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多事的2008，迎来变量未知的2009，香港人对新的一年有什么样的期待？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2008年头，香港人对前景的信心还是全球之冠，到了今天已跌落到全球包尾，落差之大，令人吃惊。新年期间本是香港人消费的旺季，但金融海啸下，人人捂着荷包，于是从特首到一众司、局长，纷纷四出购物消费：先是特首曾荫权到工展会购物，然后是政务司长唐英年到闹市铜锣湾消费，财政司长到电器商铺买电子产品，再到局长、副局长、议员们到大小商店花费。面对经济困难，政府高官及公务员是收入最稳定的一群，的确应该带头消费，但每次都记者前呼后拥的，则不能不让人懹疑官员的好意是否已沦为“作秀”，而如此“作秀”，似乎无法掩盖香港在新的一年里工潮和示威将创出新高的危机。
高官希望以“多花一块钱，对香港经济都会有好处”的心态，刺激香港的“内需”，本无可厚非。但再好的“桥段”，用多了就会引至反效果。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能令他们放心消费的最大保障，不是特首、高官花费那区区数千元的带头作用和呼吁，而是打工仔的饭碗明天还能不能保得住？香港人的口头禅是“手停口停”。难怪电视台记者街头访问市民对高官消费的感受时，不少人的答案是：“当然要看自己的负担能力啦，不会因为高官买东西我们就跟着买”。
2009年失业率可能达6%
事实上，新的一年，特区政府官员的当务之急，不是上街购物刺激消费，而是怎样保就业。香港最新的失业率已上升至3.8%，有学者预测，2009年香港的就业前景更暗淡，有可能高见6%，也就是说将有25万多人失业。过去数月，香港多家企业面临清盘和倒闭，其中包括一些知名连锁店如U-right时装店、泰林电器连锁店等；而金融海啸下首当其冲的不少金融机构，包括香港多家主要银行如汇丰银行、中国银行和星展银行等，都已经或准备裁员。
作为香港最大雇主的特区政府，过去数月不断加快推出大大小小的工程，同时推动多项基建项目，务求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政府其实很清楚，这些举措并不能令政府一众高官高枕无忧，因为失业问题而引发的大小示威，激化连串政府管治上的隐忧，如稍微处理失当，都会引至香港社会的不稳。可以预见的是，2009年，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经济角度来看，香港都将充满不安，甚至是游行示威不断的一年。
先从政治层面上看：今年是国庆60周年，但也是1989年“六四”事件20周年；而在与香港隔海而望的澳门，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也即就保护国家安全而立法的工作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必须清楚意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六四”事件20周年和澳门基本法23条立法最触动香港人的神经。过去19年，香港应该是中国土地上，从未停止过，也是最多人参加纪念“六四”活动的唯一地区。而2009年，当中国踏入改革开放30年后的另一新台阶，当中央呼唤加强民主法制和政治改革之际，在建国60年和”六四”20周年这一特定时刻，中央对“六四”事件的反思、评价，势必牵动港人的心。而在香港，相关的团体，特别是每年都坚持举办纪念“六四”烛光晚会的支联会，定会组织不同的纪念活动。“六四”事件必将成为测试一国两制下香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的又一新指标。毕竟，北京对“六四”的态度，在香港人的眼中，是政治开放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
澳门“23条”立法对香港社会的冲击
而此时澳门基本法23条的立法，无论特区政府如何表明香港和澳门不能相提并论，又或曾荫权如何信誓旦旦强调任内都只会集中精力搞经济，不急于立法，但眼看着澳门的立法势在必行，香港社会总会引发争议。只是，经过2003年有关立法的失败以及社会因之产生的分化，今天的香港人对保护国家安全的公民意识总算是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流意见就认同立法的迫切性。因此，北京和特区政府都必须充分评估澳门立法给香港社会带来的明显的和隐性的冲击。特区政府要消除市民的担忧，要让市民看到政府是在拼经济，拼民生，归根到底，还是要在经济上做出实事。
从经济角度上来看，2009年的香港又会怎样呢？与2007年香港刚回归时相比，当时人们对前特首董建华的“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的说法，不是嗤之以鼻也是满腹疑惑；但今天，香港人更多地明白并认同了董先生当年的远见。只是，对于讲求实际的香港人来说，政府在加强香港与内地经济融合的同时，如何保障雇主不轻易裁员，如何保障打工仔不被减薪，如何协助失业人士重投市场，才是最考验政府化“远水”救“近火”的能力。
另一令人担忧的事实是，虽然政府推出了许多工程创造就业，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次因金融海啸而失去工作的，许多是金融、管理等领域的白领人士，工程、基建项目之于这些人士实际上并无太多作用，如何解决新增职位与失业人士的错配并非易事。而另一方面，中小企的相继倒闭，包括饮食业的经营困难，也令大批蓝领工人失去工作。
工联会与职工盟联手提集体谈判权
但最易引发社会矛盾的，反倒是企业为求生存，或削减花红，或减薪，或强迫工人放无薪假期而引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紧张，若处理失当，随时将变成工潮，影响市民生活。元旦期间机场服务公司数百名员工，因不满公司削减相当于一个月工资的花红，发起警示性罢工三小时，已令机场客运和货运服务停顿六小时，大批旅客取不到行李引起机场大混乱。而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政府的角色只能调停，特首曾荫权即便学着总理温家宝那样，呼吁企业不要裁员，实质效果却不见得有多大。
而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大环境下，新的一年，香港的各大政党也暂时抛开政治立场的迥异，共同在民生问题上向政府挑战。近日，被视为亲建制派的工联会，就和属于泛民主派阵营的职工盟一起，重提制定工人集体谈判权的议题。但另一方面，政府好不容易说服了工商界，定出了最低工资立法的时间表，却又因一场金融海啸，工商界反对声音再起。这“集体谈判权”与“最低工资”的对碰，新的一年绝不容忽略。
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英国文豪狄更斯说过“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香港特区政府在新的一年，政治公关秀固然重要，但却需要更多的埋头苦干，消弭社会矛盾，防患于未然：
首先在政治上，特区政府，特别是特首，首先要创造社会的和谐气氛，这就需要政府彻底放弃“亲疏有别”的做法，改善与立法会各政党，特别是泛民主派的关系。不要把泛民主派再视为“反对派”，更不应公开宣称他们为“反对派”。因为面对经济困难及民意诉求，民主派不会，也不可能只懂反政府，民主派也需要拼经济、重民生，若能协调好与泛民主派的关系，不但可以消除政府施政上一些可以避免的阻力，也能更好发挥政党的作用。
其次在经济上，特区政府除了继续加强与内地经济的合作，必须给市民既有“远水”，又有方法扑灭“近火”的信心。特区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员必须贴近民意，尽可能把市民的不满情绪，包括大大小小的工潮，化解于萌芽阶段。
（谭卫儿小姐是香港资深媒体工作者，现为香港亚洲电视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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