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总体上成功，但也出现许多新问题，面临许多新挑战，需要在理论上给予分析和回答。在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承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指出“不断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开辟了空间。
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弱肉强食的民族国家丛林中，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共赴国难，浴血奋战，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真正建立起强大统一、有效治理的单一制民族国家。中国从此走出中华传统文明笼罩的“家国天下”，实现从以和合精神为特征的文明国家，到以主权独立为特征的民族国家的关键转折。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重新纳入中国的治理体系，北京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对香港实行管治。香港原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保持不变，法律基本不变，港人根据中央授权，自行管理特区自治范围内事务。习近平明确指出，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他清楚地表明，一国两制是长期国策，并非权宜之计，是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结构模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既不是纯粹的单一制，也不是联邦制或邦联制，而是以单一制为主体的分区式民族国家（Regional State）。
吸取一国多制分区治理经验
一国两制是“一国多制”的特殊形态。在民族国家体系尚未出现的阶段，一国多制就已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不同文化群体如何在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中共存，历来是世界各个大国必须面对的棘手问题。为了维护大一统，实现对广大疆域内不同文化群体的有效治理，自汉以降，中国的先贤创造并一直采用分区治理、一国多制的混合结构形式。
汉朝承袭秦朝大一统制度，在直辖地域实行整齐划一的郡县制。在汉朝权力延伸到西域后，中央就面临不同文化与族群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以郡县制管理西域力有不逮。汉朝创新治理制度，在西域设立军事监护机构都护府，不设行政主官，只设军事主官即都尉或校尉。都护府制度不具行政管理功能，中央不干涉西域各部族的内部事务，形成中国最早的一国多制秩序。
唐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具有不同自治程度的羁縻州，有别于中原的建制州。羁縻州辖区内的制度依当地传统而定，自治程度弱的羁縻州由中央委派的行政官员与当地官员共同治理，自治程度强的羁縻州则由中央派驻官员监视督导地方事务，自治程度最高的羁縻州完全维持族群本身的传统制度，由本族人担任行政首脑和各级僚佐。
明朝继续实行一国多制，在少数民族地区保持当地传统文化与制度，并改善元朝时确立的土司制度，将其发展成为长期性地方自治制度。清朝继承了明朝治边政策，在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中央监管与地方自治相结合的制度。
当代民族国家体系中，少数国家在政制上推行联邦制，联邦制国家的中央权力由地方让与，包括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巴西、阿根廷等。联邦成员有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与中央机构不存在隶属关系。这些国家是典型的一国多制，比如美国境内有562个高度自治的印第安部落，又如路易斯安那州实行与其他州不同的大陆法系。
然而，目前有160多个国家推行单一制。单一制国家的地方权力由中央授予，包括中国、英国、法国、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为了解决不同文化和族群的差异，英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单一制国家实行事实上的一国多制，推行地方自治模式，在保持主体区域单一制的同时，将广泛的自治权赋予主权范围内的某些特殊地区，允许存在不同的政制、法律甚至官方语言。
从中外历史经验来看，在单一制国家中，成功的一国多制治理经验主要在于强大但不轻易使用的中央权力，维护法律上（de jure）的单一制但事实上（de facto）的复合制。具体原则包括：一、中央有权随时收回对特区的授权；二、通过立法确保中央自我节制权力的制度；三、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制度差别，严禁特区挑战主体区域根本制度；四、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价值观差别，杜绝强制融合；五、尊重主体区域与特区的司法体系差别。
如果中央滥用权力，或者特区认为自身的社会制度、价值观或司法体系更加优越，并要将其强加于主体区域之上，那一国多制无法良好运作。
两种视野下的一国两制
虽然文明的内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中华文明在和合精神下，正融合世界各种社会思潮，但是文明国家的治理范式依然顽强地存在。
在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中，“一国”的主题是“和”，“两制”的主题是“不同”。这种安排尊重“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差别，又以“和”来统一差异。和而不同的文化、家国同构的范式，让中国人不论身处何方，仍然越过民族国家边界，保持民族向心力和家国情怀。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的崛起，兼具文明国家与民族国家特性的中国，极有可能开创出普世性新文明，救济西方文明的缺陷，逐步走到世界的中心。
中国实行的一国两制，既强调文明国家容纳的和而不同精神，又强调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与统一。香港特区与中国主体区域即大陆，存在许多显著的差别。在经济制度上，大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利用资本，节制资本，发展国有企业；而香港属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吸引全球资本，壮大民族企业。在司法制度上，大陆法律属于大陆法系，香港法律属于普通法系。在价值观上，大陆以家国天下观为核心，香港主要信奉英式个体主义。
港人有自己的货币和护照，在全球有自己不同于大陆的朋友圈。香港的国际化程度高于中国历史上任何特别行政区。中央合适的治港模式，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法律上的单一制，捍卫主权统一，完全掌控国防、安全与外交；同时可以虚化针对特区的立法与行政权，不追求陆港融合，减少驻港人员，维持少而精的监视督导团队。
在促进和合方面，中央和香港双方无疑都须做好功课。中央要善用法律制度之外的力量，加强中央在港的软实力，允许民主党派在香港发展，鼓励大陆智库在香港建立分支机构，增强中央对港人的说服能力。香港则时刻不能忘记特区自治来源于中央的授权，不能破坏国家主权而主张独立，不能充当传教士向大陆强推自己的价值观，在发展战略上更要积极配合中央，同时需善用普通法优势，与美国、英联邦国家深化经济相互依存和社会联系。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时，最关心的是中国的主权统一。今人发展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只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就可以挖掘出更大的制度潜力，大胆借鉴古今中外一国多制成功运作的经验，创新具体政策，为世界范围内幅员辽阔的大国治理提供国家结构范本。
本文源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