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林琳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杨毅龙
一、背景
新界北比邻深圳，多年来都是内地与香港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也正因其独特和关键的地理位置，新界北成为不少近现代历史的要地。从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新界原居民的反英抗争，到上世纪30年代的“红色交通线”，再到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和“秘密大营救”，新界北一路参与中华民族的自强与反帝反封建斗争。
通过梳理史料，结合访谈和实地考察，调研新界北多处近现代历史足迹，从古今兼容、均衡发展的视角出发，分析相关历史建筑的现状，了解保育和活化它们所面对的困难，并提出可行的改善建议。
二、新界北与中国近现代史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点，香港在英国管治下角色独特。洋务运动、辛亥革命、海员大罢工、省港大罢工、南方红色交通线和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香港各界爱国人士从不缺席，与其他革命人士一起反抗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在中华民族反帝反军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新界北角色不可或缺，留下了不少革命足迹。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后的数十年，新界并没有多大发展，而新界北主要由元朗六乡和北区四乡组成，在新市镇开发前，大多为农村和郊外。正因“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便于隐蔽和转移，为不少革命组织和游击队提供了藏身和休整之处，加上新界乡民（香港惯称“原居民”）传统上有着浓厚的爱国爱乡情怀，促使他们参与了不同阶段的革命活动：
1.反英抗争
1898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和岛屿，为期99年。英国人接管新界引起了乡民强烈反抗。以元朗屏山邓氏为首的新界原居民各大氏族，自发组织武装，运用简单武器抵抗英军，史称“新界六日战”（The Six-Day War of 1899），在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参战乡民伤亡惨重，约500名乡勇被英军击杀。英军又炸毁锦田吉庆围及泰康围的围墙，并夺去吉庆围的连环铁门作战利品，运回英国，直至1925年5月才归还予吉庆围邓氏。
2.上世纪20年代初的工人运动
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工人阶级与外商资本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当中，发生在香港的有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1922年的海员大罢工，一周内参加罢工的海员达6 000多人。其后，其他公司的海员、码头搬运工人和煤炭工人相继响应，罢工人数达3万多。1925年5月，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全国出现反抗外国势力的运动。1925年6月至1926年10月，在国共两党和广州国民政府支持下，发起“省港大罢工”，约30万工人离开香港的工作岗位，前往广州和佛山等地，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外国势力及其投资利益。新界北是当年罢工工人北上的重要路线，可惜在百年变化后，已经难以找到跟“省港大罢工”相关的历史足迹和建筑。
3.伟人住处和联络点
一些缔造新中国的历史伟人，例如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曾经在香港居住。此外，革命时期为了隐藏、转移、送达情报和物资，不少地方也留下了“红色交通线”。可是，这些足迹在香港岛和九龙，经历百年城市变迁已经难以寻觅，但在发展相对缓慢的新界北，部分革命足迹则保存下来。
4.抗日时期
1937年七七事变后，内地一些商界、文艺界、学术界和科研专家等逃难至香港。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随即入侵香港，英军仅抵抗18日便于12月25日投降，开始了香港“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岁月。由于英军旋即战败，大部分从国内来港避难的社会精英来不及离开香港，被困在香港。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解救这一批社会精英，东江纵队及旗下的港九大队联合新界乡民开展了“秘密大营救”，在元朗区和北区设立多个驿站、联络点和庇护点，前后协助800多名社会精英通过新界北安全撤回内地，位于元朗屏山的杨家村和沙头角的罗氏大屋，便是抗日时期支援抗日游击队和“秘密大营救”的重要据点。
三、实地考察与发现
自2024年初起，笔者实地考察新界北多处历史建筑，包括元朗屏山杨家村、锦田吉庆围、凹头潘屋（荫华庐）和沙头角罗氏大宅等，主要观察其保育、活化和对外开放状况，具体发现如下：
1.周边配套严重不足
上述历史建筑虽然能够在网络地图上显示，但确实定位和路径不甚准确。除了吉庆围有公共交通直达，其他景点即使徒步进去都不容易，沿途缺乏清晰指示牌，小路一片泥泞。至于公众洗手间、凉亭、凳子和扶手栏杆等接待游客的基本设施，则十分缺乏。展览板、高科技展示设备、灭蚊灭虫和无障碍设施等旅游设施，更是遥不可及。
2.没有积极与周边居民合作活化
这些历史建筑大多位于乡村用地，杨家村和吉庆围内仍有居民，周边也有村民。对比内地历史建筑和名人故居的保育，新界北的历史建筑保育明显逊色。第一，特区政府并没有把历史建筑内（即使已被列入法定古迹）的居民妥善搬迁安置，继而腾空历史建筑，用于展览和国民教育等用途。这些历史建筑门外更贴上“私家重地”“不得内进”等不欢迎游客的字句。
至于历史建筑周边的村民，几乎没有参与历史建筑的保育和活化，依旧“各家自扫门前雪”，没有体会“活化 + 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没有动力去配合保育和活化。对比内地景点的周边居民开店和摆摊等多种服务旅客的方式，新界北历史建筑则显得分外冷清。
3.欠缺系统管理和旅游发展的整体规划
承上述，新界北历史建筑保育在周边基础配套、居民安置和居民合作等方面，都暴露了特区政府对新发展区的古迹保育和活化欠缺全盘系统性规划的缺点。一些即使已被评为法定古迹的历史建筑，却在维修、翻新和活化等方面进度缓慢。以元朗凹头潘屋为例，1985年已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到了2010年2月4日才获确认评级。但至今仍是一片荒凉。
4.政府角色尚欠积极
客观而论，香港境内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相关的古迹不少，但政府对于保育它们的态度和力度不一，例如跟孙中山相关的古物古迹大多被列入重点保育和活化项目。对比之下，中共第一代领导层在香港的经历、住处和其他革命足迹，则几乎“无人问津”。港英政府时期故意忽略、淡化，甚至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成过去，特区政府应该积极有为，纠正和补充过往保育工作的不足。在资源配置、保育方式和活化时间表等方面，加强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古迹保育工作。在发展新区的过程中，积极与居民沟通，合作保育和活化各种大大小小的历史文化项目。
四、评级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的倾向性
纵观香港的法定古迹和历史建筑评级，我们不难发现它存在一定的倾向性。港英政府评级法定古迹，大多倾向于带有西方色彩的文化、艺术、教育和宗教建筑。根据《香港法定古迹》列表，51%以上的法定古迹（大多在1997年之前获评级）位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而《一级历史建筑》列表中约50%位于香港岛和九龙半岛，即港英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洋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此种评级模式反映了港英政府对于西方文化的推崇。只有少部分与华人富户和精英阶层相关的建筑才能获评级。至于跟普通华人和劳动群众相关的，除了祠堂、寺庙和学堂，其他（特别是爱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获评级的绝无仅有。
五、总结与建议
发展北部都会区是改变香港未来的项目，但特区政府和香港同胞不能遗忘一路艰辛走来的革命历程，不能让古迹在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凋零，不应该让成就民族伟大复兴的古迹“冷冷清清”。特区政府有责任积极、主动检视保育政策，结合各种现代化理念和模式，把中国近现代史留给特区的文化财富传承下去，具体建议如下：
1.成立“北部都会区历史建筑保育和活化工作组”。现有的古物古迹办事处和古物咨询委员会关注的范围较广，涵盖全港各区，一些历史建筑即使已被评级，但不一定能够活化。北部都会区作为一个重点项目，应该综合科技、人文、历史、艺术、旅游和休闲娱乐等多元要素，同时提升香港生产力和文化影响力。区内多处历史建筑，恰恰是历史文化教育和旅游的宝贵资源。因此，特区政府应该成立专项工作组，精准地开展新界北历史建筑的保育和活化工作，以及统筹人文、艺术、教育、旅游和社区经济等多元领域共同发展。
2.借鉴内地经验，官民合作保育。内地在历史建筑保育和景点配套方面经验丰富，从搬迁、安置历史建筑内和周边居民，到修建适合游客参观的设施，再到景点周边的零售和餐饮配套，都有相对成熟的营运模式。特区政府应该借鉴内地经验，灵活地在古迹的土地管理和应用上，持开放态度与居民和持份者沟通协商，以实际诱因促使居民与政府合作开发和活化新界北历史、人文旅游景点。
3.推动北部都会区“近现代史现场教学一天游”作为中国历史课程考察项目。活化与公众教育结合，才能体现历史建筑的保育价值。香港青年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认识不足，往往影响了他们的历史观和国民身份认同。2023年2月15日，刘智鹏议员于立法会会议上，提出“中国历史列为高中必修科目”的议案，获得议会通过，但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表示“时机和各项条件均未成熟”。正因如此，教育界和社会各界更应该持续检讨和改进中国近现代史教育，除了课本、多媒体和问答比赛外，开拓现场教学点，以多元方式提升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认识。
4.联合在港中资企业活化“红色旅游点”。中资企业在媒体、出版、建筑、科技和旅游等多方面优势显著，若在港中资企业能多一些参与保育、活化和旅游项目开发，不但有助于北部都会区的历史文化建设，还可以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红色旅游路线”，以“一程多站跨境游”的综合模式，提升经济效益之余，又能够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的公众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