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2017年中国的人均实质GDP是1978年的23.5倍，这意味着在39年间，中国人均实质GDP的年增长率是8.43%。不过，最近几年增长率有下降迹象，例如从2010至2017年，中国实质人均GDP的年增长率平均只有7.01%。中国官方的说法是经济已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我们应调整预期，接受增长率下降这一现实。 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却非必然成立。说它有道理，主要是因为报酬递减律在起作用。打比方说，在我们没有任何公路前，建设了一条公路便会带来很大的收益，但若我们已经有了100条，那么第101条所带来的的边际贡献便小很多。同理，从前中国资本稀缺，投资的回报率很高，现在中国资金积累多了，投资回报率自然有下降压力，GDP的增长也快不到哪里去。 我们若细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上述问题就更为显著。笔者曾经用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为中国估算的宏观经济生产函数作基础，计算出从2010至2017年，GDP的增长只有1.7%来自劳动力的增长，但资本积累对GDP增长的贡献却高达71.9%，其余26.4%的增长动力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进步，亦即生产效率的不停提高。 资本积累能起到这么大的贡献，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之高，一直都位居世界前列。曾有一段时间社会总储蓄率超过GDP的一半，现在也仍在43%以上。既然资本积累快，报酬递减律的影响便应更为明显，中国能否靠高储蓄（这意味着高投资）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个疑问，这也是“新常态论”有其根据的原因。 化解报酬递减律 有根据并不等同于必然正确。中国今年的经验也说明，报酬递减律并非不能化解。只要TFP进步得够快，便可抵消掉报酬递减律的影响。据笔者所做的估算，1978至2017年，中国TFP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2.97%，这么快的速度是由于改革开放、加大教育科研投资及人口高速城镇化等因素造成的，今年TFP增长速度虽放缓至2%左右，但与国外相比，仍属不错。 从历史角度看，GDP或资本积累都高企，也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必会减缓。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估算，中国从汉朝至1950年代初，人均实质GDP总共也只上升了20%左右。从前中国的GDP远远比不上今天，增长率同样不及今天。英国在18—19世纪工业革命期间，GDP增长率在每年1%左右，但已被视为革命；而在今天，1%增长率则会被认为是衰退。其实历史上绝大部分国家的GDP都比不上今天，增长速度也比不上今天，由此可见，理论上或实证上，GDP的增长率与GDP的水平呈负关系的所谓“新常态”都并非必然。 要顶住报酬递减律的压力，绝非易事。新加坡储蓄率也极高，遇上的问题也与中国接近，其解决之道是将积累到的资本大量投资到境外，以避免资本在本国局于一隅，无法摆脱报酬递减的命运。中国GDP的规模远超新加坡，后者可以做的，前者却不能。若中国像新加坡般把每年五分之一的GDP都投资国外，金融市场恐怕承受不了，所以中国应该另想办法。 改善生态可成经济增长新动力 最明显的方向当然是投资于科技，以改进生产力，但科技投资的回本期颇长，尚需其它投资以作辅助。换言之，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找寻新的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并对其加大投资力度。改善生态环境正是这样一种新经济增长动力。与其它消费品相比，优美的生态环境有其独有的特性，我们必须解决几个概念及实践上的问题才可使改善生态成为推动经济的动力。第一个要明白的问题是所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简称EKC）。此曲线是后人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之名而来，泛指在人均GDP很低的国家，人们多从事并无多少污染的农业，但他们为求摆脱贫困，会宁愿改为发展工业，即使产生污染也在所不惜，所以当他们的收入随着工业化而提升后，污染会越发严重（狄更斯时期污染极度严重的英国是很好的写照）。不过，当人均收入越来越高后，中产阶级便壮大起来，他们对干净环境的需求越来越大，因此过了某一个拐点后，人均收入越高，环境反而越好，污染物亦减少。 这个拐点在什么收入水平才会出现？不同的国情会带来差异，不同污染物的拐点也会有差异。过去一些有关中国各省市的研究显示，当人均GDP超过10,000美元后，水污染会得到改善；超过约20,000美元后，固体废物的污染会下降；超过20,000多美元后，空气污染会开始下降。这些估算可能稍有过时，不过人们收入就算不如上述，对洁净环境的诉求也很强烈，最近两三年我们已见到北京等大城市空气质量明显好转，蓝天白云并非只在APEC会议时才会出现。中国的环保策略似乎是先尽可能改善人人皆受影响的空气质量，下一步再改善同样影响深远的水污染，再往下走便是改善固体废物处理。 EKC其实包含了不少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我们可把优美的生态环境看成是一种可增加我们幸福感的要素，但我们却需付出代价才可得到它。在经济概念上它与其它消费品便有共通之处，而且人民收入提高后，对这种消费品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愿意付出更大的代价去换取它。经济增长必涉及多生产一些人民认为有价值的消费品，若生产出来的产品人民不稀罕，那么此种生产对经济增长便无多大帮助。在中国今天的发展阶段，有不少地方人均GDP已超越或接近潜在的EKC拐点，例如2017年广东珠三角的广州人均GDP已达1.765万美元，深圳是2.635万美元，佛山是1.721万美元，珠三角以外的杭州是1.935万，上海是1.625万，北京是1.662万。这些数据显示，虽然中国人均GDP只在8,800美元左右，但因为地区性收入分布差异颇大，有部分地区人均收入早已远超EKC拐点，所以现时中国大力投资环境改善，有很大需求。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保护环境表面看人人有责，但实践上可能人人卸责，最好是别人付出了代价来改善环境，自己却不用费一文钱或一分力便可坐享其成。优美环境的产权并不属任何个人拥有，是大家都不愿付出代价的原因。改善这种情况的方法可以是靠政府强制性监管，也可以利用市场力量，例如碳排放的配额可以在市场中买卖，配额价格由市场订定。 第三个问题是不易替环境的改善算出其价值。我们只知道中国人民随着收入的上升而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但对生态环境保护所得到的价值，若未能估算清楚，便不易断定某某项目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亦不能将其计入GDP。这是很可惜的，因为改善生态虽有如生产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对人民有贡献，但此种贡献若不能在GDP中反映，社会越花钱在环保上，便越抽走了制造其它产品的资源，GDP便看似正在倒退中。这样是有误导性的，生态环境不是没有需求的可有可无之物，它未算入经济增长中，不是环保不对，而是GDP的传统计算方法有问题。要解决此事，较好的方法是中国逐渐制订出所谓的“绿色GDP”，把环保的贡献也适当地加入到GDP的计算中，这有利于定量评核各地方政府的工作成绩，包括环保工作的成效。这需要大量的理论工作与定期的数据搜集才可能成功。 当然现在有些环保工业的产品早已纳入GDP的计算中，例如太阳能光伏板价格下降，应用日渐普遍；风力发电也甚有扩展。这些产品虽然已算入GDP，但它们给社会带来的正面溢出效应，却未必能在其实价中准确量度出来。 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便需新的引擎，改善环境正是切合时宜的引擎，但中国需提供足够的激励政策，诱导市场多投资于环保产品，并把改善环境带来的效益算入GDP中。“绿色GDP”的制订，已是时代所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