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愈是落后于其他社会，则它的革命目标也就愈分散愈深层；知识分子愈是意识到这种落后，则他们的使命感就会愈大，并愈会常常受到诱惑而逃进幻想和迷思中；一个革命愈是想一杆到位达到所有的目标，则该目标将变得更遥远并终究成为不可能。”
——摩洛哥穆罕默德第五大学教授Abdallah Laroui
中共十六届七中全会后，紧接着又是全球瞩目的十七大。
为了试着替这两项会议作出一个历史定位，我最近特地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共党史和中国演变作了一番回顾与爬梳，并发现到这两项会议实在是有重大的历史转折意义：
其一，过去的改革开放，基本上乃是邓小平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的过程。它在思想方法上是一种实用主义，但所有的实用主义本质上都只有短中期效果，照顾不到它所累积的长期负面效应，如城乡差距、贫富不均、医疗及教育等资源分配失衡、由于发展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冲击；以及其他如官僚体系贪腐和特权扩大，特定种类的产业如矿工等类似新奴隶制的剥削现象开始出现。因此，现阶段已到了“摸着石头过河”这种实用主义功成身退的时候，未来已必须进入一个更有“国家目的性”的“建造桥梁过河”的新阶段。这两项会议就历史定位而论，可以说即是在替这个新阶段走出第一步。
其二，回顾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中国发展，由于初期的落后与动乱，以及当时那种“超英赶美”、一杆到位的左倾迷思与幻想，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间曾出现以“稳定政治和公有制度、促进经济加速发展”的所谓“总路线”，加上后来的“人民公社”与“大跃进”，它统称为“三面红旗”。根据波兰近代语言学家普罗巴干底（Jezyk Propagandy）、美国学者格罗斯（Jan T. Gross）等人的分析方法，我们已可确定“总路线”那个时代的官方语言概念，其实有着下述三种特性：
- 它的语言概念皆高度诡辩和具有修辞性，语言里充斥着字辞的虚幻不实图像，因而它是一种图像语言。
- 它的语言和语法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这也意味着它形同是由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一个句段或句子。
- 它的语言表述里将“是什么”（what is）和“要怎么”（what ought to be）这两种“描述”与“规范”的差别取消，因而语言已不可能容得下推理论证的空间，而只剩下“定义”。
因而，“总路线”那个时代，由时代的处境到语言行为，会发展成中国的灾难也就一点都不让人觉得意外。整个后来的改革开放， 其实也就是对过去所做的扭转。而到了今天，由“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以人为本”等口号的提出，可以说乃是过去“总路线”之后另一个新的“总路线”。而两者的不同，在于这次的这些口号，它的文化脉络与语言意涵已有了完全不同的格局：
- 当今的这些“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和谐世界”都是价值规范语言，而非意识形态的指令语言。由于它不再刚硬，而且又和中国儒家的人本主义和“天下”精神挂上钩，因而有了延伸的空间。
- 当今这些新规范口号的提出，由于它以开放改革的结果为基础，因而它是一种具有脉络性格的语言概念，和过去那种“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欠缺了脉络支撑的画饼式语言当然有所不同。当语言口号的提出具有脉络性格，它就有可延展性与可操作性，并可以让人体会到它是“国家目的性”的浓缩。
根据上述的脉络，我们其实已可看出，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十七大的举行等于是中国走向未来另一个重要新阶段的开始，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发展只能算是“国家形成”（Nation-formation）的过程，现在则因为有了一定的基础，而要开始真正进入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阶段，俾体现整个中国存在之目的性，对自己的国民、对世界各国、对这个地球做出贡献，这将是更艰难的历史工程。因此，胡锦涛所谓的“历史新阶段”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个核心概念，无论就历史角度或当今的世界结构而言，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在此特就这两个核心观念而论。
一、 历史新阶段论
过去超过半世纪里，中国由于固有的落后包袱，革命后的狂热，热战与冷战时代的威胁，本质上所处的只能算是“国家维系”状态而已，而为“国家维系”遂一度选择了只存在于概念上而无法实现的极左路线。及至邓小平开放改革，摸索式的前进，也只不过是极左的纠正。这是一种“试误过程”，它造成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只能说是让“国家维系”变得不是那么痛苦，因而勉强可算是进入较为良好的“国家维系”状态。因而我才称之为“国家形成”。
不过必须指出的，乃是中国的“国家形成”才初步稳定，更多新的问题却已接踵而来。根据问题由内而外的层次，可概述如下：
1、中国的经济开放，大体上乃是顺着当今以美国为主导力量的财经市场趋势而前行的。以中国人民的勤奋，境外华人的参与，全球商品市场开放的程度，它当然给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及“潜在性全球最大新兴市场” 的机会。不过也必须指出的，乃是当今全球经济在美国带动下所形成的秩序，早已出现许多结构性的问题。这些问题并已扩散到了全球开发中国家，中国当然难以避免。
例如就区域及个人的贫富差距问题而言，当今的经济在美国主导下，“大资本主义”（Giantism）早已主控了生产及服务零售等行业。过去中产阶级所赖以存在的最主要之小企业、小店主等已无法存在。其次我们也知道当今美国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以解除“国家”的经济调控角色，一切随着“市场”决定。而所谓“市场”，其背后的隐形操作力量，则是美国的国家权力以及垄断资本的权力。因而“新自由主义”演变至今，美国已如同金融评论家彭勒（William Bonner）及威京（Addison Wiggin）在近著《债务帝国：时代性金融危机之兴起》里所说的，成了一个除了它本国，也诱发全球投机和不均衡发展的推手。美国债务帝国的模式，可以归纳成“国际与国内双赤字——低利率及富人减税——金钱流入其本国及国际股市房市——造成资金带动的投机潮及城乡不均衡发展扩大——次级房贷的债务衍生性商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这样的危机路径图。这种资金流通的模式，它对开发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是：各国政府的财经决策日益倾向于为资本服务，都市建设的投入增加，都市房价与生活费用日益增高，催动出以都市为中心的过度消费和物价上涨。近年来莫斯科成了全球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城市，印度的孟买、中国的上海、土耳其的伊斯坦堡（伊斯坦布尔），也都是房价与物价腾飞。而开发中国家由于开放而造成的农村因为“接近市场”的机会较差，这种原本只应该是由于时间差而造成的贫富不均，也就在“亲资本”（pro-capital）的政策下，愈来愈被延迟。近年来开发中国家普遍往M型社会移动。这固然有内因，但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无疑扮演着极大的角色。开发中国家如何形成具有独立自主判断的财经观点及政策，强化国家调控能力，以谋求自我均衡的发展已日益迫切。中国的沿海城市偏荣，而占了人口百分之六十的农村则无论教育、医疗、或者收入等方面的水准皆偏枯到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即是警兆。这也代表了中国的开放改革在已有一定成效后，已进入了另一个更必须有自我主体认知、更符合自己多数国民利益的财经与内政政策思维与设计模式，否则即难免出现资源及成长果实的虚耗与错置，而失去了公平正义。更值得注意的，乃是最近以来，由于美元持续贬值，就全球民生而言，这形同是美国在对全球进行通货膨胀输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开发中国家已成了至为严峻的考验。这意味着中国无论就国际财经环境或本身的条件变化，都已进入了一个挑战更大的新阶段。
2、中国改革开放迄今，的确为中国开启了新的机会之窗。但我们也不容否认，那就是一切的解放，在解放出生命力的同时，也解放出各种尚未提升的恶劣元素，包括官吏的特权贪腐，从业者欠缺专业纪律因而造成的伪劣商品及服务品质不良；民间社会出现的补偿式炫耀消费及种种国民品质的恶行恶状；整个社会追求名利财富，和随之而来的哗众取宠等恶劣表现，以及整个社会都在向钱看之后，造成的人际关系趋于紧张，社区感和道德情操日益淡薄。而由整个人类的发展历程，我们早已知道各种政治社会体系尽管各有其文化特色，但发展过程却都有着极多公约数，包括透过专业纪律的建立及普及，社会规范的确定，政治及社会的改革，文化的重整等，而重建整体社会存在的合理性。近年来中国内地极为关切“大国崛起”的课题，但似乎低估或忽视了其中社会与文化重编而建造合理性的过程。社会及文化重编乃是大国崛起的基底。这些课题在西方近代学术界已有了极多研究。例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改良，与资产阶级美德的出现密切相关；十六和十七世纪如何重建私人与社会生活的新方式等。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成为中国重建合理性的参考架构。这次“十七大”已触及这个问题，这乃是个重要的起点。中国重建合理性，除了自我提升外，其实还有重要的外部效应，那就是中国的渐趋成长，已使得某些西方人士或媒体，以过去的刻板印象作为非议中国的理据，这对中国当然会造成伤害。尽管这种非议并非全属有理，但若能本于“有则改之”的态度自我提升，当属幸事。
3、再次，根据《成长的极限》研究小组的论证，目前的地球早已超载达到百分之廿。近年来由于地球恶化，气候异变频繁，环境问题已在最近三年被提到了世界论坛上，成了首要课题。单单就温室气体这部分而论，目前全球每年排放一七九亿三千一百万吨。而美国一国即占七十亿六千七百万吨，为百分之四十。但因美国拒绝为了环境问题增加成本，影响其竞争力，并被中印等新兴国家追得缩短差距，遂使得它不但退出《京都议定书》，今年也拒绝加入欧盟的示范行动，反而是另提主张，把中印等国拉上谈判桌，要以一年半为期采平均点的方式来减少排放。美国的自私表现固已不必再论，但由此一来，像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却必须不公平的承受并分摊一定的压力。十二月起，各国将在印尼荅里岛聚会，环境问题之迫切已可由此概见。
不过，尽管在环境问题上，美国的图谋对中印等新兴国家有失公道，但我们却也不容否认，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中国的环境压力确实已告增加，空气与水的污染案例日增，沙漠化问题方兴未艾，凡此种种都显示出纵使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已必须要有自发的环境方案。发展较晚的国家，其发展模式和发展较早的国家不可能相同。发展较晚的国家在技术和建设领域享有后发先至的便宜，但发展较晚的国家在疑难问题上则必须付出压缩性更大的不利。改革开放迄今，中国过去的阶段得到极多便宜，现在则到了必须面对各类高压缩性问题的另一个阶段。环境则是一环而已，它涉及环境纪律的形成、国土的规划、环境的管控，特别重要的是环境科技的开发，新替代能源的研究。这个历史新阶段将比单纯的改革开放更为艰难许多倍。
4、再次则是当今被谈论得最多的所谓“民主”问题。西方的民主，在外国教科书及媒体上其实是个早已被“秘思化”的课题。这种“秘思化”也使得近代新兴国家里，民主经常成了一个困扰甚或动乱的新根源。到了最近则又成为强权颠覆式的“颜色革命”口号。所有“颜色革命”的国家从乌克兰、格鲁吉亚到吉尔吉斯，皆使国家形势更趋恶化。这也显示出对民主问题，当今民主标准的错乱，已必须要有更多细密的历史性思考。
其实，民主在当今的世界上，早已透过西方话语的简化，被说成是个概念上的价值。事实上则是透过这种简化而掩饰掉了民主另一个黑暗面。举例而言，近代英国学者麦可曼（Michael Mann）早已指出过西方民主与对外扩张和战争的并存性。美国学者彼得盖伊（Peter Gay）则指出民主与煽动仇恨与排外的并存性。这在当代德国学者乌利希?贝克（Ulrich Beck）的研究里更浓缩成“寻找敌人的民主”以及“被军事二分切割的现代性”（Militarily bisected Modernity）的重要概念。西方诩诩自得的民主，在稳定资产阶级秩序时，其实是靠着无数其他国家或其本国人民惨痛的代价而支撑出来的。这也是我在本文序言会引用摩洛哥思想家Laroui一段话的原因：“革命左倾幼稚病”和“民主救赎幼稚病”都同样值得警惕。这也是我们讨论民主问题时，不能不注意的历史和现实课题。
其实，如果将政治目标作出功能分类，良好的政治必须满足人民安全与发展、平等参与，最后则拥有和平转移政权等权利。而有关转移政权这个部分，它涉及体制的稳定和民主权威之形成，难度最大。今天许多民主国家，在人民安全与发展，平等参与上日益倒退，甚至动辄对外穷兵黩武。民主与和平，民主与民权间的对立问题实在值得警惕。
也正因此，当今的中国确实已到了一个对政治必须做出更多思考、研究与设计的时候了：它不能只是以“抓进碟子就是菜”的方式谈民主，而必须对民主与民权、民主与参与、民主与自由等即重叠又冲突的问题作出探讨与设计；它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形成自己的“政治论述”，这又是另一个更重大的历史课题。
5、最后，则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这个严肃的课题了。近代世界之所以混乱及战争频繁，主因即在于西方大国基本上是以一种牵制者、剥削者的姿态，延续着旧殖民时代的精神形成了世界秩序，于是剥削式的援助、军事及政治干涉、依赖性的而不发展的经济、穷国不堪负荷的债务压力等现象遂告不断。而今中国综合国力渐增，也开始在国际社会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稍早前已有国家认为中国在非洲是“新殖民主义”，这种说法当然有挑拨因素的操纵，但由此也提示出，中国的国际交往已必须走一条与西方列强不同的道路；也不能重回过去那种“万邦来朝”的旧“朝贡制”的文化自大主义。个人认为中国的国际交往，必须更加考虑对方，予以真诚的协助，而不能只是把外国视为市场或资源国来对待；儒家的“天下一家”，指的即是要把别国视为自己家庭一份子那样去对待。这意味着中国已必须另行自创国际互动模式，而国际伦理价值如尊重、关怀、协助，应为互动的核心要素。所谓的“软权力”也只有落实到这种价值上才有意义，而不是像美国奈伊教授（Joseph Nye）把“文化支配”视为“软权力”。也只有如此，中国始有可能替纷乱的世界作出真正与西方不同的另类贡献。
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论
中国自从进入现代后即长期停滞落后，而西方则渐次发展，因而遂有了欧洲的“自由、平等、博爱”，美国的“民主、民治、民享”等价值导向的理念之提出。
因此展望未来，中国进入历史的新阶段，无论对自己和对别人，如何创造出一种“祥和的”（Kindly）、“友善的”（Friendly）的价值遂更趋迫切。我特地将“对穷人友善”（ Friendly to the poor）、“对环境友善”（ Friendly to environment）、“对世界友善”（ Friendly to the world）这几点归纳出来。如果中国真能以这些已被“十七大”明示及暗示出来的目标落实，则不但可修正当今世界的方向，对自己和对世界的开发中国家，也将开创出另一个范例。
人类不同文化皆有各自的历史轨迹，而且如果有足够的努力，还可以开创出自我的发展路径。举例而言，欧陆的福利国家，民主制度即和美式新自由主义制度差异极大。法国即在最近成立“法兰西经济学院”，要以社会选择学派的学说为基础，并加以延伸俾平衡新自由主义。而在拉丁美洲，则在被支配二百年后，终于根据自身的宗教传统开创出“解放神学”，并根据它的经济经验而发展出“经济依赖理论”，试着去走一条只有穷人关怀、各国互助、国家扮演主要角色的“廿一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
也正因此，中国面对历史重大的转折，面对开放的未来，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可欲的，而且也有可能，只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可能性不能只是说说而已，而是必须靠着政府、民间智库、学者的力量，开创出新的方向、新的整合与实践模式。个人过去读社会主义人物的历史，对当年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a）的学说特别印象深刻。他指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有机整合”，以道德高度与人民结合来领导时代的发展。近代所谓“有机知识分子”之说即由他开始。
也正因此，在中国走向未来的此刻，由于中国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因而它其实是个“创造性的破坏”的历程。中国知识分子、科学工作者、智库、进步的新兴资产阶级、媒体，则无疑的必须扮演极为关键的角色。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能化可欲而为可能，这个艰难的开创工作，有待大家去努力，而我相信透过政治、社会及文化重编，建成一个“对穷人友善”、“对环境友善”、“对世界友善”的国家，并非不可能达到。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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