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港矛盾泛政治化的警示

2013-03-21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

3月1日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实施限制携带奶粉出境的规定，试图缓解因内地人来港抢购奶粉而造成的奶粉荒，平息本地民怨。这项政策不但引起内地部分年轻父母的不满，也招致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批评。两地因奶粉造成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是争夺资源的社会经济矛盾，但是在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已经由简单的情绪化对抗，上纲上线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反中国大陆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近两年香港与内地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中，从2011年底反对双非婴儿到2012年春节两地网民互骂，再到去年下半年的打击水货客行动，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子。

两地融合变为政治不正确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香港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每一波大的移民潮到来之际，矛盾更为明显、激烈。但这些矛盾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狭小地域内展开的生活空间、生存空间之争，是本地人因生活受到大量外地人冲击而出现的一种本能的情绪化反应，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移民逐渐融入，这种对抗情绪很容易就消退了。

2010年初的香港“反高铁”运动由环境保育、本土化运动人士所主导，其主要方向是反全球化，但其中已开始带有一些反大陆化的色彩，反对与中国内地的融合，试图让香港在经济上独立发展。但整体来说，2011年之前，要求两地融合发展仍是香港的主流方向、主流论述。当时谈论两地融合主要从经济互惠互利上考虑，即使涉及政治、社会层面，多数港人也认为，香港会以自己的制度优势带动内地社会进步，这一方面体现香港社会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港人对本身制度优势保持自信。

自2011年下半年特首选举展开后，不仅亲共反共的政治议题白热化，原本较为情绪化的社会议题也经常被上纲上线，越来越泛政治化，矛盾激化时更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被一些力量借来反对两地融合、反对中国大陆。

2012年中香港出现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运动，成为梁振英政府上任以来的第一大考验，也让有关粤港合作、深港融合议题在香港变为政治不正确。实际上，港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讨新界东北的策略性增长潜力。“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将成为香港未来公共住房的主要来源，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大有助益，而为了解决居民在区内的就业问题，商业区和商业住宅区也必不可少。但反对者对这些合理因素统统视而不见，将此计划简单标签为“新界东北兴建富豪双非城计划”，并捆绑上梁振英近年推进深港合作、开发新界北的动议，试图抹黑梁振英，这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

泛政治化撕裂香港社会

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泛政治化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部分商家为方便内地游客而制作简体字告示、招牌，惹来部分人士发起反“残体字”运动等。一些香港知识分子还引经据典，为反大陆化提供了另类“依据”，近年一直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的陈云在香港媒体上连续著文分析诸多所谓“语言文字入侵”现象，批评九七后香港公共传播语言在“与北京看齐”。

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知识分子感觉敏锐，可以提出来探讨，但是上纲上线到“与北京看齐”，实在有点唯恐天下不乱。香港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恐共”、“反共”情结，近来有人甚至把简化字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却全然不知简化字运动从清末即已开始。

与过去那种为反共而反共的意识形态化不同，现在的香港已经发展为由于不喜欢中国内地而“仇中”甚至“反中”，从反共到反对中国政府，从仇视内地人到仇视带有中国内地特征的一切。长此下去，带有中国内地背景、特征的人，都会成为一个特别标签，成为一种“原罪”。

情绪化的适当发泄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随着陆港矛盾冲突逐渐增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泛政治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不仅造成两地民众的对立，也会加剧整个香港社会的撕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社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岛内政治势力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族群议题，硬是把整个社会撕裂成“蓝”、“绿”两大阵营，连一个家庭内部也会为挺“蓝”或挺“绿”而发生冲突。

更令人忧虑的是，港府在重大议题上的决策也容易被民粹所绑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对双非婴儿运动。不可否认，双非婴儿的确影响到港人一些切身利益，如挤占医院床位，分摊港人社会福利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人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双非婴儿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民间到媒体、政府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当初为何放开内地人来港产子？原因其实摆在那里，就是因为香港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要补充新鲜血液，而让内地富有阶层来港生子，为私家医院创造收入，从短期到长期都是对香港都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影响港人利益的问题，显然是政府当初制定政策时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没有考虑相应的医院床位乃至学校学位的配备，政策制定者的短视由此可见一斑。民怨四起之后，港府一刀切停止内地人来港产子，政策缺少延续性，一些私家医院无所适从，也令港府公信力受损。此次限带奶粉出境政策也同样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政府决策不能简单地迎合民粹，而应着手就两地融合建立正确的论述，以疏导民情，从而掌握施政的主动。

举重若轻化解陆港矛盾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香港社会生态与政治运动将更加复杂多变，港府施政难免捉襟见肘。陆港矛盾冲突有走极端的倾向，这对缓和香港现阶段社会矛盾非常不利，也不利于港府施政，应该引起北京的重视。

对于“反大陆”的倾向，北京一方面要区别对待，区分哪些是情绪化的反应，哪些是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另一方面要举重若轻，不要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即使是尖锐的批评者也要有包容态度，而不能动辄从意识形态上或动机背景去讨伐批判，要看批评是否在理，是否可以进一步沟通。

与香港社会的沟通，需要善用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香港学者，建立信任基础。对于他们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不仅要听取，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回应。香港较为温和的学者陈健民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年与北京来的学者颇多沟通，但有感于这些沟通毫无作用，也并未影响北京对港在政治方面的决策，他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并全面停止与中央的对话。北京应从陈健民的转变上汲取教训，不要把可以团结、统战、沟通的对象推到另一边去。因此，在对待两地矛盾冲突上，北京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可强有作为。

对于两地融合，北京决策时需要力避单向度的思维。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大商家能从中受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却被挤占。分配问题一旦恶化，会助长本土意识，加剧陆港矛盾，近期香港舆论浮现对于自由行政策的各种批评已可见一斑。因此，北京在推动两地经济融合，谋划挺港经济政策，需要多维度思考，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多元因素，注重平衡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港澳观察》2013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