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去年12月25日要求广东以“新一轮思想解放推动新一轮发展”，并要求广州、深圳要向国际先进城市看齐，敢于跟新加坡“叫板”。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也在今年1月5日发表署名文章《党的十七大与新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提出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解放思想的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而“叫板新加坡”，借鉴新加坡经验，更是思想解放这门课程中一个实际案例。其实，新加坡社会并不流行“解放思想”的说法。但是，新加坡成功的重要原因，又在于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一直以来的“思想解放”。
一．测试理论和计划的方法：是否行得通
解放思想意味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立足实际，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也是解放思想的内核。当有记者问及新加坡各种政策背后的哲学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你可以说这是务实或实际，但是它行得通。对于任何理论或建议，我只问同一件事，就是行不行得通？”又说：“我测试一个理论或计划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这是我执政这些年来一以贯之的原则。”
李光耀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在建党之初曾确立“民主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但是，李光耀却能够因时制宜地将现实目标与远大理想加以区分。李光耀说：“我是一个绝不反悔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在我自己的国家内，我必须承认，因为要把公共义务的崇高价值和服务的意义灌输给社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只有对工人高度的成就给予高度刺激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他认为：“这并没有改变我们对人不应该剥削人这个基本原则的信仰。我们认为拥有财产就应该剥削别人是不道德的。但是，为了取得经济的增长，我们已经不得不把我们的政策建立于这样原则上：‘各尽其经济所能，各取其经济所值’。最后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有当我们扫除了愚昧、文盲、贫穷和经济落后，才是恰当的。”
解放思想必须戒除自满。不自满，也就是要虚心。什么叫虚心？李光耀对此曾有精辟的解释。他说，所谓虚心，实际上就是“虚”其心，即不要让某种思想、宗教或社会文化偏见排除对问题的任何解释，或解决办法。当以前曾被接受为真理的东西，和真实情况或现实互相抵触时，你必须准备重新检讨过去所作的假定。李光耀说：“人民行动党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民行动党完全没有死守教条理论或教条政策。”他们“是现实的”，他们随时“准备改变政策，以适应新的现实”。
人民行动党的建党宗旨是以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但是，当这种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生活中的常情常理不相符合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加以修正。李光耀在英国求学期间，英国首相艾德礼正在英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制度。这种制度影响了许多像李光耀这样的学生，使他们认为那是多么有人情味，多么理性、合理。根据这种制度，每个人都应当得到免费的医药照顾、免费的眼镜（因为没有人希望自己近视）、免费的牙科照料，以及从生到死的福利金。但是，当李光耀回到新加坡并且在1959年执掌政府时，他发现新加坡人并不是理想化的社会主义者。例如，医生开给病人服用一星期的政府给予免费的抗生素——这在当时并不便宜。可是，只吃了两天，病人觉得还没有复原，就毫不痛心地把剩余的抗生素丢掉了。但是，当病人自己花钱到私人医院开药，就不会浪费扔掉。面对这种情况，李光耀觉得，新加坡没有什么高尚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让病人付钱，先是五角，然后一块钱。
二、大胆吸纳人类文明共同成果
避免争论以解放思想，是新加坡发展的经验之一。邓小平曾在“南方谈话”中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抓紧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就是因为不争论，人们才能求同存异，“抓紧时间干”，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际上，不争论既是邓小平的“一个发明”，也是新加坡和李光耀的一种智慧。
当许多国家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定义从而窒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时候，李光耀则尽力避免意识形态的争论，以期在实践中放手有为。早在1965年，李光耀就指出亚洲社会主义的前途要看亚洲各国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抱持现实主义态度，并强调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方法上应该实际或注重实际一些。他说：“如果你们采取一种更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说：‘好吧，让我们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让下一代去决定’，我认为你们将会有更好的发展。”这里，李光耀关注的是“培养这些技能和这种工业生产能力”，至于有关措施“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将来怎样”，可以存而不论，“让下一代去决定”。由于避免无谓争论，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的人民行动党才能够大胆吸纳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李光耀说，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作为一个小国家，新加坡随时适应世界的变化，找到自己的定位，确定自己的角色。尤其是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是指地球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各种形式、各种范围、各种程度、各种途径的交往、碰撞，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融通、相互依存，从而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达到统一，融为一体。
三、不强调比优而强调比劣
跨国企业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表现。20世纪60、70年代通行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普遍把跨国企业看成廉价土地、劳力和原料的剥削者，会吸干发展中国家的血液、精髓，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上述理论其实表现了一种比优而非比劣的思维方式。比优着眼的是好中求最好，最好当然是发达国家不计报酬地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比劣着力的是坏中求不坏，最坏则是发达国家既不无偿帮助发展中国家，也不像跨国企业那样前来投资，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封闭停滞。当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普遍相信跨国企业是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但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思维方式不是强调比优，而是注重比劣。它没有死搬上述理论，而是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反而欢迎美国和跨国公司的资金、科技、知识专长和市场，让它们成为促使新加坡经济取得增长的一个作用强大的因素。李光耀后来总结说，新加坡这座占地两百二十四平方哩和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小岛，虽继承了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首府，却跟帝国的腹地硬生生切断。新加坡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谋生，如何求生。这不是经济发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两百万人生死攸关的问题。必须正视1965年所处环境的现实。当时，唯一的目标即是生存。至于如何达成目标，透过社会主义或自由贸易，都在其次。新加坡没有原料可资剥削，只有劳力。没有其他人要剥削劳力，所以，有何不可？他们要剥削就随他们去吧，非常欢迎！人们后来发现，是否剥削姑且不论，新加坡人民却学会一种本来不可能学到的新工作技能。他们在工作岗位上一边学习，一边还可以领薪水。事实上，新加坡的经验逐渐推翻了把外资视为剥削的发展经济学派理论。又如，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一直痛恨赌博，却在近年出台了兴建包含赌场的综合度假村计划。个中原因，李光耀说得很清楚：建赌场会带来麻烦问题，但不建赌场则麻烦更多。
同样，与全球化时代同步的信息化时代，新加坡执政的人民行动党也主动与之对接，掌握了主动。所谓信息化，是指以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通讯、信息处理）等高新科技为依托的一种新技术扩散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经济结构从以物质与能量为重心向以信息与知识为重心转变。由于信息唾手可得，资讯可以共享，人们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李光耀认为，未来的挑战将是利用最有用效的通讯科技，来让自己同人们继续保持联系及设法做到符合人们的要求。随着人们变得更各有所好，行动党在争取人们的注意力时也必须作出相应改变。
四、改变身段吸引选民参与沟通
为了改进党组织与外界的沟通，行动党12位独立后出生的新进国会议员成立P65小组（即Post 65的缩写，意即后65，指1965年国家独立之后出生的一代），并建立以“P65”为名的网上博客，于2006年10月开始在博客上写日记，记录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如踢足球、孩子幼稚园毕业、欣赏的音乐，也抒发他们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年轻议员在网上发表日记，网民的意见也接踵而来。其中包括许多批评的意见，从油价上涨到保留旧建筑物，应有尽有。尽管一些网民的留言尖酸刻薄，却丝毫不减这些议员的兴致。对于网民的留言，他们都非常有耐心地一一回复。行动党认为，网民有反应是好事，表示群众积极主动与议员沟通。
网站只是P65小组的议员们拉近与年轻一代选民距离的五年计划之一。其他计划还包括简化青年组织结构、设立一站式中心来方便年轻人组织活动和提出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要联系年轻人，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不能直接告诉他们解决的方法。为此，这群年轻议员成立了十多个兴趣小组，如艺术、人道主义、体育、华文教育等。每名议员负责他们熟悉的兴趣小组。目前，P65已成为一个品牌。他们被民众邀请参与各种活动，如街头足球赛、另类音乐演出等。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形形色色的老中青选民，并吸引了媒体和许多青年组织的注意。一位P65小组的成员说：“身为行动党议员，人们对你的印象马上打折扣。但身为P65小组的一员，我们自然成了人民交谈合作的一个接触点。”
为迎接民主化的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还逐步将竞争性选举引入党内，并使权力更替程序化、透明化。竞争性选举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民主化潮流，行动党对于一些领导人的任用或领导职务的安排也从过去主要实行上级委任转变为渐进推行竞争选举。
五、执政党引入党内选举竞争机制
例如，成立于1980年、宗旨是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运作决议的行动党总部执行委员会，其成员以往均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为了配合党的自我更新，在工作程序上减少由上而下，增加由下而上，行动党于2004年7月3日第一次通过投票选举两名总部执委，即5个分区的60名选定党员聚合在一起，推选出两名总部执委；其余总部执委则仍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60名参与这次投票的党员，是5个各分区选派出来的代表。他们此前分别在5个分区当选为区委。过后，每个分区从当选区委中选派两名委员竞逐总部执委。候选人共有10名。在选举过程中，每个候选人都进行了5分钟左右的竞选演讲。总部执行委员会秘书黄永宏医生说，这次选举是行动党史上另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巨大里程碑。新当选为总部执行委员会委员的邓素清说：“应使党的内部改革程序合理化。我憧憬党干部不只能入选总部执委，也能有机会入选中央执行委员会。”2006年，行动党再一次投票选举了两名总部执委。此外，区部委员会也由过去的委任改变为竞争性选举产生。
民主既是一种价值，更是一种程序，即通过程序的规范，使权力的更替有序化。1980年代，吴作栋作为第二任总理人选的确定，固然不乏君子之风，但缺乏事先设定的透明规则。因此，新加坡人称之为“默默认同”的推选方式。新加坡内阁部长贾古玛曾向记者介绍了第二代领袖自行决定他们队伍中的队长的过程：在1984年大选过后不久，年轻领袖之间便进行磋商。他们之间没有争吵、内哄或拉票。1984年12月30日，这一天是星期天。新一代领导人们在陈庆炎家里聚会，喝咖啡与橙汁。在场的是陈庆炎、王鼎昌、丹那巴南、麦马德、杨林丰和贾古玛。当时的政务部长李玉全、阮顺美、郑永顺、庄日昆也在场。李显龙在1984年大选获胜，也受邀出席聚会。吴作栋因有要事迟到。经过坦诚的讨论，他们在毫无困难的情况下，达成了一致的决定：吴作栋为第一副总理，王鼎昌为第二副总理。当吴作栋抵达时，他对大家这么快达到一致结论有些惊奇。他当时的反应是，他认识到第一副总理职责重大。他表示，将在大家的支持下，根据本身的作风，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与第二任总理的推选有所不同，第三任总理的推选则是由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根成、马宝山讨论拟订了“将来可以作为指南”的推选下一任总理的程序。该程序包括“条理有序”的三个步骤：一、部长提名；二、议员表态及复议；三、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经过三个步骤的运作，最后推选定李显龙为总理。当然，上述程序规范也有其缺少竞争、缺乏悬念的一面。行动党第二助理秘书长黄根成告诉《行动报》，如果将来有必要，推举新总理的程序会进一步改进。按照笔者的理解，这种改进是朝着更加刚性、更为透明和更具竞争的方向发展。
六、坚持核心价值与顺应潮流的关系
李显龙总理在为《新加坡为什么能？》一书所作序中指出：“全球化的趋势，日新月异的科技，正加速人类社会的变化。为求生存和发展，所有国家都得寻找全新对策。为了与时并进，发展方向和心态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此丢弃那些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笔者在会见李显龙总理时，曾向他提问哪些是价值永恒的政策和道德观念，得到的回答是诚实、正直、任人唯贤、公平、公正等。
坚持核心价值，就不能因为迎合世俗人心而放弃那些核心价值。例如，由于白色象征着纯洁、廉洁，行动党一直以白衣白裤为党服。但是，部分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却认为如此着装有些单调刻板。为了迎合年轻一代的心理，个别行动党国会议员曾对“党服”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单调的穿着很像校服，给人的印象是有点过时、严肃和乏味。这表明党没有按照新加坡社会的观念的转变而改变形象。信中的观点引起了党员对这个课题的议论。唯一赞同信中观点的一位议员呼吁党应该跟上潮流。他说，如果今天还得穿裤脚宽宽的卡其短裤，你认为年轻的新加坡人会加入警界服务吗？但是，其它国会议员普遍认为，白衣白裤既象征着党的纯洁的目标，也反映了党员的纯朴的需求；它代表了诚实和正直，也代表了廉洁和与贪污绝缘。他们对这套白衣白裤的拥护，就像对红色国旗的拥护一样。最后，行动党党督李文献在党报中对有关“党服”的异议作出裁决说，如果有些年轻的新加坡人因为觉得这套服装落伍而不愿意入党，那么，把这些这么在乎时装潮流的年轻男女引进党，他们又能有什么贡献呢？如果党在需要的时候派他们去支持和向选民解释一个既不合潮流也不受选民欢迎的政策，他们能做得到吗？因此，对白衣白裤的结论是：行动党会尽量做到与时并进，但有些东西必须保持现状。白衣白裤是其中之一。这种精神叫做“忠于传统”。
当然，有所坚持并非顽固不化，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色党服固然不可改变，但是，为了适应年轻一代的审美需求，行动党强调既保持白色所象征的质朴、纯洁的理念，又不要让人觉得单调乏味。于是，行动党采纳本党议员的建议，在一些特别的场合，不妨在白衣白裤的上面加穿一件颜色鲜艳的外套。实际上，行动党于2004年举行的50周年庆典的大会中，与会的行动党人所穿的服装正是白衣白裤的上面加穿一件颜色鲜艳的红色短袖外套。
新加坡“解放思想”就是这样适时顺应世俗社会的人心，顺应人心民意来改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尤其是注意与年轻一代打成一片，因为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
李光耀说：“我不能告诉你社会将怎样改变，因为这是无法预测的。我是说，如果你看看我们的教堂，如果你在50年代告诉我人们会在教堂里弹吉他、唱歌，我会说你疯了，因为我所看到的教堂向来都只有庄重的音乐、风琴及合唱团。但现在却有人在弹吉他并唱现代圣歌。”“所以，如果一个宗教必须改变，使自己更有吸引力，更能适应年轻一代，那么，政党也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否则你就会发霉并变成过时的组织，一个没有人愿意同他挂钩的组织。”李显龙在与年轻一代的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行动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党，难免作风保守，甚至有点“老土”。新加坡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想法和生活方式，已经和年长一代的国人拉开了距离，而且还会继续迅速扩大。在出席了一次行动党群众大会后的回家途中，年龄介于十来岁和二十多岁之间的孩子们告诉父亲李显龙自己对这次群众大会的看法：太沉闷、太逻辑化，不够活泼，呈献的方法一点都不吸引他们。为了改进形象，李显龙提出打造一个更时髦的行动党。
以前，行动党每临重大活动，都穿着象征纯洁、廉洁的白衣白裤，是为党服。但是，在有人质疑这种装扮是否过于呆板后，该党在重大活动时就往往在白色衣服之上套上一件红色的马夹，以便在严肃中透露活泼。2004年10月的某个晚上，行动党在新达城设千人宴庆祝建党50周年，干部和党员甚至都卸下一身白色的党服，改穿庄重又不失轻松的便装出席，让人感到好像不是去出席这个执政党的聚会。人们评论说，这个严肃了50年的政党，现在放轻松了。就连晚宴上的八道菜，都拿来玩文字游戏，力求贴近民众。例如菜单上的爆虾球，取名为“环球竞争，历经考验”；红烧鸡丝翅称为“政治清廉，有福共享”；五香脆皮鸡叫着“杜绝禽流，有鸡可吃”；蟹肉扒津白卷因螃蟹横行，巧妙地取名为“各族互信，打恐防恐”；飘香荷叶饭形象地称为“政策扭转，保住饭碗”；红豆沙汤圆也有个名堂叫“全力以赴，抗沙成功”。而党员喝的中国茶，也不忘提醒“交棒接班，饮水思源”。
七、在迪斯科舞厅庆祝党庆的启示
新一代的行动党领袖为了进一步接近年轻一代，近些年来也打破多年来的禁忌，竟然在迪斯科舞厅办起党的庆典。2004年9月，一群身着白色党服的行动党青年团员就在新加坡Zouk迪斯科舞厅庆祝行青团成立18周年及行动党创党50周年。李显龙总理是这次庆祝会的特邀嘉宾。他为场上的热情气氛所感染，也步下舞池，轻移舞步。他在唱片骑师（disc jockey）的音乐播放台上大声地对团员们说：“让大家尽情舞个痛快，把行动党摇滚起来吧！”
李光耀将新加坡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归纳不迎合潮流，不随着西方价值观起舞。“政治上正确”是西方社会蔓延各个领域的政治教条。凡是违背了这些教条，就被批评为“政治上不正确”。这一政治教条与极左时期风行中国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资本主义的富”的“奇谈怪论”颇为类似。李光耀反对任何领域的“政治上正确”的教条。他强调政府必须以务实而不是武断的方式来制定国家政策。当事情跟事实或与他的经验不相符时，他学会拒绝和不理会一些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或在传统上看起来是聪明的做法。例如，主张民主是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政治上正确”的观点。但是，从东亚国家的实际观察出发，李光耀却不接受在自由企业之外，还一定要有民主政制，自由市场才会成功这一过分简单的判断。他认为，即使没有通过民主方式选出的政府，仍可拥有一个成功的自由市场或资本经济体系。且看韩国和香港，它们经过二十多年的军管，也可成功地实行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想在经济上取得增长和进步，它需要的是稳定和一个诚实、有效、肯为人民谋福利的好政府。不管理论和学说有多吸引人，听起来也很像合乎逻辑，但是好的政府绝不能够因此而受到束缚。针对李光耀的上述观点和做法，西方传媒经常给李光耀冠以独裁者的称号。李光耀认为，西方把他形容为独裁者，其实是希望别人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但是，他对照搬西方模式而被视为完美的亚洲人，或在西方自由新闻中争取受赞扬的分数，并不感到兴趣。他认为，这都是高谈阔论的游戏。他没有兴趣参与这种高谈阔论的游戏，而是热心关注照顾人民的生活。李光耀说：“我这么说也许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我并不关心这个问题。我所关心的是做法是否正确。”
（吕元礼教授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所长、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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