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退潮之后才能看出暗礁险壑，才能看清谁在裸泳，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未完全消除，但香港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次金融狂飙中显露无遗。对香港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已经暴露出经济结构上的致命内伤，但是这次危机的力度远比十年前猛烈，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是香港人的思维仍旧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成为香港经济转型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波金融海啸刮到香港，香港马上出现裁员减薪潮，而餐饮、旅游这些关系就业的服务业更面临倒闭困境，同时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调，中产和中低收入者同时感到严冬到来的寒意。更为严峻的是，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港资企业面临倒闭困境，不良港商撩担子“走佬”也影响到内地社会的稳定。同时，因雷曼债券所引发的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争也备受关注，这个问题更是亚洲金融风暴所未出现过的。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无论是本港服务业的困难，还是内地港商的困境，都反映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贸易、旅游以及房地产四大行业，其中控制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房地产行业畸形繁荣，更胁持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在过去十年转型困难。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特区政府一度试图发展资讯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当时推出的几大项目都搞成了房地产，最终要和毗邻的深圳去“互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效果还有待检验。
随着经济的起飞，房地产一般会随之发展，但是房地产如果开发过度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香港的房地产从五六十年代起步，到七十年代起飞，到八十年代主导经济发展，并推动了香港经济迅速从工业制造向金融贸易等服务业转型，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埋下今日香港经济转型的诸多弊端：
一是地价不断上涨，逼迫制造业北上珠三角，造成香港工业空心化。工业空心化的后果是大量制造业工人“结构性”失业——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一般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而一旦经济萧条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结构性失业是香港的顽疾，二十年前如是，十年前如是，现在更如是。
二是中小企业难以扩展经营，香港有很多传统饮食都非常有特色，但是经营店面都很小，一旦房租上涨就会面临关门或者搬迁，因此更难有扩张的机会。曾与几个香港朋友在台北品尝各种风味小吃，这几位朋友都不禁伤感，说香港的老字号风味越来越少了，大排档越来越少了，街头摊贩也没有了，都是地产害的！香港的富豪十有八九出自房地产业，而不是其他行业，就可窥其中端倪。这些房地产富豪利用资金优势反过来从事餐饮、超市等民生行业，结果形成垄断局面，进一步掌控香港经济。
三是地价高企不利于进行科技创业、文化创意这些周期长、风险高产业的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风险高，因此在创业初期都是希望成本低廉，香港的高地租自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香港科技产业难以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后面再谈）。至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香港精神空间的蚕食，让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至今也没有太大成效。在香港，读书人不免要为房间摆不下一张书桌而苦恼，为书架太小摆不了几本书而要割爱。在旺角，“二楼书店”已经名不符实，因为随着租金的上涨，早期还可以在二楼营业的书店也被迫往上搬，成为六楼、七楼书店。
急功近利观念陈旧
有人或许认为，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绑架香港经济，造成香港经济转型困难可能言过其实，因为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很多。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香港还有一个观念性因素与之相辅相成，构成了产生这诸多问题并影响香港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土壤。或许因为地狭人多、竞争激烈的原因，很多香港人急功近利，流行注重搵“快钱”的商业文化（也是市民文化），而对于长远投资、产业升级转型几乎没有概念。
与台商相比，可以明显发现港商的理念和行为差异。八十年代，台商晚于港商进入珠三角，刚开始也都是从事低端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但后来，大多数港商一直停留在简单的外包模式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模式，而台商则在90年代发展到有自主创新和创意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比如台资的富士康虽然也是代工电子产品，但是其制造流程、工艺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创新，其科技含量也不低。少数台商更从ODM发展到了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商），但在这一块做得更好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比如三星、LG已经成为世界性品牌。
同比之下，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服装加工、电子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竞争力，但是香港产业转型的结果是外迁到内地，而当时韩国这些制造业则是就地升级，服装制造业发展成为高档面料生产基地，电子产品现在则可以叫板日本。
港资企业对转型升级的麻木和忽视，在2000年以来导致其在珠三角的地位趋向边缘化。据说几年前东莞市政府开始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有这样的政策导向：“抓紧台资使放心，握紧日资不放松，引资欧美下狠功，观察港资行不行。”观察的结果自然是不行，以至于这两年在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纷纷谢幕退场。
港资企业三重三轻的教训
台湾、韩国能够实现转型，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急功近利“赚快钱”的商业文化，导致港商既没有转型的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文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港资企业三重三轻：
第一是重当下，轻长远，一旦投资回报超过3年，港商就没有兴趣。资金周转快、投资回报期短的行业都是大家积极介入的对象，如超市、快餐这些行业都吸引数一数二的大亨来参与。因此，希望港商投资升级、加大科研投入，其效果不显著。不少港企老板或者退休，或者回香港做贸易——简单直接，或者干脆拿钱去炒股炒房，因为前两年香港股市楼市转强，做得好的话，回报率以倍计算。
二是重实用，轻研发，只要拿来可以生产可以赚钱即可，产品设计研发几乎不重视，R&D投入不但排名靠后，甚至落后中国内地。据香港工商科技局数据显示，香港R＆D（研究与开发）比重仅从2001的0.56%上升到了2004年的0.74%，与内地(1.23%)、台湾(2.54%)、韩国(2.85%)、新加坡(2.25%)相比明显偏低。因此，尽管同在珠三角，尽管遭遇同样的经营环境，我们发现港资企业与台资企业的反应有很大差别，台资企业关门倒闭的少，多数都希望升级转型或者外迁，这与台资企业的研发能力与产业整合能力是分不开的。
三是重市场，轻品牌，市场不断扩张，但是没有自己叫得响的品牌，也没有意识投入资金去整合产业链。港商的这种商业文化根深蒂固，在珠三角也是流行模式，珠三角地区经济要转型又怎会容易？就这个意义来说，珠三角成也港商，败也港商，假如这次金融危机令港商一败涂地的话。
大部分港商眼光短浅、不思进取的”赚快钱”经营理念，也让香港科技产业的发展如水月镜花，产业转型步伐十分缓慢，对危机的应对能力也十分薄弱。十年前亚洲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韩国、新加坡都能迅速恢复元气，但自认经济基础好、可以最早摆脱金融风暴困扰的香港却是最后一个走出危机，而且是在内地一系列政策推动下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现在港商在内地所遭遇的困境，其实正是香港经济转型困境的延伸。
香港经济发展哲学落后
目前，为应对金融海啸，特区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来扶持中小企业，但只能应付眼前的经营困境。如果不解决上述的结构性因素和观念性因素，任何措施都只是治标不治本。但即使如此，也还不足以解决香港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因为在全球经济形势下，香港经济发展又面临外部诸多变数，但我们认为关键要解决以下两大战略瓶颈：
一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哲学。在港英时代，香港财经重大决策来自伦敦，而回归后香港的财经政策是自当其责，特区政府沿袭了港英时代“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理念，说白了一点，就是无为而治的经济哲学，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市场万能”的理念受到严重挑战，西方各国都在重新思考和探索，那么香港应该怎么办？事实上，与同是亚洲小龙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相比，香港八十年代以来的转型欠缺正是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引导不力，因此这实际上已经是香港的重要教训。
实际上，全球的金融体系、金融监管乃至经济发展政策都面临一个全新时代。2008年11月12日香港立法会通过引用特权条例，就是这一全球性问题的缩影。当然，从过去来讲，通过引用特权条例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是一大损害，但是从未来看，金融监管在全球都会因此趋紧。这其实是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弹和政治效应。尽管如此，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监管确是一个迫切而複雜的问题，而香港金融监管的混乱也一直为各界所诟病，因此香港在这方面秉持何种理念，如何在全球金融监管体系的变革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模式，这是香港经济发展哲学的另一大课题。不过，问题的关键在于，香港的管治班子能否跨过这一障碍，有勇气和魄力建立自己的经济发展哲学呢？
必须树立中国发展全局意识
二是跨越“一国两制”下的心理障碍，树立中国崛起的大国意识。中国作为大国在全球崛起势必带来巨大的商业机会，香港人都充分意识到了，希望能够从中分享，但香港人在分享中国盛筵的同时，能否真正从中国崛起的全局来考虑问题？来考虑香港的定位和发展？这个命题对普通香港市民来说是过于宏大了，但是对香港的管治者和知识精英来说，他们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能不就这个问题对香港民众进行宣导并展开讨论。因为，如果不能从中国崛起的全局来考虑，香港的发展始终是种投机性的、功利性的，最终也会因为自己的不主动而边缘化。
近年以来，内地庞大的外汇储备和个人储蓄让香港很鼓舞，一直希望开通港股直通车，但是中央在人民币不可兑换的制度条件下最终放弃港股直通车试点，一度让香港高官和投资者感到郁闷。香港方面不能理解中国内地的渐进式开放，不能顾及一国两制下内地的外汇管制等制度，自然只能一厢情愿从自己的角度考虑，这实在不是一个大国国民的心态。对自己有利就讲“一国”，向“阿爷”要好处，对自己不利就讲“两制”，可谓用活了“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本来是保障香港稳定与发展的，但是在一些与内地的融合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心理障碍。SARS爆发后香港经济处于经济谷底，结果在内地自由行一系列政策带动下开始复苏，现在金融危机更加严重，香港更要密切与内地的合作，包括近年被各界频频提出的所谓的“深港同城”，“粤港一体”等概念。
所谓同城化、一体化，则要达到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及人流的高度畅通，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相互流通要非常畅顺，这对于一个高端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例如2008年初特首曾荫权提出，香港要发展成为具有千万人口、媲美纽约和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实际上，纽约、伦敦、东京这三个世界一级国际大都会，除了人口密集之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口高度流通，人口不断“换血”，才能保证这三个城市作为金融中心的活力。过去30年的统计表明，纽约具大学资历的人口中，外国移民所占比例由最初的12.3%攀升至现在的29.4%，2000年纽约本土出生的居民只有29.5%是大学生，而来自其他美国州份而迁居纽约市的，有47.4%具大学资历。东京、伦敦也存在类似的流动性，而这正是香港所缺乏的。
缺乏不断循环人口生态体系
作为单一的城市经济体，尽管经济高度开放，但是人口流动性差在所难免，香港如是，新加坡亦如是，但在这个问题上新加坡比香港更灵活更有远见。新加坡没有“祖国”腹地，不过一直积极吸纳毗邻的马来西亚华人精英，上世纪九十年代与中国关系正常后，又开始大力引进中国年轻学生，给予优厚的学习、生活及工作条件，但香港直到2000年之后才开始给予在港毕业内地学生工作签证。实际上，从香港的历史经验来看，五六十年代香港实现工业化的第一次转型，七八十年代实现向金融服务业的第二次产业转型，其中内地新移民大量涌入都居功甚伟。香港正在经历的第三次产业转型已有八年，不能不考虑如何吸引人才。
除了产业转型，香港的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实都与人口流动性差有关。纽约、东京及伦敦与周边地区没有制度差异，更没有国境限制，可以很自然形成一个大都会，经济上升时期优秀人才会顺势往中心区聚集，经济极速扩张时又可以发展卫星城，经济衰退时中心区老龄人口及低收入人口可以自然向周边地区迁移，这样实现人口不断“换血”，给换入者乐业之地，也要给换出者安居之所，这样才能保持生命力，但香港缺乏的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循环的人口生态体系。
要建立这样一个人口生态体系，在人口政策、边境政策香港都必须要有大的突破，但是香港各方在这个问题上都特别谨慎。大财团担心既有利益受损，中产阶层担心房价下跌，低收入人群担心就业机会……1999年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港权问题闹得沸沸扬扬，香港社会多持反对态度，特区政府也担心而提请全国人大释法，然而过不了几年香港社会老年化问题突出，2005年时香港社会又开始认真对待如何吸引内地青壮年人口。诸如此类政策摇摆不定，反映香港社会考虑问题没有长远眼光，也反映特区政府的治理不够成熟理性。
总之，这次金融大海啸的强劲与惨烈，让香港经济上的结构性问题、观念性因素、发展哲学以及制度上的心理障碍更加彻底暴露，也让香港发展更面临一个关键性转折点——这颗“东方之珠”是在未来全球经济体系的调整中随中国崛起而浴火重生，还是随金融海啸而褪尽光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