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南欧、拉美、东亚、东欧发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之后，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1年曾预言：九十年代将会轮到西亚和北非国家相继实现民主化。但20年过去了，这些国家基本上没有动静。2011年1月突尼斯变天事件后，一种乐观的意见是：第四波终于就要来了，主战场就在西亚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阿里巴巴逃跑了，但那四十大盗呢？其它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是否会遭遇和突尼斯的本•阿里一样的命运？
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变局对其它阿拉伯国家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其他阿拉伯国家会不会也发生“变天”？本文首先从统治结构、统治策略及其具体的经济、社会、人口环境等多个指标，来观察其他阿拉伯国家是否会发生剧烈民变，然后分析阿拉伯世界剧变之后美国外交策略的调整，最后就中国应对之策提出一些建言。
七指标预判阿拉伯国家政局动向
笔者认为，可从以下这些指标，来观察和预判其它阿拉伯国家是否会爆发突尼斯、埃及式的严重政治抗争。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政治发展水平是否都处于中等。一般来说，因石油而暴富、人民不必纳税却享受免费教育与医疗的阿拉伯君主国，较难发生颠覆性的政治革命；足够穷的国家当然会有街头骚动，但如果没有强大的中等阶层（包括在身份上属于社会中层的军队）的支持和领导，也难以成事。20世纪的第三波民主潮基本上属于中等阶层主导的社会运动，主要发生在那些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正在或已经进入中等的国家（如拉美的阿根廷、亚洲的韩国、东欧的匈牙利）。突尼斯也属于这种情况。电视镜头里的突尼斯抗议者大多衣着齐整，文质彬彬。当然，他们可能正在因失业而挨饿，并担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而堕入社会下层。这种“担心堕入社会下层”的心态，正是社会中等阶层极其愿意参与街头暴动时的典型心态。
被认为政治风险较高的几个阿拉伯非君主国并不是特别穷的国家。例如在人均GDP方面，也门是1190美元，埃及是2323美元，叙利亚是2556美元，突尼斯是3999美元，阿尔及利亚是4712美元（均为2009年数据）。当然，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失业率连年居高不下。
社会中等阶层人数的增长也是一个重要指标。中等阶层一般来说不能容忍一人专政和经济政治资源被极少数人垄断，主张社会各种资源应当按公开有序的游戏规则来竞逐和分配。
政治发展水平处于中等是指该国形式上不禁止多党制，也认可最高领导人必须经选举产生，但实质上是一党专政或一党长期独大，最高领导人通过片面、表面的经济增长成就和警察统治实现了执政终身制。例如卡扎菲在利比亚已执政41年，萨利赫在也门已执政32年，穆巴拉克在埃及已执政29年，本•阿里在突尼斯已执政23年，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连续执政40年，阿尔及利亚的布特弗利卡执政已近11年（2008年11月，阿议会修宪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限制）。在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也门、阿尔及利亚等国，由于制度上不否认多党制和自由选举，由于民众对于多党制、自由选举已有一定的历练、认知，由于国家权力结构已经存在一定程度的多元竞争格局，那么民众站出来维护那些已经被公开承认是合法合理的政治制度、政治程序，就相对要容易一些。
第二，国民个人所得税率的异动。阿拉伯的石油富国人均GDP都比较高：沙特阿拉伯是1.55万美元，巴林是19430美元，阿曼是24912美元，科威特是40827美元，阿联酋是4.9万美元，卡塔尔是7.06万美元（卡塔尔为2008年数据，其余为2009年数据）。这些国家普遍对国民实施免费教育与医疗，也普遍不征个人所得税。这些国家如果今后公开或变相征收个人所得税，人均税负加重，就有可能引发社会中下层的普遍怨恨。
至于那些已有个人所得税的阿拉伯国家如果公开或变相提升税率，也将会引发社会动荡。福利水平下降引发的失落感，以及政治观念中的“纳税了必然要获得政治权力以监督自己所交税金的使用情况”及“无代表不纳税”，都将激发那些社会等级有下降之虞（如从上层下降到中层，由中层下降到下层，由下层堕入彻底贫困）人群的反叛情绪。
第三，人口状况的累积性症状。近年来阿拉伯国家青年人口激增，导致就业环境紧张，例如突尼斯有近半数的大学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联合国开发规划署估计整个阿拉伯世界在2020年之前必须创造出5000万个工作岗位，来满足不断增长中的年轻人口潮。此外，随着阿拉伯人口识字率的不断上升，还出现了人口代际间的权力冲突。亨廷顿20年前就提醒说，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现在阿拉伯世界的年轻人热衷于通过Facebook、Twitter、短信、电邮来进行社会批判和社会动员，拥有现代知识的他们与拥有巨额财富和政治权柄的中老年人之间在政治、文化观念认同上，难免会形成不同程度的对峙、不通融状态。简言之，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场人口的代际冲突。
此外，据突尼斯2004年的人口普查，全国10岁以上人口中7.9％受过高等教育，32％上过中学。当然，文盲率也很高，达22.9％。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人口结构，预示着突尼斯社会的中层和下层之间，也可能会在联手推翻本•阿里之后陷入彼此争斗，泰国黄衫军与红衫军之间的争斗就是一个前例。
第四，基尼系数。联合国的报告说40%的阿拉伯人口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贫富差距在全世界位居前列。国家财富、发展红利的不公平分配，是导致民怨、民变的重要原因。
第五，经济是否出现大衰退。突尼斯经济严重依赖欧洲，欧洲近年来的经济衰退对突尼斯造成的连带打击是民怨急升的一个重要原因。类似的经济—民生困境也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发生，即便是那些石油富国也普遍陷入零增长或负增长（卡塔尔除外）。
第六，最高统治者的年龄。突尼斯近55年来只有两位总统，一个执政了32年，一个执政了23年（被赶下台时是74岁）。这两位总统为了终身执政，使国家成为警察国家。沙特国王现年86岁（登基时已81岁）。阿曼苏丹兼首相赛义德在位已40年，现年70岁。阿拉伯国家的最高权力普遍有家族世袭传统，除了那些由苏丹、酋长、埃米尔、国王统治的君主国之外，利比亚的统治者卡扎菲（现年68岁）、埃及的前统治者穆巴拉克（现年83岁）也曾有将大权交给自己儿子的计划，叙利亚这个“阿拉伯共和国”则已在2000年就完成了总统职位的世袭。随着老迈统治者的退位或去世，统治集团或许会陷入争夺最高权力的内乱或统治能力剧降的境地，从而引发社会骚动。
第七，军队与最高统治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在政局变动中军队往往扮演“关键先生”。军队对统治者有依附、效忠的一面，但对统治者的家族与朋党垄断大部分经济与政治资源难免也有腹诽。统治者与军队的同盟关系是不稳定的，军队讲究按军功和资历升迁，但统治者往往把自己的儿子、亲属、朋党硬性安插到军队并让他们火速升迁直到军队最高官职，这就破坏了军队的一贯传统和利益分配秩序。军队倒戈往往是统治者仓皇出逃的首要原因。
阿拉伯世界政治转型正加速
总体来看，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政局变动，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
第一个因素是统治阶层和军队中出现了裂痕和反对派，包括利比亚的情况也是这样。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不仅在权贵阶层和社会大众之间分配不均衡，而且在权贵阶层内部的分布也不均衡，最高执政者及其家族、朋党对国家的重要政治、经济资源的妄加占有，不仅引发了民怨，也在统治阶层内部制造了怨恨和离心倾向。民变一起，这些体制内的裂痕就迅速扩大了。
第二个因素是接受了互联网洗礼的阿拉伯年轻一代正在成为阿拉伯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和上一代阿拉伯人相比，更积极、更善于为自己争取权力，并且对老一代统治者沉闷、专断的统治方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缺失现象极为敏感和不满。阿拉伯地区多数政权的统治结构已不适应时代潮流，政治变化的发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国人口的世代转换，年轻一代取代老一代成为社会人口主流也将推动这一规律兑现。
那么，突尼斯、埃及之后将会是什么？尽管阿拉伯民间舆论热议“给每一位总统准备一架飞机”，但突尼斯变天将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多大的连锁反应，现在下任何判断都为时过早（目前只有突尼斯、埃及把原统治者赶下台）。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要看统治者的妥协、应变能力，此外也要看变天后国家的示范效应：突尼斯、埃及变天之后它们的政治、经济、民生是出现一个良好、健康的局面，还是陷入无休止的混乱。“突尼斯、埃及之后”不仅是其它阿拉伯国家要面对的问题，更是突尼斯、埃及本身需要面对的问题。现在突尼斯、埃及的国内秩序仍未真正重建（包括选举新政府、修宪等），不同政治势力之间的利益分配也可能要经历一个混乱的过程，强人政治回潮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宗教极端势力也可能借自由选举和媒体开放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基地组织”当前的战略之一是在一个混乱国家里夺取公开的政治权力）。政治巨变后的突尼斯、埃及能否走上稳健、繁荣的发展轨道，尚是一个未知数。
但是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来说，“突尼斯、埃及之后”不做些政策调整也是不理智的，有些风险度较高的国家很快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政策。但多数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们未必会在政治体制和利益分配格局上动真格地调整，放弃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会心存侥幸地只做一些局部、浅层的利益调整。但是，阿拉伯地区的政治转型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有所不同的只是将会以社会代价很大的酷烈方式，还是以社会代价很小的和平方式来实现。
阿拉伯民变风潮还有一个深刻教训是：当一国政权尚有较高威信时，应及时进行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切不可患得患失，或过于乐观，以至延误较佳的政治体制改革时机。古今中外的事实已经证明：事到临头的剧烈政治改革，将导致一个政权的迅速崩溃。
美国首要利益：遏制反美势力坐大
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反恐、反宗教极端势力、能源、地缘战略等重要利益，对阿拉伯国家的集权统治者一直采取支持的态度。埃及的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的本•阿里都因配合西方打击极端势力而得到西方支持。
2011年1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卡塔尔的一个会议上对阿拉伯国家提出了警告，说它们的政权地基“正在陷入流沙”，告诫它们要及时开展实质性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她说这番话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即避免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合法性太差，以至于被极端主义势力所替代。
极端主义始终是阿拉伯国家一个有吸引力的政治选项。阿拉伯地区那些“地堡式政权”或许可以有惊无险地度过“突尼斯冲击波”，但那套由极少数人垄断经济与政治资源的体制迟早要调整。如果迟迟不调整，社会矛盾尖锐化又没有正常抗争的渠道，极端主义思想就有可能上位，其结果就是社会、人群的极端化，出现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甚至可能出现塔利班式的神权政府，另外还可能出现本•拉登式的极端仇视西方的恐怖分子。
一般来说，如果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异动不影响西方上述重大利益，那么后者就有可能作壁上观。此次突尼斯民众起义的目标比较单一，即驱赶一个专断、自私的统治者以重建社会公正，不是一种目标宏大的总体式社会革命，也不涉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变动，对西方在突尼斯的利益影响不大。
不过，纷起的民变使阿拉伯国家面临“改朝换代”的政治风险，也让美国的“民主扩展战略”陷入窘境。美国曾经要求巴勒斯坦实行民主选举，结果是极端反美意识浓厚的哈马斯获胜。美国如果支持阿拉伯国家普遍实行自由选举，这未必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对于美国来说，或许控制一个独裁者比控制一个多党竞争、一人一票的格局更容易一些。纷起的民变不仅是阿拉伯统治者们的难题，也是美国的难题，美国始终担心阿拉伯地区的自由选举会不会都把“哈马斯”、“塔利班”、“内贾德”选上去。
按照奥巴马2009年开罗讲话，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重要任务包括遏制恐怖主义、促进巴以和平、遏制伊朗发展核武器、推广民主制度等等。出于对美国在阿拉伯地区全局利益的考量，美国目前可能会采取以下应对策略：
其一，对统治基础濒临瓦解的阿拉伯统治者，采取公开劝说退位的方式。这样做，一则可以避免该国局势进一步混乱、失控，乃至极端反美派势力上升；二则可以和形成中的“替代执政集团”建立良好联系；三则可以借机显示其民主扩展推动者的形象，继续增强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软实力。对于统治基础濒临瓦解但又试图以武力顽抗的国家，美国就近部署的两支航母战斗群以及附近的军事基地都做好了施压、应变的准备。
其二，对统治基础仍然比较稳固的阿拉伯统治者，采取继续合作的策略，以换取他们对美国的巴以政策、反恐政策等核心利益的支持。但同时也告诫这些统治者应适当下放一些权力以适应时代潮流，改变目前政治、经济资源过于集中的畸形局面，以利长治久安。
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最大利益并不是石油，油价波动也并不一定不符合美国的政治经济战略，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最大利益仍然是遏制极端反美、反以势力，以及奥巴马在开罗讲话中表达的与伊斯兰世界全面缓和的意愿。因此，围绕在巴以周边的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前线国家”，会是美国尤其高度关注的国家。对于巴勒斯坦，由于哈马斯已宣称阿巴斯、巴解组织一派要小心落到本•阿里那样的命运，美国也将会对阿巴斯、巴解组织给予更多的压力，要后者减少腐败、改进民生。
其三，对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君主国，美国最为关心的是沙特阿拉伯。上世纪80至90年代，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沙特阿拉伯就曾出现过多次民众骚动，反国王的民众曾占领麦加大清真寺，曾有大规模请愿书签名运动，曾出现过反国王政权的人权组织（奥萨马•本•拉登也曾是该国的一个人权活动分子）。虽然这些反抗运动后来有所沉寂，但不排除仍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有可能是一场以世俗目标为导向的民变，也可能是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无论哪种情形，都将是标志性的事件，因为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拥有麦加、麦地两座圣城，同时也是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重要军事盟友。
相对于欧洲更关注北非阿拉伯国家而言，美国会更关注海湾阿拉伯国家。美国的策略将可能是促请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维持君主制的前提下主动进行渐进式的制度改进，并对经济、政治资源做更适宜的分配，并着重遏制极端反美势力趁乱坐大，从而在反恐、巴以关系议题上美国能继续影响阿拉伯国家。美国原有的姑息迁就阿拉伯专制政权的策略在此次大范围阿拉伯民变之后，将会做认真的修改。
其四，对于阿拉伯国家民变之后的民主化进程，美国忧虑当地的民族主义势力、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增长。对于那些民变后的阿拉伯国家，美国应会加紧培养亲美的政治势力，并大力争取民心。美国将会加大对民变后的突尼斯、埃及等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援助与对话、指导，如果力不从心，还将会联合欧盟来帮助这些国家的治理与发展。
不过，奥巴马最近发表讲话认为，从长远看，民主化了的阿拉伯国家将会产生更少的极端反美势力。从比较专制的沙特阿拉伯产生了奥萨马•本•拉登和“9•11”劫机犯的例子来看，极端反美分子确实更有可能从比较专制的国家中产生。所以，从长远看，美国会乐见阿拉伯地区的民主化。美国所担忧的是，在民主转型过渡期内的混乱有可能阶段性地爆发一些极端反美情绪。因此可以预见，美国在阿拉伯地区的政策将会更加小心翼翼，特别是要摆脱“支持专制政权”的负面印象。当然，要避免阿拉伯地区持续产生反美情绪，美国还有一个当务之急是争取巴以关系早日获得最终和解，以卸下这个长期给美国在伊斯兰世界带来恶名的政治包袱。
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国际环境展望
面对阿拉伯世界当前局势的急剧变化，中国需要因应时局，做出有针对性的政策调整。
目前巴以关系仍处于僵局对美国是不利的，因为这将使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地区的反美情绪持续存在，这也是美国积极调停、促成巴以和平的最重要原因。巴以关系的变数，又尤其与巴方内部的变化有关，具体来说就是巴勒斯坦内部激进派与温和派之间的势力消长。如果巴以获得最终和解，对于伊斯兰世界、对于阿拉伯地区都将是一件影响巨大的事情。中国应当积极研判巴勒斯坦内部动向，并对巴以和平进程做出更可靠的预判。
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国家过去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现在大多与美欧国家关系较好，中国在阿拉伯国家中的影响力甚至低于日本，尽管中国由于不像美国那样强硬地支持以色列而所获憎恨较少，但也谈不上在阿拉伯地区收获了多少友善。从长远看，在政治体制上阿拉伯国家会更加向西方的多党竞争、自由选举方向发展，它们与西方国家的传统关系也是中国欠缺的，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个时期要在阿拉伯国家获得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力，是比较困难的。
中国要在阿拉伯国家获得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密切观察该地区的主流民意和政局趋势，避免被认为和民意基础较差的政治势力和统治者比较接近。
第二，继续支持巴勒斯坦的权益诉求。
第三，避免被戴上“新殖民主义”帽子。目前在阿拉伯国家投资的部分中国企业由于过度的经济利益至上，已导致当地出现了针对中国企业的工潮、抢劫、破坏、抵制活动。
第四，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使中国对当地的发展援助政策的效用最大化，为此要加强对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的调研，选派得力的执行人员，注意不抵触当地的民风习俗，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注意观察当地部族之间、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避免成为当地贫富矛盾的转移仇恨对象。
与美欧相比，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一个优势是与本地人没有剧烈的宗教冲突。但必须认识到，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中国人也是异教徒。因此，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国人、中国机构要特别注意尊重阿拉伯人的宗教信仰。
长远而言，中国需要制订更为明确和深刻的阿拉伯政策、黑非洲政策、西亚政策、中亚政策、拉丁美洲政策（上述地区有不少国家存在较大政治风险），通过此次阿拉伯民变，总结经验教训，对既有政策做出认真的修正。特别是要明确中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次序和紧急应变策略。和全球各地的反美政权交往时，也必须注意、预判这些国家可能出现的民变，从而对局势做出有效的控制与引导，对于这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要注意顺应主流民意，在一定情况下甚至可适当保持中立。
2011年5月2日，美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击杀了“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此事在时间上是凑巧地发生在美国对伊斯兰世界战略转变过程中，有可能会推动这个战略转变的步伐。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本•拉登之死将使得民众更加倾向于要求政府在伊斯兰世界减少乃至放弃武力而转向怀柔政策，这种民意压力对于奥巴马对伊斯兰世界实施大缓和战略显然是有利的。
拉登之死并不意味着美国很快就能够重新配置其全球进攻性的战略资源，即便基地组织瓦解乃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走向低潮，也不意味着美国就可能腾出手来转向对中国的战略进攻。美国的全球战略包袱是多方面的，如阿富汗与伊拉克的重建与稳定，伊朗、北朝鲜、利比亚、海湾阿拉伯盟国的动荡局势，巴以冲突等等，都将继续牵扯美国的精力。而在阿拉伯地区，美国除极端恐怖分子之外，还要防范新的政治对手：在民变和混乱政局中依靠民粹主张、民粹动员而获得公开政治权力的反美政党和政权。
总之，近期阿拉伯局势、国际反恐局势新变化对中国和平发展国策的影响非常有限的，加之中美之间业已形成的共同利益惯性与规避双方冲突风险的防火墙（指中美之间已有的多领域、高层级的对话机制），中国仍有长期的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战略空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