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祖国十年有余。“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得到大多数港人和国际媒体的认同。特区政府的施政管治能力是这一认同的关键。广大市民对与自己生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和医疗教育等日常生活的感同身受，透过媒体，了解、掌握和评价特区政府各级官员的管治能力。
管理学家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 Simon)认为：“管治就是决策。”通过分析政府决策能力的优劣，可以了解和评价政府管治能力的高下。反之亦然。
一般而言，市民是带着不信任的心态和挑剔的眼光来看待政府高官的，做得好的，认为是纳税人付了高薪，理应如此；做不好的，口诛笔伐，甚至要其下台。这充分体现了民主政治对政府官员的严苛和监督。喜欢比较，是市民常用的对政府管治能力的评价方法。现任与前任比较，当朝与前朝比较，回归后与回归前比较，甚至与外区、外国比较。比来比去，总觉得不竟如人意。满意度或不满意度，是民意调查的量化指标。
从有效管治或比较管理的角度看，曾荫权任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比董建华任行政长官的特区政府，管治水平似乎更胜一筹，民众的认受性更多一些，但比回归前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似乎略逊一层。有三个案例可供说明。
一、“雷曼苦主”是政府对金融企业监管不利的产物
在全球金融海啸中，美国第4大投行雷曼兄弟轰然倒下。在香港，至少有21间银行及1间金融机构涉及销售雷曼产品，约有5万港人，动用逾250亿港元投资雷曼发行的金融产品。许多投资者认为：政府和银行要为推销雷曼产品负责。他们组成“雷曼苦主大联盟”，采取集会、游行、包围立法会、向监管机构投诉、进行法律诉讼等行动，要求全数赔偿。
（一）港府的暧昧
香港人对此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投资者要为自己的投资风险负全责，不能输打赢要，赚了钱归己，赔了钱要银行买单。香港是个投资自由度很高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健全，信息充分和对称，投资者有权做或不做任何投资，但风险要自负。香港立埠百年，历经过数次金融风暴和股市、楼市的暴长狂跌，投资者越来越成熟和理性，很少有投资失利而向政府和银行索赔的，除非涉及商业欺诈等刑责。
第二种意见认为，部分商业银行员工在推销雷曼产品时涉嫌不当销售，将结构性或衍生投资产品诱导或误导为保本兼低风险投资产品，有违公平交易原则，使不少中小储户成为风险投资者，因此要求商业银行全数赎回，保障储户利益。
由于民意代表的积极界入，第二种意见占了主导地位，反应在香港立法会以大比数通过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雷曼事件。
香港政府对第一种意见没有发表意见，对第二种意见有保留，认为引用特权法可能阻碍证监会的调查。可事实上，证监会对推销包括雷曼产品在内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调查力度软弱无力，只注重投资者和银行签署的在形式上公平交易的法律文件。
反对引用特权法调查该事件的银行家担心，为配合调查，银行要披露机密档案，造成很坏的先例，影响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亦会拖慢银行处理有关雷曼投资者的投诉，影响进行回购并达成和解的进度。香港是法治社会，应以调解和诉讼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行政和民意的干预。
（二）银行是被政府宠坏的商业机构
香港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的金融中心。它有自由的营商环境，健全的法制基础，便利的交通枢杻，公开的信息和传媒，广大的可延伸到中国内地的商业腹地。银行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至关重要，如果没有银行提供的各种服务和功能，人们将寸步难行。香港的亚太金融中心的地位，是香港成功的重要条件，是香港的竞争优势。金融业对香港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
然而，长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对香港的银行宠爱有加。香港的银行有恃无恐，受其商业利益左右，睛天送伞、雨天收伞的顽疾不改，例如这次金融海啸来临，中小企业被不少银行收紧信贷，雪上加霜，破产在即。
香港人形成的集体价值取向是，银行是最重要的，是最有诚信的，是不会犯错的；任何对银行不当行为的挑战，都被视为破坏银行体系，乃至动摇香港金融中心之根本。在一般人眼中，各行各业都可在商业竞争中优胜劣汰，唯独银行不能倒闭，因为造成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太大。因此，在香港，银行虽是企业，但享受着企业之王的种种特权和处在市场竞争的优越地位。
近年来，在垄断经营中，香港的商业银行被宠坏了，疯狂地扩张原本不属于主导经营的高风险业务，例如股票、保险、基金、债券、期货等，而这在许多国家是限制商业银行经营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将高风险的债券、基金等引入商业银行的零售业务和客户服务，部分“雷曼苦主”就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为受害者。一些商业银行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摧残和杀戮自己的唯一资产——客户，来赚取利润，实属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香港的商业银行被宠坏的最大表现是，丧失了公平交易、以客为本的宗旨。这宗旨本应是商业银行发展的重要基石。
香港的一项调查显示，近60%中产人士认为银行在推销金融产品时，有滥用客户个人资料之嫌。当你所有的数据都赤裸地摆在银行家的眼前，为你量身定造的投资方案，一定非常适合，宰你没商量。几番折腾，使你感觉，如不接受银行职员热情无比专业有素的投资建议，将心存内疚；事后，又使你在心理上丧失了对银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现在回想，很多人没买雷曼产品实属侥幸。
根据这样的理由，不少人支持立法会通过引用权力及特权法调查雷曼事件的。通过调查，如果银行恃强凌弱，失当推销，违反公平交易，造成客户损失，理应赔偿和处罚。如无过失，投资者自担投资风险，还银行清白。他们反对银行与客户私了，因为这已涉及到包括广大银行客户在内的公共利益。
金融海啸爆发，香港产生“雷曼苦主”，反映了在形式上的公平交易，例如买卖双方自愿签署法律合同等，掩盖着实质内容上的不公平交易，例如金融产品风险披露的不全面、金融产品设计的复杂性等。如果没有雷曼兄弟的垮台，这一实质上的不公平交易仍然被掩盖着、继续着。
不少人认为，这是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企业监管上的不作为所致。对投资者的投资保障力度缺失，对高风险的金融产品的监管不利，使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成为转移财富而不创造财富的手段，成为将你的财富合法的转移到我的账户里的伎俩。
二、“集体决定”的实质是“集体卸责”
2008年11月25日和随后的几天里，泰国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抗议升级，占据了首都曼谷的两座主要机场，导致旅客行程陷入混乱，每天大约有3万旅客耽误了他们的班机。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内地有关部门派出9架包机，接回滞留泰国境内的中国公民。澳大利亚、日本、俄罗斯、菲律宾等国也纷纷派出专机接载和撤回受困泰国成百上千的旅客。但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分析此情形后认为：派专机接回滞泰港人，困难重重，港府不介入。
(一)决策延误，进退失据
直至有港人夫妇通宵赶往泰国其它机场搭机返港，途中不幸发生交通意外，导致夫死妇伤后，港府一位保安局官员才对记者表示，港府决定组织专机，从泰国接载港人回来。在不到24小时之间，港府由不介入，到派专机施援手，其间转变之大，引起了民众的批评。
当记者问保安局长：你在整件事上的角色是甚么？最后决定是否派出包机是否你决定？或是你的下属，即是星期日时是魏永捷副秘书长、今日是张琼瑶常任秘书长的决定呢？保安局长回答：这是特区政府的一个集体决定……，记者问：集体决定的意思是……？保安局长回答说：我们是经过开会的，因为我并不在香港，他们开会时我不在。
第二天，保安局长出席立法会时表示，愿意为处理港人在曼谷滞留事件承担责任，并向受影响的市民致歉。
(二)香港何时从官员负责制变为集体决定制？
什么是集体决定？集体决定的潜台词是集体负责，并意味着决策结果由集体负责。《维基百科》对此做如下解释：集体负责是指一个组织机构的全体成员和领导在问题决策时以共识决定，投票权人人平等，集体讨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集体承担后果责任。
当今的香港特区政府，是以公务员为主体的政府管治体制，既行政首长负责制。这基本上沿袭了回归前港英政府的管治模式，这是英国文官制度的传承，其核心是精英管治，高薪养廉，个人负责。可以集体开会，充分讨论，集思广议，最终由首长拍板决定并负全责，决无集体决定，集体负责。
事实上，“集体决定”，表面上是“集体负责”，实质上是“集体卸责”，“无人负责”。而集体负责的说法，即使是在中国内地，近年来也越来越遭受鞭笞，越来越主张领导问责制：山西矿难，孟学农省长引咎辞职；“三鹿毒奶”事件，李长江引咎辞去国家质检总局局长职务，石家庄市委书记、市长被免职等。而就在中国内地集体负责的官场文化向领导问责制转化的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府管治文化却向相反方向移转。
港人的出入境管理，存之已久、按部就班、指引充分。港人在世界各地、包括在祖国内地旅游、公干、经商等，如遇意外需要港府帮助，都有完整的预案和模式，不应像是次泰国包机事件那样延误决策，进退失据，既费公帑，又失民意。
三、死在医院门口的病人
2008年12月20日，一位心脏病人发病倒卧在一家香港公立医院门口，病人亲属进院求救，医院职员认为病人倒卧“街上”，应该报警求助，没有实时派医生施救，病人因延救半小时而不治。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循守旧而见死不救的草菅人命事件。危机处理的原则是：人命关天。任何管理制度与生命相比，生命为重。这一事件突显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危机管理上的迟钝和反应缓慢。
事件不禁让人联想起2003年SARS（非典）袭港，在是否要封锁和隔离淘大花园住户时，政府相关部门因对制度规定的理解不同而扯皮，延误时机数日，时任特首董建华拍板封楼隔离，否则还要枉死不少人。
而，5年过去了，这起病人死在医院门口的案例表明，香港政府管治中的危机处理似乎没有太大进步和提高。
短短半年，三个案例，一个不作为，一个迟作为，一个墨守成规的作为，反映了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没有与时俱进，亟待加强和提高。香港中大亚太研究所电话调查研究室最新一次民调显示：有15.5%的受访者表示满意特区政府的表现，较11月份下降1.8个百分点；表示不满意的有36.6%，较11月份上升7.4个百分点；而表示普通的则有47%，较11月份下降5.7个百分点。
政府管治的高效和廉政，是以精英负责、高薪养廉为基础的，是香港建埠百多年养成的软实力。如果高官厚禄，尸位素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遇事推逶，没有担当，将把香港的软实力消耗贻尽，就象刮弃旧茶壶里的茶垢，这决非香港之福。
（林贡钦先生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现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客座教授、华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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