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与美欧的两难困境

“阿拉伯之春”这个词最早是2005年3月出现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之上，意指美国入侵伊拉克后带给中东地区西方民主之花盛开的春天。2011年这个词有了新含义，指去年年末以来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改革运动和反专制政体的起义，也被称之为“和平抵抗运动”或“阿拉伯的第二次觉醒”，尽管在许多国家早就流血了。

 

 

这次“觉醒”始于2010年末突尼斯一个自焚的小贩，而后要求改革的浪潮很快席卷了北非和西亚多个阿拉伯国家。数周之内，突尼斯和埃及长期执政的统治者被人民推翻；君主制国家的人民向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越来越大；而不少独裁统治者们纷纷以更为无情的镇压作为回应。这场变革风暴源自阿拉伯世界内部，但就像地震是地壳应力积累的结果，它的源头与其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争取享有基本民主权利的觉悟，还不如说是阿拉伯世界年轻一代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体制和领导人（有外国资本的傀儡，有独裁者，不一而足）的不满和蔑视。要求改革的人们在问：我们为何贫穷？我们富饶的资源到那里去了？他们深究的问题最终对美国和以色列是危险的，看上去风暴不因以色列和美国而起，也不针对这两个国家，但这场风暴将深刻影响世界的地缘政治版图，深刻影响全球的政治思潮，也已敲响了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其支持的各个独裁政权互利时代的丧钟，打乱了美国在中东乃至全世界的战略布局。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2011年4月的一篇文章里说了句大实话：对西方世界而言，“阿拉伯之春”恐怕是一件夹杂着好消息与坏消息的经典案例。好消息是，这是阿拉伯世界的1989；坏消息是，我们是苏联。

 

拉赫曼这句话说得太精准了。迄今为止，阿拉伯革命所推翻的，都是被视为中东温和势力的亲西方政权。阿拉伯人民想改变的腐败专制政权都是由西方支持下的统治者所维持着的。如埃及的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也门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 等等，都是西方的重要盟友。穆巴拉克被认为是新的皮诺切特(Pinochet)，与以色列同流合污，囚禁了加沙地带50万巴勒斯坦人。他被开罗解放广场上的示威者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中央情报局间谍”。可见，当阿拉伯人民的民主运动真正兴起时，矛头所指，往往还是以色列和其背后的美国。所以对“阿拉伯之春”，谁最不安，是很清楚的事。

 

 

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5月19日在美国国会就西亚北非动荡局势发表了讲话，承认美国在这一地区始终狭隘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战略让美国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这也是一句老实话，虽然讲得很笼统，但至少说明了两点：美国过去并不是阿拉伯世界光明磊落的朋友；美国已从阿拉伯世界获得很多私利。就是在这次“阿拉伯之春”中的表现，也印证了美国确实如此。倒台的穆巴拉克和阿里先不说，巴林与也门政府也曾经杀害和殴打示威者，美国却保持缄默。当沙特派兵进入巴林帮助平息暴乱时，美国几乎未作抗议。美国更乐见的是，伊朗和叙利亚的领导人被民变浪潮赶下台。美国如此表现，原因很简单：巴林是美国第五舰队基地所在国；也门是美国反恐的重要盟友；沙特是美国的石油银行；而伊朗和叙利亚则跟以色列关系紧张。所以美国人权的两重标准，失信于天下，怪不得别人。

 

美国看“阿拉伯之春”的心情非常复杂。美国如果真正地站在阿拉伯民众一边，美国会在一个传统势力范围内失去朋友、失去影响力、失去经济利益和某些安全保障。在民主和利益两相权衡只能取其一的情况下，利益总是第一位的。30多年前美国就表明了它将视海湾石油供应受到威胁为实施军事干预的理由。1980年 1月问世的“卡特主义”(Carter doctrine)宣称：“外部势力攫取控制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企图，都将被看作是对美国根本利益的进攻。对于这种进攻，美国将使用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击退”。如果盛产石油的沙特在转型到一个民主社会的过程中变得动荡，或为伊朗增强影响打开方便之门，美国显然不会只要民主而坐看利益的流失。所以，美国一定会捍卫沙特封建君主制，此时民主绝对得让位于利益。更早的时候，美国也曾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很宽容，因为用他可以遏制伊朗。

 

事实上，继巴尔干问题解决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反恐为由对伊斯兰教世界进行了新一轮的战略部署。据美国前任北约组织总司令克拉克（Wesley Clark）透露，2001年攻打阿富汗之际，他从国防部秘书长办公室发出的文件获悉，阿富汗战争过后的5年之内还要以军事手段对付的国家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与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索马里、苏丹已经相继被制服，唯一剩下有待修理的国家就是利比亚、叙利亚与伊朗。如今，利比亚的战火，告诉我们大可相信国防部文件的精神正在以实际行动继续贯彻。其部分原因固然是英、法新领导班子的亲美立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奥巴马终究会像克林顿一样，对强大的右派势力低头。

 

 

但“阿拉伯之春”引发的地缘政治动荡远未尘埃落定。美国还没能充分断定这一切是否是西方色彩的民主革命；或者说，美国已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一切已经是有利于西方的民主革命。而某些头脑清醒的西方政治家并不认为这是西方想要的民主革命，但既不便点穿，又想“引导”这场革命。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情况对美国并不太妙，局势并未朝着美国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加上奥巴马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也不可能公平地仲裁以巴冲突。即使奥巴马真的想做仲裁，他也没有能力去做，因为以色列可以对美国说“不”，刚刚访问白宫的以色列总理已经这么说了。

 

对欧洲的老牌殖民国家来说，虽也面临着与美国相似的两难境地，但他们自有他们狡黠之处。英国和法国在大变局前首先抢占舆论高地，以人道危机为借口（这样的借口理应公允地运用于也门、巴林），迫不及待地军事干涉利比亚局势，除了再次图谋染指该国丰富的石油资源外，也想掩盖过去对阿拉伯地区所犯下的原罪。法国总统萨科齐是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的坚定、长期且一贯的盟友，直到后者被民众推翻。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2004年访问利比亚，赞赏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英国企业也尾随布莱尔，和卡扎菲签下了利润丰厚的石油合同。英法自然明白，军事干涉会毁掉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毁掉种族间和平共处的机会，但是只有造成这个国家的混乱和贫穷，才能满足他们对资源的渴求。军事干涉利比亚的终局将会是什么样的？早有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前车之鉴。无政府状态、内战、教派战争、国土分裂或者严苛的伊斯兰统治，都是取代原独裁政权的潜在选项。这些选项全都有实现的可能，但哪个都不太可能从根本上为利比亚人民带来好处。

 

英法的自私自利，决定了他们回应中东地区民主觉醒的态度，而他们在一场看似内战的冲突中动用武力，不仅动机可疑，而且目光短浅，未来的代价极大。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们没有想过，不断飙升的油价会否造成对欧元的新冲击？北非的混乱会否促使数百万难民投奔地中海彼岸的欧洲？过气的财力能否在利比亚打下去以及如何脱身？阿拉伯国家联盟(Arab League)的支持靠得住吗？最重要的是，怎么能确保政权更迭的结果得以控制？埃及临时政府与伊朗的关系已渐升温；埃及新议会第一大党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有意废除与以色列的和平协议；埃及临时政府刚刚在巴勒斯坦敌对的两大派别哈马斯(Hamas)和法塔赫 (Fatah)之间撮合了一项协议。如果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政府也有独立独行之举，是民主好呢，还是听话的独裁好？

 

对以色列最坚定的友邦美国来说，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屈服于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强硬，要么实施奥巴马最近构想的解决方案，即以巴恢复1967年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占领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之前的双方边界线进行和平谈判。换句话说，以巴问题实际上仍是“阿拉伯之春”的风眼。中东的政治游戏应取代战争游戏，真正高明的射手应瞄准风眼，不偏不倚地射中它。

 

 

对刚刚推翻现政权的改革者来说，他们刚完成的只是一件难事中最容易的部分。改革的主旨、资源、顺序、政策、方略、速度等等，后续课题都是非常艰难的。突尼斯革命和埃及革命，代表了中东的一种变革模式。社会并未因部落或教派冲突而分裂，军队没有很深地卷入运动，民众基本上是团结的。而也门、利比亚等其它中东国家正在兴起的革命，则代表了另一种变革模式。其部落和教派冲突已导致混乱和内战，加上外部力量的插手，结果只有天晓得。

 

为避免第二种变革模式的出现，西方已认识到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成功，对民主的传播、能源的供应以及地区的和平至关重要。尤其是埃及，她是该地区最大的国家，是阿拉伯世界的心脏。为确保埃及社会转型成功，奥巴马在最近对中东的外交政策讲话中宣布：美国将免除埃及总计10亿美元的债务，并向埃及提供另外一份包括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增加就业岗位的10亿美元援助，并向美国国会提议，加大在埃及和突尼斯的投资。

 

但西方国家千万不要对埃及革命产生错觉。埃及发生的革命，与其说是被民主唤醒的，还不如说是被饥饿唤醒的。事实上西方对阿拉伯世界的无知一直贯穿到了最高层，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力主在加沙地带举行选举，结果哈马斯的胜选让他十分震惊。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Dick Cheney)曾以为伊拉克人会捧着鲜花欢迎美军，结果是美军在伊拉克身陷路边炸弹的围攻。

 

中东的历史与现实是一本念不完的教科书。这是一块除了近代发现石油还有其它矿藏以外很大部分由沙漠覆盖的土地，也是一块从古至今民风强悍、多民族混居、不易生存、极易产生偏激思想、充满宗教纠纷、发生过无数战争的土地，更是一块被掠夺、社会制度差异大、人口基数大、贫富不均、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的土地。几百年前西方列强来到这块土地，留下过圣经，贩走了奴隶。几百年后他们又来了，留下了“自由”，带走了石油。历史当然没有被忘记，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会比其它地区遭遇更多的内忧外患。中东建成民主制度或许是遥远的事，西方对中东的民主实验会在一个鲜少工业、鲜少中产阶级、人口众多、文盲众多、失业众多、宗教主宰人们思想、靠资源维系经济的社会环境下进行。伊朗倒是有了实验结果，其民主制度虽受神权羁绊，也不完善，但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世界中，还算较为民主的，但西方不喜欢伊朗。在对待“阿拉伯之春”问题上，西方就是这样持着虚伪的双重标准和实用主义。所以，长期以来，西方只是将阿拉伯国家的问题简单地归纳成纯粹的宗教问题，而其实这是独裁、腐败、贫困和被压迫的问题。“阿拉伯之春”就是反独裁、腐败、贫困和压迫的非宗教革命。

 

民主的启蒙和发扬、思想的解放、暴政的被推翻，“阿拉伯之春”强烈昭示着中东国家人民对自由的渴望，其影响将非常深远。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来说，它是一把双刃剑。这就解释了当美国核心的民主价值受到推崇时，美国对此反而显得如此犹豫。经济规律告诉我们，正是西方对资源的渴求和掠夺，造成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混乱、贫穷和落后。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阿拉伯地区是世界上唯一民主未取得显著进展的地区，那里滋生了大量退步乃至暴力的意识形态。今天，旧秩序的瓦解有可能导致战争和国家分裂，为伊斯兰激进分子提供新的机会；也可能导致民意在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媾和时更为强硬；在资源价格上更为自主；在外交上更为自信。从摩洛哥的阿加迪尔一直到埃及的塞得港，民主的来临是好事，但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或者一个春天就能完成，它必将是一个缓慢的渐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