更使中美关系跌入历史低谷。从支持特朗普的群体来看,白人群体居多;其在非裔、拉丁裔和亚裔中的支持率亦有所上升。尽管教育程度较高的白领选民多数支持民主党,然而警察、农民、小企业主和各类工人则多数支持特朗普。若非大选年“黑天鹅”爆发,疫情肆虐和骚乱频发之下白宫处置不力,特朗普连任几乎没有悬念。今年的美国大选虽然在疫情中进行,但实际上投票人数却创下历史新高,而且无论谁当选,全国性的抗议活动几乎都不可避免。从“黑命贵”(BLM)运动开始以来,美国社会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美国自由派和建制派针锋相对。美国长期积累的社会分化、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平衡、人口结构的变化、两党分裂、民主转型困境及其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和中美博弈等问题在疫情爆发和经济趋缓的严峻形势下进一步凸显。中国议题是美国大选的热门话题。在今年的两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中,两位候选人不失时机地使用中国议题攻击对方。特朗普在疫情方面甩锅给中国,认为是中国造成了美国的严重疫情和经济缩水;而拜登则批评特朗普没有及时让美方人员进入武汉,确认疫情严重程度,刚开始的几个月反而赞扬中国疫情防控。特朗普还指责拜登儿子在拜登任副总统期间和中国政府勾兑谋取利益,当然这些指责很快被中国政府一一反驳。拜登团队也曝光了特朗普在中国开设银行户口和缴税记录等,批评特朗普拥抱中国和朝鲜领导人。特朗普政府多次表示中国是美国的敌人,并认为4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在对待中国的政策上是失误的。对中国来说,美国选举早已把中美关系拉入了危机管理模式。特朗普认为拜登和中国有利益关联,若其当选会出卖美国利益,这些妖魔化中美关系的表述在美国有很大的市场。拜登也表现出对中国强硬的态势,台海问题、南海危机、西藏、香港、新疆等问题都会成为中美关系的很大阻碍。事实上大选期间,美国在这些问题上不断采取新的手段,给中国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危机。拜登政府如何看待和定位中国拜登作为建制派的代表性人物,根据拜登多年政治生涯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态度和言论、竞选期间针对中国的相关言论、民主党对中国的主要态度及拜登政府是否会延续特朗普现有的对华强硬政策等方面综合分析来看,拜登上台在某种程度上将为中美关系缓和提供一个有利的契机,这种新契机是稳定中美关系且做出新定位的战略契机,但中美握手言和、重归旧好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甚至机会渺茫。由于美国三权分立的体制和特朗普主义的深远影响,美国两党在对华战略上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仍旧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会继续被美国视为所谓人类自由最大的威胁。但是,从拜登个人性格和政府组阁的特点以及民主党数十年来的作风来看,战略上不会改变,战术上可能会进行较大调整,美国会以更巧妙的方式应对和打压中国,对话的态度和定位可能会回到“中美竞争和利益共存”的轨道。特朗普对华奉行“有原则现实主义”的战略方针,已经把中共领导的中国作为“战略敌人”来看待,千方百计挑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血浓于水的关系,甚至将“灭共”作为其战略目标之一,试图串联西方大国围剿和孤立中国,对华行动更多的是竞争与遏制,缺乏合作。而拜登政府可能会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组建反华联盟,会继续关注新疆、西藏、香港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但拜登政府不会把中国看成是战略对手。拜登政府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会继续遏制中国并和中国展开战略竞争,而在全球公共问题上,比如气候变化、全球公共健康、核不扩散、扩大开放等领域会选择与中国开展一定程度的合作。与特朗普相比,拜登作为一位资深政治家,更愿意听取专家和智库的意见,更愿意走多边主义的路线,他会缓和与盟国的矛盾,重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会通过重新加入《巴黎协定》等方式重返世界舞台中央。针对中国,美国将会和盟友一道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共同施压的方式,但不排除继续采取单边主义的对华政策。拜登已经明确表示暂不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等措施,也就是说贸易战还会持续。当然,拜登寻求的是美国利益最大化以发展和改善美国经济。总体而言,随着新一届政府上台,中美关系处于变化的关键节点,领导人更迭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改善带来契机,但仍需要双方的智慧和努力。拜登政府如何制衡中国虽然拜登及竞选伙伴在竞选期间也多次抨击中国,2020年4月还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应对中国,但舆论普遍认为这些都是竞选语言不代表其真实想法。多数观察者认为拜登更愿意重新启动一个积极有效的对华政策,开展竞争与合作,属于基辛格式的外交思维。拜登可能会更加强调游戏规则,一定程度上会抛弃“你死我活”的零和方式,改为以竞争为主的对话方式,从而更为谨慎地制衡中国。经贸关系是美国对华政策核心,拜登可能会与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联手在全球贸易政策上形成同盟来打压中国,迫使中国遵守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否则将在新一轮全球化中全面孤立中国。美国可能会考虑加入CPTPP,重视世贸组织的作用。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是其重建美好未来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将会有助于恢复中美互利共赢的经济关系。科学技术方面的竞争会呈现白热化,科技脱钩趋势将会持续,美国将继续采取实体清单等方式实行技术管制,阻止两国科技人员的交流;采取更加严格地保护知识产权,遏制中国所谓窃取美国科学技术的行动,防止中国主导5G、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在军事、安全和台湾问题方面,拜登政府可能会设立亚洲事务主管,拜登将会延续印太战略,强化与盟国的合作关系,联手对抗中国的所谓威胁和势力扩张。一定程度上,他会延续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模糊”政策,即在假设中国武力统台问题上,会保持模糊的策略。既反对中国用武力攻台,又提倡两岸的交流,以维持和平的现状。拜登政府会低调处理对台军售,加强对台湾民主的保护,推动台湾谋求更多国际空间,维持和强化美台双边关系。在人权方面,拜登政府会更加强调美国在全球范围的道德制高点,关心中国新疆、香港、西藏等地的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人权发动更大的攻击,支持中国自由派和内部变革,给中国国家治理制造障碍。美国也会继续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协调盟友在国际人权机构取得领导地位,持续对中国人权问题施压,采取多种措施迫使中国改善人权状况。在文化交流方面,特朗普对留学生的政策将得到修正,但是对涉及关键技术的专业学科、中美科技交流以及中国部分军民融合大学仍保持警惕和限制,两国人文交流和对话渠道可能会部分恢复。中国如何应对中美关系新挑战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傅莹11月24日在《纽约时报》发文说,中美两国可以通过解决彼此关切的问题来发展某种“竞争加合作”的关系。11月2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并在贺电中指出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不仅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而且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希望双方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同各国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政府一系列的举动表明,中国希望和新一届美国政府管控分歧、开展合作、推动世界和平发展和造福两国人民的意愿。但是今天的中美关系很难回到四年前,疫情等原因使美国反华、仇华、嫌华等情绪上升,对华强硬成为美国两党的普遍共识,民主党今年在其党纲中将一直坚持的“一中政策”删除。如何应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挑战,不仅关系两国发展,也事关世界和平、合作与繁荣。首先要从中美关系的长远和大局出发,中国应坚持“强合作、弱对抗”的基调,停止奢谈“冷战”或者“热战”,尽力为两国关系的紧张状态降温,抓住美国政府更替的机遇期,把握好“时间窗口”“政策空间”。一方面通过双边渠道和国际组织等多边架构,从防控新冠疫情、经济贸易、金融、网络、危机管控、战略安全等领域寻求平等交流对话的机会,开展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另一方面重启各级各类对话机制,设置议程,管控风险,努力恢复智库、留学、文化艺术交流,促成重回“既竞争又合作、既冲突又交往”的大国关系,避免继续脱钩。其次中国要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努力解决国内疫情、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等出现的问题,深化改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保障公民各项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切实保护人权和不断提升中国公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防止民粹主义过度发展,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双边关系,保持谦虚低调,放弃“战狼思维”,主动承担大国责任,不断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集思广益,制定好“十四五”国民经济规划和“2035经济发展”设想,以“双循环”构建新发展思想、新发展格局,努力扩大全方位开放格局,以促进经济转型和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解决好国内问题,不仅需要自力更生,而且离不开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合作,离不开合作共赢的国际环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态系统。从历史维度来看,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国永远不称霸,无意取代也没有实力取代美国的地位,无意进行意识形态竞争。你死我活、消灭对方的思维不可取,疫情政治化、经济政治化的单边主义思想更不可取。疫情管控等社会治理实践证明中国和西方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各有优劣,都是根据本国国情采取的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应多加强交流合作,减少对抗,大国之间唯有相互包容、加强合作才能互补、互利、共赢。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很难完全回到过去,但是对话、合作与管控分歧,无论从民间到官方,都有新作为的可能。找到符合双方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切入点,构建有利于两国和世界面向未来的中美新关系才是当下值得努力的方向。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2-10 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 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历史性冲击,成为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全球累计报告逾5,475万名确诊病例,逾13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美国有超过1,100万感染病例,超过25万人死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活和生产被按下暂停键,经济运行遭遇巨大压力。中国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92,452病例,死亡4,749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终于在全球较早控制住疫情,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国民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0.7%,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2%,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相较于美国,中国抗疫无疑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特朗普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坚持经济生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考量之上。除了执政理念的不同,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长期和短期主义行为的渊源跨期选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进而做出决定的过程。普通人对跨期选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理财。比如家庭需要在眼前与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选择是在近期内消费还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理财,投资时是选择收益小、获利快还是收益大、获利慢的理财产品。西方国家和社会的跨期选择深受经济学远期折扣率概念影响,而折扣套现是典型的市场影响政府行为的现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理论将跨期选择理解为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扣比较的过程,之后的模型将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反映为折扣率这一变量。现时偏误(Present bias)指向不同时间点跨期决策偏好的不同,表明政府或民众在历史折扣中会高估当下的价值,这正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短期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跨期选择涉及线性和循环两种历史观。西方文化以前者为主,把历史看作是一条向上发展的斜线,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不断向前向高处延伸而且无法回溯的线性单向运动过程,贴现就是一种损失,需要再投入才能弥补,而且机会一旦逝去便无法挽回。中国文化以后者为主,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返回原点的可逆过程,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螺旋形运动,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持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人在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利益,预期利益总是会单边上涨,相信放弃眼前利益就无法走向美好的未来,相信尽早投入就会得到更多利益回报;持循环历史观的中国人在跨期选择时更偏好远期利益,预期利益增长会出现回落,相信机会总会再次眷顾自己,相信下一次投入会得到更稳妥更大的利益回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延迟满足指的是个体和社会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抵制和放弃即时满足等短期行为的抉择取向,以及在追求长期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忍耐、节制和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强调人们为了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目标,克服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行中即时满足的冲动和诱惑。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坚持”两方面内容。延迟选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基于长远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而延迟坚持则指采取各种策略来坚持所做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所以,延迟满足既需要控制诱惑和冲动的决策能力,也需要贯彻这一决策所必要的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排斥延迟选择,更难以做到延迟坚持。中国政府把国家崛起看作一个长跑项目,鼓励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牺牲精神。民族国家教给国民延迟满足的概念,培养其为国家、为后世子孙付出的情怀,同时创造条件提升国民延迟满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更有利于理性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全球竞争力。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延迟满足的社会行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则是延迟满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华为的员工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抓住更多的未来人生机会、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甘愿放弃休息、娱乐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这是延迟满足在个人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中美抗疫差别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遗。中国抗疫最引人瞩目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封城限行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以短期的牺牲赢得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属于典型的循环式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2020年1月23日,在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政府宣布封锁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境通道,对所有确诊新冠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措施,关闭学校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同时暂停全国进入武汉市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武汉市的封锁和隔离政策持续了76天,直到4月8日城区才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为抗击疫情,中国在第一季度付出了巨大代价。2,000多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几十人以身殉职,130多名民警和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各地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全国一季度GDP下降6.8%;1-3月,全国餐饮收入6,026亿元,同比大幅下跌44.3%;全年电影票房损失估计超过300亿元;全年旅游总收入损失大约在1.4万亿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近两成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中国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措施为遏制新冠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城和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了96%,限制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并最终令中国大陆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中国在抗击非典疫情时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停工停课、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抗击疫情。很多省市中小学全面停课,各企事业单位尽量不派人出差。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封锁,所有外来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必须在观察期满后才能回村。在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疫情在5月份开始逐步缓解;6月11日以后,各地再没有新发病例出现。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相反的抗疫政策,属于典型的线性跨期选择,基本上排除了延迟满足。为了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的目标,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坚持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反对以短期的经济停摆来实现病例清零的目标,不仅没有适时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民众的任性行为,不要求人们戴口罩,拒绝基本的防护安排。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以“不科学”“高成本”“侵犯人权”等理由拒绝全民检测,根本上就是无法执行延迟满足、见小利而忘命的短期主义行为。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不作为措施。当年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之后疫情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多处快速爆发,不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要求对病人实施隔离措施,也不建议在学校、办公室和公众场所等非卫生保健机构的场所使用口罩和呼吸面罩。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旬,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比较中美两国抗疫措施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和基于循环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长期主义公共政策,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而美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排斥和基于线性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倾向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和文化,满足于短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社会付出更大的长期性代价。长期和短期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中美公共政策差异。中国通过政府规划建立了公共政策长效协调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朝同一方向前进,不受领导人更迭影响。中国已经形成自己成熟的长期主义公共政策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各界人士咨询和协商会议等等。基于这种独特的公共政策安排,中国才能够制定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主义目标,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并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成。建设小康社会是长期主义公共政策一个较好的例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上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三大提出实现小康的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十五大则把“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做出新的部署,十九大则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踏上现代化新征程。可以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期间国家历经了几代领导人的交替,但国家纲领性的目标和政策却保持了稳定和连贯性,领导层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长期主义优点。美国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甚至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有超越党派的长期主义战略。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基于跨期选择和对延迟满足的抗拒,美国盛行短期见效的政策,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而周期性选举和政党轮替也加剧了公共政策的短期主义化。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即时满足,排斥艰苦奋斗、克制忍耐的精神和行为。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政府政策,也不支持政府出台违背自身眼前利益的长远政策。执政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主要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向来回避吃力不讨好的长远政策,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糖丸。如全球化议题,本来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美国总体福利,只要美国解决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不应成为被放弃的政策,但由于全球化损害部分美国人的现实利益,而分配改革只是流于政客选举时的激情承诺,无法真正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政策,最后能够为全美全世界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全球化在特朗普时代戛然而止。这种氛围之下,美国基本上无法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更遑论制定和坚持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经济上以市场为本、政治上以选举为本的发展思想,把市场和选举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政策围绕吸引选民投票、兑现选举承诺展开,努力满足选民对政策的情绪偏好。由于缺乏远见,美国政府和社会被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和问题困扰,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结果超级富豪愈来愈富;试图反对种族歧视,结果黑人暴动席卷全国;试图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改变中国,结果闹得中美脱钩,美国的公共政策自相矛盾,发展进程严重缺乏政策连续性、完整性,导致国家陷入白左与民粹极端势力恶斗的复杂局面。政策建议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标准不能降,力度不能减,这样才能保护同胞们牺牲权利和生命换来的抗疫成果,同时切实建立和传播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优势。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仍然不断上涨,中国宜继续执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治疗、精准控制、动态清零、联防联控等举措遏制疫情。在香港与内地通关问题上,有关部门在督促特区政府提高防控水平的同时,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在香港未实现14天连续本土病例清零的情况下贸然敞开大门。少数建制派人士缺乏大局观,无视国家利益,为了许多短期利益和便利,强烈主张降低标准通关,内地对此宜保持清醒认识,不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同时做好香港相关人士的说服和劝导工作。第二,注意长期和短期主义的结合,权责对应,限制了人民权力,就要在福利上加以弥补。为了长期主义目标,政府短期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坚决避免政府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局面。在严格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人民失去了许多正常情况下的权利,就应该获得更大的福利,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平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现代社会难以实现而且不合道义的目标。在权责对应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对象是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福利公共政策,而不是大秦帝国的严刑峻法。第三,审慎对待美国因为短期主义抗疫政策造成的混乱,不可因为机会主义诱惑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结果导致战略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日本在珍珠港所犯的错误,我们宜牢记战略决策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正如常言所说,因为机会得到的,终会因为实力而失去。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军力与美国尚有一定差距。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能像特朗普一样让西方如此分裂,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发酵,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将持续发展,这的确为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机会之窗,但这一机会只能在做好充分谋划尤其是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才能变成现实。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谢贵平 修光敏 2020-11-20 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 在当前新冠疫情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不良影响1. 美国撤军打乱既有部署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4月底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将加速从阿富汗撤离所有美军,这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一是如果美国撤军时部分弃置的武器装备一旦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不利影响。二是特朗普此举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喀布尔的影响力。5月13日阿富汗总统加尼不顾美方和谈意愿宣布对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主动进攻就是明证。三是美国若未完全按照协定撤军,“阿塔”以后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拒绝遵守其与美国签订的停火协定。2. 美国援助减少将削弱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由于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新冠疫情危机,且当前美国战略聚焦于大国博弈,因此美国决策者将会进一步减少对阿富汗援助,这不利于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由于肮脏的居住条件、落后的卫生状况、士兵在军营内的聚集性接触,美方十分担心这支部队最终会感染病毒。然而,一旦美军撤离阿富汗且减少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援助,“阿塔”和喀布尔之间的军事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可能导致“阿塔”控制大部分甚至全部阿富汗领土,社会秩序崩溃、军阀混战,造成阿富汗政局动荡甚至分裂。3.“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等极端组织将趁势复兴。当前,“呼罗珊省”以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从伊朗朝圣归国并将新冠病毒带入阿富汗境内为借口,对其进行打击,并煽动阿富汗内部的教派仇恨。5月12日,“呼罗珊省”对什叶派哈扎拉人聚居区的喀布尔产科医院以及楠格哈尔省一名警官葬礼发动系列恐怖袭击。虽然“阿塔”领导人同意政治解决与美矛盾,但对此不满的“塔利班”强硬分子将会投靠“呼罗珊省”。长期来看,由于失去美军的制衡,巴基斯坦“塔利班”(以下简称“巴塔”)也将趁机寻求复兴,并可能与“呼罗珊省”以及不支持和平进程的“阿塔”成员展开合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新疆反恐局势的影响1. 全球“圣战”策源地将逼近新疆。一是阿富汗一旦成为全球“圣战”的策源地,将为涉疆暴恐分子内外联动提供土壤和创造条件。二是新疆暴恐分子出境参与“圣战”更为便利,新疆反恐压力将陡增。三是从全世界赴阿富汗参与“圣战”的恐怖分子在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下,可能利用留学生、商人、游客等各类身份伺机进入中国制造暴恐活动。这样全球反恐的重心和前线将逼近我国国门,新疆面临的反恐形势将比2013年前后更为严峻。2. 各类恐怖组织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伊斯兰国”除了在阿富汗及阿巴边境建立“呼罗珊省”,并利用该地区塔吉克族与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拓展生存空间之外,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省”和“印度省”,后者重点目标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煽动印度穆斯林反对印度政府。美国撤军后,各类恐怖组织将以阿富汗为中心南北拓展,并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为抗衡巴基斯坦对“阿塔”的影响力,阿富汗政府将会继续秘密资助被驱赶到阿富汗境内的“巴塔”成员潜入巴基斯坦境内开展恐怖袭击,而“乌伊运”及依附于它的“东伊运”一直盘踞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将寻求继续与“巴塔”合作的机会。虽然“美塔协定”中规定“阿塔”不再庇护“基地”组织,但美国撤军后将对此缺乏监督和强制实施手段。“阿塔”与“基地”组织之间,“阿塔”需要“基地”组织的资金和训练支持,“基地”组织需要“阿塔”的庇护等关系,将受到影响。因此,“基地”组织很有可能继续在阿巴地区活动,同时通过“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AQIS)提升其在印度的影响力。3.“塔利班”获胜并取得优势地位将刺激新疆极端分子的“圣战”意识。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普遍将“阿塔”与美军签署停战协定视为一个伊斯兰团体对一个入侵的异教大国的胜利。当前,此种“胜利”将进一步激起暴恐分子的“圣战”狂热。“阿塔”正利用新冠疫情危机指责阿富汗政府应对乏力,同时为平民提供医药援助,加大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并且拒绝斋月期间停火。驻阿美军自2019年以来大幅增加了对“阿塔”及其它极端组织的袭击次数,仅在2020年头两个月就在阿富汗27个省实施了1,010场袭击,但袭击也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因此激起阿富汗民众对美军及其所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仇恨。涉疆暴恐组织一直宣称汉人“入侵”了新疆穆斯林的土地,这恰好与“塔利班”战胜入侵异教大国的叙事相吻合,因此伴随着“阿塔”权势的增长及其所宣扬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蔓延,新疆意识形态反恐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4. 美国蓄意将阿富汗乱局引向新疆,实现“以疆制华”。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假想敌,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人才战、信息战、舆论战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与遏制。美自阿富汗撤军,一方面是避免在阿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力投入;另一方面的动因是坐视阿富汗陷入动乱状态,并将这种乱局引向新疆,同时利用境外“东突”势力扰乱中国在中亚、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建设,试图达到“以疆制华”的目的。在此背景下,考虑到美国曾将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暴恐组织作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的的惯用手段,不能排除美国撤军后,会在阿富汗支持国际恐怖势力,搞乱中国周边局势,并伺机渗透新疆,开展暴恐活动的可能性。中国预警预防和应对周边暴恐袭击的对策建议1. 加大对阿援助,增加中国在阿影响力。一是加强乌鲁木齐与喀布尔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以乌鲁木齐的名义加大对喀布尔的对口援建,以增进两国民心相通,增强阿富汗对中国的认同。二是利用国际组织对阿富汗进行援助以获取对中国反恐的支持。我国可通过亚投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对阿进行民生与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稳定阿富汗社会秩序,并借机秘密接触“阿塔”以获取我国打击“东伊运”的情报支持,保障“后协议时代”我国在阿影响力。2. 推动上合组织加大阿富汗反恐力度。一是建立中阿瓦罕走廊安全机制。阿方在维护瓦罕走廊地区安全方面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中国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阿方在瓦罕走廊阿富汗一侧联合建立两国共享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及常态化联合巡逻机制,并且将来视反恐情势需要可将其扩充为中、阿、塔或中、阿、巴、塔瓦罕走廊联合安全机制。二是通过上合组织整合新疆周边国家力量,联合反恐。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都十分担心美撤军后“呼罗珊省”等在阿的极端恐怖势力外溢。因此,我国可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多元平台填补美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避免我国单方面介入阿富汗局势而面临国际压力。3. 争取美专家智库影响美国从阿撤军决策。当前,虽然特朗普主张迅速、完全撤军,但以耶鲁大学阿富汗问题专家鲁宾(Barnett Rubin)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都主张美国恢复业已减少的对阿援助,并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与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及伊朗的合作。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应在阿富汗保留少数部队执行继续反恐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任务,否则,“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内战发展壮大并最终袭击美国的历史将会重演。因此,我国应努力做好这部分美国专家及智库的工作,让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撤军计划,避免美国不负责任地迅速、完全撤军。4. 建构多层级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我国需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引领、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巩固国际反恐联盟,加强各国司法权的协助,共同拟定国际恐怖分子的引渡及反恐方案,完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二是不断拓宽反恐双边和多边合作范围。中国应通过情报共享、联合军演等形式,参与地区与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反恐合作;建立相涉国家间情报交换、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搜查扣押、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执行、引渡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中亚、南亚、中东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多边反恐合作。5. 构建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合作的联合反恐体系。一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联动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反恐维稳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反恐预警、预防与应急管理体系。三是营造反恐社会氛围,形成全社会反恐合力。四是组建“边境反恐特别反应小组”,打造边境反恐坚盾。五是加大对境外“东突”极端分子以“合法身份”回流的识别和监控力度,防范“东突”极端分子利用高科技回流并实施恐怖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