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也引起“80后”的不满。
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
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
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
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
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
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咨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
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
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80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80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80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反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
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2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 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
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
探究“深层次原因”
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
二十多年后的现在，香港租金水平仍在飙升，但是香港经济结构转型一直未实现，香港试图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等都没搞起来，而靠内地经济高速增长而带动，比如自由行、CEPA等。九十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台湾及新加坡均完成经济转型，唯有香港独徘徊。香港难以转型的原因，各种讨论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主要观点是高地价阻碍了经济转型。香港高地价、房地产畸形发展的后果是，一是企业不愿意进行长远科研投入和人才培养，香港企业R&D水平在发达地区可能是最低的，甚至比中国内地都低。二是创业、创新的门槛很高，台湾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可以不找工作，而是自己开一个有特色的小店，这在香港不敢想像。香港有特色的饮食店、书店都在高租金的压迫下，要么远迁，要么关门。如此情景，香港的文化创意产业如何能发展?
高地租高房价严重降低了普通居民的生活水平。就以香港居住环境来说，在全球发达城市中可能是最窘迫的，公屋（廉租房）的人均居住面积是12.6平方米，而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人要排队等候。目前香港大概有40%的人口居住在这么狭小的居住环境中。如果说在香港经济起飞阶段这种居住环境还可以理解，但是香港经过四十年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居住环境并没有多大改善，这是不人道的。
因此香港新生代在反高铁之后，又掀起反地产霸权的运动。香港地产霸权不是像唐英年说的不存在，而是深入到香港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香港人几乎都在给地产商打工，畸形发展的房地产几乎绑架了香港社会，让香港社会难以转型发展。
而香港地产业的发展与政府治理策略密切相关，土地在政府控制下实行土地批租制度，加上港府奉为圭臬的“积极不干预”思想，让房地产在官商一体的架构下膨胀发展，直至今日。前特首董建华看到了房地产畸形发展给香港带来的危害，因此推出“八万五”政策来压抑楼价和地价，但是因为时机和策略的不当，而造成香港经济很大动荡，而董建华则在市民的谩骂声中下台，而现在有人认为，当时抹黑搞臭董建华的人，不乏地产商与媒体造势推动。
高地租与经济转型互相制约，纠缠在一起，成为一个恶性循环的结。特区决策精英为此也非常纠结，采取的一些办法往往是治标不治本。例如为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资，最终推出了“最低工资”立法，但是最低收入人群从事的往往是餐饮服务业，他们所在的中小企业的运营成本已经很高，其中租金还在上涨。不解决根本的地租问题，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呢？
不过，他们一直认为，加快与内地经济融合，经济发展了，饼做大了，问题也好解决，而且很快能见效的。没想到的是，这几年来经济的确发展了，饼做大了但是能分享者有限，矛盾反而更多更尖锐了。这说明在香港内部根本问题未解决情况下，全球化、与内地融合等发展方向，只能强化已有的结构、恶化已有的矛盾，而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这种状况促使年轻人反思，这种发展方式没有效果，是不是要探索其他可能的路径?因此，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其实反的是香港精英奉为圭臬的教条——香港模式。作为新生代社运的一个主要发展方向，香港反地产霸权运动就直指 “香港模式”的要害，也就是“积极不干预”思维下的以地产主义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反地产主义显然动摇了香港经济的根基，难以为大财团和精英决策者接受；但是如果不反地产主义，香港经济结构就难以转型，社会经济也会持续动荡下去。这是香港决策者的两难困境，随着新生代社运的发展将会更加突出。
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
不过，有北京人士私下谈到，认为这些民生问题突出，是因为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尚未完成，而香港要解决经济结构的转型，必须更紧密与中国内地融合。这个解释在逻辑上看来很完美，但是如前所述，与内地的融合不但没解决问题，反而更强化矛盾，这样导致的后果与北京的初衷完全相反——让北京统战人士非常尴尬的现实是，这些年来香港年轻人反大陆化、反融合的情绪越来越明显，有些人甚至到了敌视内地的程度。
今年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充盈，准备向永久居民派发6000元现金，不过尚未成为永久居民的内地新移民就享受不到，尤其是那些拿单程证嫁到香港来的内地妇女，在香港生活窘迫，因此这些新移民也要求得到6000元。这些新移民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很强烈，但有香港网民在facebook上发起“反对大陆蝗虫拿6000元”（“蝗虫”是这些香港人对内地新移民的称呼，认为他们像蝗虫一样来香港享受福利）的群组，声称要征集10万人支持，结果在一天多的时间内，就有约8万5千人加入，如果不是因为网友举报而被关闭的话，这个网页突破10万、20万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举报的网友、香港城大前学生会会长李安然，则因此被网友诅咒、威胁。
在日本大地震引发核恐慌后，中国各城市爆发抢盐的狂潮，而且蔓延到香港，香港一年轻的财经记者看了电视报道后说，这些人都该死，都该杀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对内地排斥、仇视的人不仅仅是底层人士，而是在有知识的年轻人中间悄然扩展。
反大陆化这些人到底在香港占多少比例，目前尚无调查资料可以来说明，不过就笔者对香港这十几年来的观察发现，但以两天之内有十万人响应的速度来看，这几年是增加了很多。一直以来，香港人中间有一些虽然瞧不起内地人，但是对内地基本报以关怀、同情等态度的。至于香港的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一直处于关心关怀内地的前沿，从七十年代的关注文革，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九十年代的华东华中水灾，他们都没有放弃祖国大陆。最典型的一个案例是1999年的港人在内地所生子女的居留权问题，香港大学生处于人道主义等立场，站在维护内地子女权益的抗争前线。但是十年时间，在2009年的反高铁运动中，香港年轻人就出现明显的反大陆化情绪。这不能不让内地人反思。
这里所说的“反大陆化”有三层含义，一是反对香港社会向大陆那样发展，希望保持香港法治、自由的特色，这几乎是香港新生代的一个共识；二是反对与大陆更紧密融合，这点在香港年轻人中不占主导，但是人数是越来越多，这种情绪也是越来越强烈；三是反感甚至敌视来香港的内地新移民甚至自由行的游客，这点也是越来越普遍。对内地游客，他们一方面欢迎，另一方面却反感内地游客把香港搞得太嘈杂；对内地新移民，他们担心那些贫困的新移民分享了福利，有钱的内地新移民则抬高了他们的房价，而引进的专才、优才等则威胁到他们的就业机会……
而反对与大陆化更紧密融合，则是反全球化浪潮在香港的发展。反全球化很早就已经在香港出现，2005年世贸香港会议期间，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运动者在香港显山露水，当时香港经济刚从低谷中起步，香港市民普遍是围观态度，支持反全球化游行的不多。不过4年后的2009年，在香港经济虽经过金融海啸冲击但仍保持良好势头下，反高铁运动轰轰烈烈展开，反全球化的声音也顺应而生。而在全球化过程中，中国是全球化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中国发展模式也几乎代表全球化的缩影。在香港反全球化人士看来，中国的全球化带来的是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矛盾尖锐；而作为自由贸易港的香港，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香港普通老百姓享受了多少？在全球化下，香港的贫富差距为什么仍在扩大？香港是不是要通过高铁来和中国内地进一步全球化？
在反全球化的反思下，香港年轻人认为，全球化只是少数人的全球化，高铁经济发展与他们没有多大利益关系。笔者周围的香港同事和朋友，内地出生长大的几乎都支持香港建高铁，而香港出生的几乎都反对建高铁。
香港政界、商界的决策精英认为，有了高铁，香港就融入中国大交通规划的一部分，就不再是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而是与中国未来陆港经济实时对接；对于香港人来说，不只是带来多少内地游客，而是为香港人北上发展打开一个全新空间。这是一个完全从经济发展考虑的角度，也是港府过去一贯行之的思维，到今天怎么不行了呢？
香港新生代的价值观念
香港新生代的想法和观念的确和决策精英大不一样，甚至还相反，他们的价值理念、思维模式、生活态度也与前人大为不同。他们不再以物质生活为第一追求，有的更是完全反物质主义，而更多追求精神生活和个人体验；他们不再像父辈那样信仰“只要努力，就会出人头地，不然就会做哈依（乞丐）”，因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成熟，他们生活不太好，也不至于太差，用不着那么去拼搏去钻营。自然地，他们不仅不羡慕李嘉诚在商业上成功，有人甚至会认为那种建立在地产霸权之上的财富未必光彩。
香港的商界大佬乃至一些政界人士，为此批评现在年轻人不思进取，已经没有他们当年白手拼搏、闯出一片天的“狮子山精神”。但支持香港新生代社运的人士认为，新生代的成长环境、教育内容与上一代完全不同，而且一代一代追求不同，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认为：“年轻一代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重视精神价值，与年长一代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重视经济发展，重视香港经济竞争力，短期之内，这个裂痕更加拉开，因为这样，年轻人挫折感更加大——他们的诉求得不到主流民意的认同，而造成用更激烈行动来表达自己。”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香港年轻人虽然不算普遍，但是在参加社运的新生代中逐渐深入人心，与反全球化、反大陆化同流合拍。
香港财政司长曾俊华曾画出香港年轻人的目标——中产阶层或香港上流社会的生活图景：渴望“物业会所有什么设施、泳池有多大、私隐度是否足够等等”。曾俊华称，“社会也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只要他们能够好好把握，好好装备自己，再加上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机遇，他们是不用担心日后没有‘上流’的机会。”这是香港“中环价值”的典型阐述，但是今夕何夕，年轻人还会接受这一套吗？
香港学者、社运人士叶荫聪撰文写道：
“80后”的年轻人需要什么？一个漂亮的会所？反高铁的“80后”青年很明显已回答了曾司长，最近又出现关注政制改革的“80后”，他们身体力行，投身实践自己的政治愿景，只是沉溺在“黄金年代”的官员太怀旧，不太愿意聆听与承认，不敢想象新事物。至于其他“80后”的青年是否会按着中产家长与曾司长的训示，努力“上流”？恐怕这不是一个实证的问题，而是一个价值与意识形态争夺的问题，换言之，我们要保住“黄金时代”？还是香港有更多未来的可能？
与七十年代学运的比较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年轻人的社会运动，促进了港府施政的转变，公屋制度、义务教育、公费医疗及廉政公署等先后建立，使香港在经济腾飞的同时，也迎来一个现代化的香港。当时香港社会的新生代就是那些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大学生。而现在网络新生代社运的崛起，不但会主导香港社会运动的发展，还将迎来香港又一个新时代。他们与七十年代新生代有相似地方，就是寻求社会的改变，也有很大差异：
1.价值观念。与上一代相比，七十年代的新生代接受了高等教育，有了现代社会的观念和意识，推动香港社会前进。而现在香港新生代已经生活在一个扁平化的网络时代，价值观念与前一代又有了发展和变化，在追求公平、正义等普世价值的基础上，更强调自我价值的实现、看重精神层面的自我提升。
2.主体意识。七十年代学运参与者是四五十年代新移民的第二代，他们的成长环境、思维习惯与父辈不一样的是，上一代把香港或作为逃难，流亡，或作为过渡中转的地方，只要香港能收容就心存感激，因此香港只是“借来的时间、借来的空间”。但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年轻人开始有了主体意识——为什么不能使用中文？在身份上有了香港人的主体意识，反帝反殖民也顺理成章，也有很多人在文化上寻根，回归中国文化，支持中国文革的有，托派也有，寻找儒家传统的也有。
二十一世纪的新一代的主体意识，显然对上一代生活反思基础上更进一步，我的地盘为什么我不能作主?上一代这么拼搏，还是很困苦，我为什么不能要求换一种方式?回归中国后，为什么普通人的生存境况越来越差？为什么要融入中国大陆?
最近几年，香港人发现身边的内地人越来越多，在心理上产生恐惧感，甚至反感排斥，也就不愿意和内地走得太近。
3.参加主体。七十年代社会运动以学运为主，在校大学生是主体。而最近几年的社会运动，虽然年轻人为主，但学生参与不突出，参与者更多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网民。
4.媒介工具。七十年代是各种自办报刊，起到了社会启蒙，宣传推广的作用。而现在主要依靠网络。
5.组织形式。七十年代学运有各种正式非正式组织，起到组织动员的作用。而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80后”并不是一个从上而下的团体，也没有入会资格，那为何这些年轻人会走在一起？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透过人际网络动员其他年纪相若的年轻人，而他们另一种动员工具 Facebook 及讨论区有不少的年轻人使用，因此人们不难在此接触到其他的年轻人。我们希望指出的是，“80后”看来似以一个年龄群组为主体只是源自一些动员工具的特性及社会网络的组合。”
网络新生代也不是香港特有的现象。进入后现代社会的发达地区都面临这样的考验。在美国，他们选出了以“change”为口号的年轻总统奥巴马。而与香港相似、形成竞争关系的新加坡，最近的发展形势，也能给香港以启示。新加坡模式的成功被认为一党执政的威权体制很有效，老百姓也非常信任执政党，但在最近的大选中，长期执政的人民党却遭受挫折——40%以上的年轻选民投票给反对党。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的重大变化，表明威权体制已经受到年轻人的挑战，而新加坡执政党也感受到这种变化，内阁资政李光耀、吴作栋主动请辞就反映了这点。
在香港，网络新生代也在追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目前在中环价值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主导下的“香港模式”，他们以行动不断挑战现有模式，他们试图以“反”来改变现实。他们现在虽然还没有打出 “反香港模式”的旗帜，但已经呼之欲出了。与七十年代的前辈一样，他们也将是改变香港历史的一代。
《港澳观察》2011年6月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