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澳门防疫抗疫经验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段聿舟 2021-07-22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2020年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全面展开施政的开局之年,也是极为艰难且极不平凡的一年,经受了新冠疫情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重大考验。特区政府坚持“严防严控,不惜代价”的防疫政策和“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疫抗疫策略,保护了市民健康安全。 在澳门疫情出现前,特区政府已经严阵以待,提前安排防疫工作,并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升级应对措施。澳门特区政府于2020年1月21日设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以下简称“应变协调中心”),直接隶属行政长官运作,并由行政长官担任主席。应变协调中心负责全面规划、指导和协调各公共及私人机构关于预防、控制和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工作。应变协调中心的设立为日后特区政府在防疫抗疫工作上的果断决策、实时应变和迅速反应打下了制度基础。在疫情出现后,特区政府快速启动重大公共卫生防控机制,实施社区卫生防护措施,有效防止新冠病毒在社区传播,并持续推进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从2020年1月至今,澳门已经历三波疫情冲击,特区政府采取雷厉风行的施政措施及时有效地应对每一波疫情。 澳门疫情回顾 澳门的第一波疫情始于2020年1月22日。当天,第一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出现。翌日起,卫生局实行“保障口罩供应计划”,同日,各入境口岸开始执行健康申报措施。随后,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亦是澳门至今唯二的境内感染个案。为防止病毒在本地社区传播,特区政府宣布本澳娱乐场所、幸运博彩经营场所以及其它娱乐设施于2月5日零时零分起关闭15天,可谓自断经济命脉。自2月4日至3月15日,澳门确诊个案没有增加,维持在10宗。 澳门的第二波疫情始于2020年3月15日。当日,澳门新增第11宗境外输入确诊个案,随后掀起了第二波疫情。特区政府的防疫措施开始转向防范外国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先是禁止所有外地雇员身份认别证持有者进入澳门特别行政区。紧接着,对入境前14天内曾到过外国的非澳门居民的入境措施由“14天医学观察”升级为“禁止入境”,澳门机场也停止转机服务。面对香港感染人数的大幅增加,暂停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变相再无公共交通工具往返港澳。所有学校包括高等教育、中小学、幼儿园及特殊学校都延后到4月下旬起复课,以减低学童聚集感染的风险。特区政府的一系列应对举措有利于堵截病源、切断病毒传播。 第三波疫情始于2021年1月22日并持续至今。此间,澳门陆续新增零星个案,均属于境外输入个案,并无大规模境内感染。截至2021年7月9日,澳门累计有55宗个案,51名患者已康复出院,澳门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零死亡、零小区感染、零院内感染、低重症率和高治愈率的好成绩。现在澳门是一座低疫情风险的安全旅游城市。2020年8月12日、26日及9月23日,珠海、广东和内地各省区陆续恢复办理居民赴澳门旅游签注。 澳门防疫抗疫的经验 澳门特区政府以应对灾难的办法抗疫防疫,应变及时,慎终如始,赢得不少掌声。具体来看,特区政府此次抗疫的施政经验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1)充足的财政储备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行政长官贺一诚在2020年2月宣布赌场关闭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澳门肯定会是赤字预算,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但经常说花无百日红,一定要积谷防饥,财政储备这个阶段再不用,存来干嘛?”霸气的表述,强调防疫抗疫代价“澳门承受得起”,政府在所不惜。 充足的财政储备是特区政府全力防疫抗疫的经济基础,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澳门特区政府依法适度动用财政储备。贺一诚在202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指出,特区政府应对疫情相关开支将超过500亿澳门元。2020年是澳门回归以来第一个赤字预算的年度。2020年特区政府首次动用共466亿的财政储备填补预算赤字,并将2018年度的预算执行结余当中的522.6亿拨入财政储备。特区政府发挥财政调节手段的作用,采取逆周期调控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开支,减税费,扩投资,以实现“保供应、保民生、稳就业、稳经济”的目标,打好防疫抗的持久战。 (2)决策果断,应变实时,跑赢病毒。疫情初次突袭时,特区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包括取消春节庆祝活动,关闭博物馆和公园等公共场所,推迟学校开学,提倡市民戴口罩并保证口罩供应,在出入境口岸实行健康申报并测量体温等;本土病例出现时,及时关闭赌场;内地疫情得到初步控制而国外疫情开始暴发时,立刻转向防范国外输入,检疫隔离措施逐渐加码,机场停止转机服务。特区政府基于雷厉风行的决策,屡次及时阻断了疫情输入与传播。 (3)生命优先,经济次之。澳门抗疫防疫的一个亮点是,至今仅有两宗境内感染个案。2020年2月4日澳门出现第一及第二宗境内感染个案,澳门特区政府立即宣布次日起关闭博彩和娱乐业服务。澳门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都来自于赌场,按正常情况估算,停业意味着澳门每天要损失约8亿澳门元的博彩收益,关闭赌场犹如自掐命门。这项决策展现出特区政府的担当和魄力,视市民的生命健康高于经济利益。贺一诚在2月4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关闭赌场“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为了澳门居民的健康,必须这样做”。 (4)具有前瞻性的公共危机应对政策。是次抗疫过程中澳门特区政府处处体现其决策的前瞻性与责任心。以口罩保障为例,世界各国与地区在应对疫情时几乎都遇到“口罩荒”,而澳门自始至今保障口罩的供应充足与价格稳定。澳门于首个确诊案例出现的第二天便开启“澳门居民口罩保障计划”,承诺提供2,000万口罩给澳门市民。自疫情开始,澳门的口罩就能够保证“八元十只”的低供应价格,当地居民可每十日购买一次,保证每人每日都有口罩防护,这对整个防疫起了重大作用。 澳门之所以没有出现“口罩荒”与“天价口罩”,是因为特区政府决策具有前瞻性,及时准备,不惜代价在全球超过15个国家和地区搜罗口罩运回澳门。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会将口罩交由市场机制决定,而是直接派给全体市民。与口罩保障类似,澳门的核酸检测与新冠疫苗亦供应充足、价格稳定。澳门的核酸检测价格便宜,为百元澳门币左右。这是由于澳门采用中国内地的检测试剂,并且由政府进行统一采购。 (5)以大局为重,“麻烦”市民,常态抗疫。在社交管制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多采取强制性措施,给市民生活带来许多“麻烦”。譬如,大幅缩减巴士及轻轨班次;强制停工、停学;出入公共场所和出席大型活动皆需出示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证明;亦要求海外人员入境必须要进行隔离;所有乘搭巴士和的士的乘客,必须佩戴口罩方可上车。贺一诚坦言,非常时期不会以“便民”为先,就是要“麻烦”市民,“你骂也是这么说”。 (6)精准监控,联防联控,善用科技。澳门特区政府在防止疫情扩散方面做到严防死守,不仅精准监控入境人士,亦做到密切监测内地与外国的疫情变化,以保证应变及时。首先,特区政府对入境人士实行严密监控,做到全链条专人专车无缝衔接和闭环运作,待医学观察排除感染后,才允许相关人士回到社区,这有效减低社区传播的风险。其次,加强区域联防联控,尤其是与大湾区城市和内地其它地区的防疫协调和联动安排。再次,澳门特区政府善用电子化防疫技术,密切监测疫情变化,不断提升预防、救治、检测和协调的能力。 综上,澳门抗疫防疫的好成绩不仅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归功于特区政府的远见、魄力与担当;不仅依靠特区政府雷厉风行的决策能力,亦归功于每一日细致严谨的行政工作。澳门防疫抗疫经验值得香港借鉴。它告诉我们,抗疫防疫不仅要着眼于本土形势,亦应加强合作,关注区域和未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对全球疫情的大势、趋势要有洞察力和预判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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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中心-平台-基地”发展与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1-07-22 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粤港澳大湾区被提及八次,澳门被提及四次,提出“确保澳门的长期稳定繁荣,支持澳门丰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内涵,支持粤澳合作共建横琴,扩展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功能,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支持澳门发展中医药研发制造、特色金融、高新技术和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澳门作为湾区的中心城市之一的使命更加明晰。随后,澳门特区政府设立“融入国家发展工作委员会”,以统筹澳门参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短、中、长期的总体设计及工作部署,就澳门特区推进“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建设做出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然而,目前澳门在融入大湾区、如何发挥“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作用等方面仍存在制约因素。 问题与挑战 首先,“一国两制”下不同的治理文化,彼此对相互之间的营商环境仍然缺乏全面了解和信心,致使港澳企业在融入大湾区、实现资源优化的实践中受阻。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主体主要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广东省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与澳门特区政府共同组成,但只要四方之一或“9+2城市”中的任何一方在推进中出现节奏不一的情况,各方协调合作的过程将随之受制,并产生对政策稳定性的疑虑。粤港澳大湾区各中心城市在法律体系、关税制度、治理文化、政治制度上存在差异,这无疑是跨境协调需要解决的区域合作障碍。简言之,当前广东的营商环境并不足以激发港澳企业有充足的信心和动力,通过大湾区实现资源的整合和优化。澳门发展局战略研究中心前经济及社会事务司司长梁文达也指出,社会政治制度的差异导致广东和澳门两地的融合进程变得更加困难。 第二,澳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建设受制于大湾区“9+2城市”区域利益、竞争性和排他性。以旅游产业为例,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游休闲度假中心。2019年2月,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中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地,并对共享区域旅游资源、开发高铁“一程多站”旅游产品等提出明确要求。“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的建立旨在加强粤港澳旅游产业合作,开发澳门和周边城市之间的旅游路线,开展多站式旅行。同时,为了延长澳门的旅游产业链,“旅游+”项目希望能通过旅游带动商贸、中医药业、会展产业以及文化创意产业的连锁发展。但自“大湾区城市旅游合作联盟”开启至今,一方面受制于疫情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旅行时间和费用,游客更聚焦于澳门本地的消费餐饮和博彩业,很少会选择多站式旅行。此外,尽管大湾区“9+2城市”已经就旅游整合开展了相应的推介会和宣讲会,也举行了“中珠澳旅游区域合作联盟工作会议”,但是,目前的合作主要停留在讨论、参访、了解、考察的阶段,尚没有开始具体的旅游项目的协调与合作,也没有设定现实目标和具体的时间表。旅游业自身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在缺乏有效协调的情况下,各城市更关心的是各区自身的利益。 澳门特区政府也缺乏实施的具体框架。2020年关于澳门特区政府政策目标的问答中,立法会何润生议员问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开展“旅游+”项目,经济财政司司长李伟农并未对项目的具体操作实施做出回应。澳门旅游局在2021年2月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将深化“旅游+”跨界融合旅游业作为五大核心任务之一,但并没有具体实施的操作指南。有好政策,未能有效实施。 第三,澳门“一个平台”建设缺乏服务平台的有效性和弹性。2017年6月,《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澳门的角色,挑战与策略》研究报告将澳门概括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服务平台的“精准联系人”。随后,澳门在国家对外开放和发展中的“精准联系人”角色逐步向功能丰富的“精准联系”方向拓展。澳门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席萧志伟指出,“精准联系”是要在中国与葡语国家金融和贸易合作中架起一座桥梁。2015-2020年间,在服务平台作用下,中葡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波动较大,从中反映出平台贸易服务有效性缺失、对外依存度过高、缺乏抵御国际贸易风险能力等特征,澳门所承担的精准联系功能相对被动、脆弱。 此外,葡语国家对中葡商贸平台的认知和使用度有限,缺乏对“一个平台”的全面了解。中葡商贸平台的推广主要以官方推广为主,企业和商业推广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葡商贸论坛知名度有限。葡语国家对平台缺乏实际认知,使该平台的使用受限。根据2015年至2020年的数据,中国从葡语国家进口的货物总量远大于对葡语国家的出口总量,出现了中葡国家的贸易往来偏向以进口为主的现象,难以充分发挥平台的积极作用。 第四,港澳青年对大陆的刻板印象和身份认同阻碍了大湾区战略在港澳的深度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通过政策支持,建立交流中心,鼓励年轻人从港澳去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和旅游等领域为澳门居民提供国民待遇。“澳门青年大湾区实习计划”“英才计划”和“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目的在于组织更多青年赴广东学习交流,以增进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了解,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大湾区。尽管有政策支持,去粤经商的港澳居民人数和就业人数未明显增加,港澳居民赴大陆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动力和兴趣明显不足。澳门立法会议员陈虹在《2020年施政报告》问答会中表示部分年轻人不习惯中国大陆的生活环境。经济财政司司长也表示中国大陆的薪资水平不足以吸引港澳青年,港澳青年对于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创业动力不足。 澳门青年的身份认同差异是影响其前往湾区其它城市生活就业意愿强弱的主要因素。澳门街坊总会2018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就业及生活意愿调查》显示,1,402名青年中仅有1%受访者能正确识别大湾区所有九个城市,近53%的年轻人表示对在其它城市就业兴趣一般。2019年澳门华人学生总会进行了一项类似的调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意向”问卷调查中,1,026名学生中只有20%对广东的了解过了及格线,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发展兴趣一般的比例超过了街坊总会的调查数据。相比之下,受访者中更偏爱在本地就业和发展,而“不愿”在大湾区其它城市工作或生活的人士自称是“澳门人”,表达“愿意”的受访者则表示自己是“中国澳门人”。《2020澳门中学生国民认同研究报告》显示,99.4%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澳门人”的说法,只有59.5%的受访者强烈认同“我是中国人”的说法。 第五,澳门经济多元化战略受制于澳门人才结构失衡和短缺。澳门特区政府出台多项措施以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但长期以来博彩业一业独大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中,人才层次不够丰富就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根据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数据,2019年澳门约有38.8万名就业人口,其中博彩业就业人口占总体就业人口22.0%,达8.5万人。同时,澳门本地低学历就业人口占据比率较大。根据2015年《澳门人才发展工作情况报告》,拥有高等教育程度者占比约34%,澳门劳动力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占比约为61%,远低于香港的72.37%和台湾的86.65%。而且,澳门人才引进和回流受到移民政策和人才引进政策的阻滞,政策前景不明朗,引进机制不健全,引进人才的移民审批事务或停滞或进展缓慢,来自各地的高层次行业人才对专业发展空间、家属子女入学等程序产生疑虑和观望。 政策建议 粤港澳大湾区旨在实现一体化,协调发展异质城市群,在融合过程中,必然会经历跨社会、跨法律及跨行政的磨合问题。作为湾区四大城市之一、区域发展的主要引擎,澳门特区政府需要在完善和加强其作用的基础上,增强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跨越本地利益,融入国家战略大局,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第一,身份认同对形成核心凝聚力至关重要,身份认同的迷失会破坏其它相关战略的实施,不利于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当前,澳门在开展好国情教育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其拓展方式更加多元化,与时俱进。在促进文化融合的同时,应以更易于青年一代接受的方式和渠道开展,细水长流,增强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 第二,在顶层设计上,各地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介入。大湾区“9+2城市”之间需要顺畅的牵头协调机制,理顺城市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求异存同,形成有序竞争,避免排他情绪。同时,发挥横琴辐射效应,加快推进横琴激励政策的落实,形成大湾区思维。探讨实行大湾区身份证的可行性,确保持证人可以在大湾区不受限制地投资创业。 第三,增强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对外,加强对葡语国家企业的商业宣传和民间沟通,扩大“平台”的知名度,增加“平台”的使用度,发挥和提升“精准联系”功能。对内,增强澳门居民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了解,阐明大湾区发展战略与其事业发展、生活的关联性,增进战略本身的吸引力。 第四,澳门特区政府可以对前往湾区其它城市就业生活的青年才俊,提供相应的福利补贴,作为激励措施。同时,湾区其它城市也应出台相应的港澳青年落地就业的薪金模式、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特区政府应充分调研,了解“中心、平台和基地”真正所需人才,梳理相关移民审批程序,推进新政出台和落实;应出台稳定人心的“定心丸”,解决澳门高层次人才和技术人才的重大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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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心系香港社会民生

天大研究院 2021-07-0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而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主题论坛』上,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表示,香港要不断解决经济民生领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广大市民。这无不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民生的高度关怀和殷切期盼。 百姓是山,民生是海。作为一个为百姓谋幸福、有着百年奋斗史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中走来,始终夙夜为公、孜孜以求,为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努力、矢志奋进。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14亿多人民安居乐业,脱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消除绝对贫困的追求和梦想得以实现。 香港回归20多年来,港人当家作主,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经济社会稳健趋好,综合竞争力名列前茅,续写了『香江奇迹』,彰显了『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史上前无古人的先例,深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 然而,光环之下,却见阴暗;广厦之间,劏房处处,轮候公屋几近6年。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香港社会发展严重失衡、贫富悬殊,基尼系数达0.539,并衍生了一系列社会民生问题。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便是房屋问题。房屋问题一直是困扰香港民生的一个重大难题,是香港社会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体现。历届特区政府都试图破解这一难题,但由于各种利益交织掣肘,至今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对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反复告诫、明确指示特区政府必须迎难而上,改善香港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解决房屋,首需土地。香港缺土少地吗?其实,香港并不缺土地。全港约有超过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其中郊野公园就占400多平方公里,但已建设的土地仅有265平方公里,占比为24%。香港的私人楼宇总占地面积约为25平方公里,公屋约15平方公里,而废弃农地约有50平方公里,比私人楼宇加公屋的总面积还要大得多。可见,无论是从废弃农地着手,还是从郊野公园的边角处拉条线、画个圈,抑或是通过合理优化城市发展规划、统筹发挥土地最大效用这一综合手段,都能挤出房屋用地,解决房屋问题。 解决房屋问题,比土地更要紧的是决心。这包括政府及其决策者的决心、社会各界及持份者的决心。特区政府官员和业界人士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吗?长久以来,有关解决香港土地房屋问题的研讨会、研究报告、建议方案多如天上的星星,却始终未能照亮香港这个阴暗面,实际成效乏善可陈。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一方下定决心解决问题。没有决心,善心也能解决问题啊! 中央的表态够清楚了,解决房屋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开始。特区政府还有什么可以犹豫和顾虑的呢?只要政府下定决心,放下身段,问计于民,求助于民,诚诚恳恳地寻求各大地产商、各大持份者合作,平衡利益,该让的让,该给的给,必定可达成最大公约数,制定可行政策和措施,那么,上百万尚无安身之地的香港市民乔迁之喜就指日可待,而非遥遥无期。 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的看家本领之一。14亿多人的吃喝拉撒、教育医疗、缺衣少房、棚户区改造等等,都一一妥善解决了; 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褒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都如期干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变成现实,750万人的房屋问题,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还能一拖再拖、任其掉链吗? 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堪称世界上最认真的执政党。涉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究到底,不达目的不罢休。『贫困之冰,非一日之寒;破冰之功,非一春之暖。』房屋问题的关键不仅仅是寻觅土地,更需要特区政府转变思想观念和施政作风,统筹发挥香港各界的力量和作用,积极有为,群策群力,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魄,将之作为非完成不可的政治责任扛在肩上,笃定信心,让全体市民住进属于自己的幸福之家。如此,那将是港人之幸,香港之幸! 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突出支持香港在诸多领域的中心定位,为香港预留了充足的发展空间,进一步鼓励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内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尤其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又一重要节点,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路上,香港特区和香港市民唯有与国家同向、与国人同路,切实读懂中国共产党,紧紧跟随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掉队、不迷路,尽快走出低谷,实现长期繁荣稳定,过上更加美好生活,共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荣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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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產党引领香港经济发展

天大研究院 2021-07-02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當之無愧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並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希望香港把握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廣泛而又強烈的反響與共鳴。 胸懷千秋偉業,恰是百年風華。在舉國歡騰喜慶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之際,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上發表主旨演講,重申中國共產黨是『一國兩制』事業當之無愧的創立者和領導者,並領導香港『一國兩制』事業在探索中不斷前進,希望香港把握一系列國家戰略舉措,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是中央駐港機構負責人首次公開全面論述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在香港各界引起了廣泛而又強烈的反響與共鳴。 經歷了『反修例風波』、『黑暴』、『攬抄』、『顏色革命』等社會動盪後,香港經濟快速下滑,整體營商環境惡化,在世界競爭力的排名,急促下跌兩級,僅為第7位。在香港市民普遍感到彷徨和渴望回復繁榮安定之際,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及時出手,將香港從水深火熱中拯救出來,再給予無限支持,協助香港渡過重重難關。然而,香港社會有部分人士對中國共產黨能否引領香港發展資本主義仍持觀望態度。 事實上,這種擔心和質疑完全是不必要的。歸根究底,完全是因為香港社會某些人士沒有客觀地全面瞭解和認識中國共產黨,並忽略了中國共產黨把一貧如洗的舊中國發展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富強文明新中國這鐵一般的事實。一言蔽之:這些人士是沒有讀懂中國共產黨。 作為一個肩負民族復興使命的現代化執政黨,中共勇於自我革新,善於學習先進,不斷提高治國理政能力,及時調整經濟發展方略。中共立足於獨特的國情和發展階段,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發展民營經濟、股份制經濟、混合所有制經濟,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並存的發展格局。改革開放40多年創造的經濟奇跡表明,中共善於學習和運用市場經濟規律和資源配置方式,提高經濟發展的活力和效率,為國民經濟增長創造更多發展優勢。 中共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這包括不斷完善私有產權保護制度、積極協調勞資關係、維護公平的市場競爭、推動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鼓勵企業向現代化治理轉型、引領企業研發核心技術並提高持續創新能力。中共領導各級政府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經濟蓬勃發展,培育充滿活力的多元市場主體,大力營造促進民營企業高品質發展的制度環境。 中共善於優化市場競爭環境,令民營企業可依法平等使用資源要素,公平參與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中共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的現代產權制度,以全面依法平等保護民營經濟產權。中共不斷放開民營企業市場准入,精簡市場准入行政審批事項,在准入許可、政府採購和招投標等方面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此外,中共亦完善公平競爭審查和統一的市場監管制度,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改革,保障民營企業平等獲得資源要素。 中共致力構築公平有序競爭的營商環境,重視治理效率與品質,主動作為,靠前服務,引導扶助,解決問題,為民企發展排除後顧之憂。中共努力建立規範化、機制化政企溝通渠道,暢通企業家反映問題、建言獻策的渠道;完善涉企政策制定和執行機制,健全涉企政策全流程評估制度和調整程式;創新民營企業服務模式,不斷提升政府服務意識和能力,要求各級政府編制並公開政務服務事項清單,完善對民營企業全生命週期的服務模式和鏈條。 更值得強調的是,中共善於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消化了金融系統壓力;中央政府擁有非常健康的資產負債表;政府有高度敏感的危機防範意識,勇於承擔最後救助責任;中共有強大的政治意志和行政手段穩定和支持金融機構和市場。迄今為止,中國沒有發生金融市場和匯率劇烈動盪、特大金融機構倒閉、銀行存款大範圍擠提等現象,較好地避免了嚴重的系統性金融危機。1998年香港金融市場被國際炒家狙擊,中央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聲明將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確保特區政府有足夠資金進入金融市場進行干預,最後成功擊退國際炒家的襲擊。 《香港國安法》頒佈實施和選舉制度完善之後,解決經濟社會民生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成為特區政府面臨的首要任務。相對於內地規模龐大、持續增長的非公有制經濟,奉行資本主義的香港的經濟表現已今非昔比。當前香港的發展受困於壟斷性經濟結構和停滯不前的公共政策,中共領導內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和控制金融風險的成功經驗,對香港實現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保持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目標彌足珍貴。 在『一國兩制』安排下,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在香港推動落實以民為本的執政理念,引導構建自由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督促特區政府提高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的效能,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實現良政善治,增進全體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增強香港同胞對祖國的歸屬感、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同感和對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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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產党书写传奇『香江篇章』

天大研究院 2021-07-01 『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宣講中國共產黨的論壇活動,是一項可載入史冊的重大創舉。論壇的成功舉辦,對香港各界乃至國際社會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尤其是其中的『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之際,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聯合主辦、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為特邀主辦的『中國共產黨與「一國兩制」主題論壇』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這是香港歷史上第一次公開宣講中國共產黨的論壇活動,是一項可載入史冊的重大創舉。論壇的成功舉辦,對香港各界乃至國際社會進一步認識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尤其是其中的『一國兩制』偉大事業,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在此次論壇上,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作了『百年偉業的「香江篇章」』主旨演講。駱惠寧主任回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一國兩制』事業走過的非凡歷程,總結了這段歷程帶給我們的寶貴經驗和啟示,形象地把『一國兩制』事業比喻成為香港以自己特殊經歷融入中共百年偉業這部壯麗史詩的華彩篇章,滿懷信心地展望新時代的『一國兩制』實踐必將續寫嶄新篇章。 中國共產黨創立於1921年7月1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於1997年7月1日。7月1日,這個特殊日子,成為了中共和香港的共同生日,奠定了一個偉大政黨和一個世界名都的特殊情緣。 近代中國,積弱積貧,列強蹂躪,香港割讓無疑成為中華民族之痛。誕生於國家將傾、民族將亡之際,以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己任、為初心、為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對於香港的失去及其背後的道理,其痛之深,其悟之徹,相信不亞於當時的任何政治組織。從創立之始到贏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中國共產黨一直深耕于香江大地,支持香港同胞的正義鬥爭,廣大香港同胞義無反顧地以不同形式幫助中國共產黨生存、發展和壯大,為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香港貢獻』。『香江篇章』之序幕就這樣拉開了!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權衡利弊,基於戰略考慮,從香港同胞的福祉出發,沒有馬上收回香港,為香港各項事業發展創造了不可或缺的和平環境,提供了強大的後盾支持。滔滔東江水源源不斷流入香港千家萬戶、鮮活的農畜產品一車車地送到香港同胞的飯桌上。香港沒有辜負祖國的厚望,經濟社會比翼齊飛,『東方明珠』照亮維港兩岸,『亞洲四小龍』高立太平山頂。 香港市民素有家國情懷,兼具國際視野。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也鼓舞了港九新界各路商賈賢達、甚至普通市民毅然北上,投奔參與祖國內地建設。大量資金技術管理經驗從香港、或經過香港流向大江南北,殷殷赤子情穿越羅湖橋感動長城內外。香港搭上了國家快速發展的列車,在1998年金融危機前很長一段時間裡,國民生產總值GDP平均增速超過10%,各項國際排名和評級名列前茅。『香江篇章』之發展篇章完美呈現! 中英談判,確定1997年中國恢復行使香港主權,香港完整回歸祖國。為了確保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繼續繁榮穩定,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偉大構想,並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構建、踐行、支援『一國兩制』框架體系、政治承諾和事業發展,堅定地反擊各種唱衰、詆毀、破壞『一國兩制』的雜音、偏見和圖謀,有力地捍衛了『一國兩制』事業,確保這一無跡可尋、無樣可學的曠世偉業沿著正確方向和軌道繼續前行。 『一國兩制』是一塊政治試驗田。追溯歷史,反思既往,無論是《香港特區基本法》條文內容、行政立法司法制度,還是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特區管治和選舉模式,以至一般的民生和教育政策、陸港兩地人民往來關係等,都可以做得更好、做得更穩妥。事實告訴我們,在『一國兩制』的實踐過程中,有些地方確實沒做好,沒有認真地履行維護國家完整和尊嚴的重要責任,沒有確立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以至令反中亂港分子、外部勢力有可乘之機,利用香港作為顛覆國家之地。所幸的是,我們已經發現了問題。只要能及早拾遺糾偏、堵漏補缺,便可以少走彎路、少受折騰。 回歸24年來,香港經歷金融海嘯和金融危機、沙士疫情和新冠疫情,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屢施援手,幫助香港化險為夷。伴隨著這些經濟風暴和無情天災,香港出現了有預謀、有策劃的社會暗流和社會運動,從反23條七一遊行,到『反國教』、『占中』、『反修例風波』,這些『人禍』接二連三衝擊香港社會和『一國兩制』,其破壞力之大遠在『風暴』『天災』之上。在這種嚴峻形勢下,中國共產黨果斷出手,不僅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懲治,更以大無畏的姿態走到台前,走進大眾視野,以強有力的精准舉措撥亂反正,把香港從大亂的懸崖拉回來,在不到一年內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香江篇章』之華彩篇章再現華彩! 以史為鑒,大亂大治。亂局之後的香港,何去何從?對此,中國共產黨已經簡而明宣告天下:『愛國者治港』。眾所周知,港英時代統治香港的主要是英國人,用的是英文和英國人的文化價值觀,華人只是點綴。脫胎于港英時代的香港特區治理制度已經跟不上形勢發展,與『一國兩制』體系本質相去甚遠、極不適應。中華民族的歷史車輪已經滾滾駛入了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作為中國之子的香港,是否應該反思回歸以來的種種現實,徹徹底底回到『港中時代』呢?而港中時代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理應這樣來貫徹落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央實施全面管治權,特別行政區繼續享有高度自治權,秉承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價值理念,以出生成長在中國領土範圍內的、符合基本法要求的愛國者治港。 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慶典前夕,習近平總書記在回信給北京大學留學生時指出:讀懂今天的中國,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我們可以這樣斷定:只有讀懂中國共產黨,『一國兩制』事業這一華彩篇章才會更加出彩,攸關750萬港人福祉和14億多中華兒女大團圓的『香江篇章』之未來才會更加美好! 有位英國作家寫了本書,中文書名叫《香港:大英帝國的終章》。我們深信:鳳凰涅槃後的香港,必將成為國家完全統一、民族偉大復興的首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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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迈向选举协商混合民主制度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5-03 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制度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充分代表,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融合了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为贤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和进入决策核心提供了机会。 继全国人大3.11决定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3月底通过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以完善香港特区的选举制度。香港特区政府随之将在三方面跟进,包括公众解说、本地立法和安排选举。改革后的香港选举制度让社会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够充分代表,体现了均衡参与的原则,融合了直接民主、间接民主和协商民主,为贤能之士登上政治舞台和进入决策核心提供了机会。 民主形式多元化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大行其道,美国日裔学者福山甚至狂妄地称其为人类历史最后的社会制度,大批非西方国家跟风接受了西方政治体制。尽管这些国家保留了本国传统政治元素,但基本上实行了普选和多党制,就像深受儒家文化浸染的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西式民主制度被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接受,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国家把自己的本土元素加入其中,产生多种多样的混合民主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可能与其西方的起源大相径庭,在拥抱本地传统的基础上,开创出大量崭新的模式。广泛代表性、优良管治、协商公议、贤能政治、集体主义、问责制等思想被融入以个体主义为基础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中。这样,非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呈现出本土化和多元化的特征,而西式民主将难以继续居于世界政制的主流。 迄今为止,西方国家仍然拒绝承认世界出现民主形式多元化的现实,尤其是排斥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吸收了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元素,将其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在大面积接受市场经济的同时,建构了与西方并驾齐驱的新型政治体制。中国成功开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民主发展道路,但鲜有西方人相信中国能提供一种制度来取代西方自由民主体制。自前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就坚信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被淘汰的社会模式,认为中国的政治制度无法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抗衡,因此坚信中国经济奇迹无法持续,在中国经济持续崛起的事实面前,仍然一直鼓吹中国崩溃论。 在2008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度偏见有所缓解,逐渐承认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是否定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在2019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防疫抗疫的成功凸显出中国特色民主制度在治理方面的优越性,中国政府以铁一般的政绩表明,世界上存在一种比西方政治制度更能保障民众生命健康等基本人权的体制,中国民主是一种实质民主而非形式民主。一些西方学者由此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体制的缺陷,并思考中国特色民主对人类发展可能带来的长期价值。 以优质治理为核心的中国混合体制 中国政府享有高度合法性,这是西方政界和学界难以理解和承认的现实。这种认知差距的原因在于合法性来源的不同。西方国家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选举,而中国政府的合法性来源于基于民本思想的优质治理,其直接的表现就是经济民生方面的政绩。 为了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中国政府需要时时刻刻通过政绩来保持和加强合法性。西方对中国的批评集中于缺乏普选权、多党制和个体自由等,但中国民众更看重政府治理效率和能力、短期问题的解决、长期战略规划、实干主义的政策选择、不断尝试和纠错的能力、对利益集团的制约、公共物品的供应等优质治理本领。因此,善于经营选举却缺乏实干能力的政客、缺乏战略与谋略的官员、缺乏长远规划的政府、无法吸引贤能之士的体制等,在中国民众的眼里,才是真正缺乏合法性的。 中国重视治理而非选举的制度特点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民众对治理合法性的认同来源于中华传统思想和大一统的历史经验。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自然灾害频繁,却成为人类社会最古老文明中唯一持续发展至今的地缘文明。这得益于儒家主张的以民为本的国家治理思想和体制。中国一直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中央政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维护国家统一。在主张轻徭薄赋的儒家士大夫治理下,古代中国的中央财政并不强大,如果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制,那么就容易产生分裂和动乱问题。卢梭当年认为民主选举制适合规模较小的国家,的确有其一定道理。作为一个面临复杂历史、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现代大国,中国比较适合兼顾选举和治理的体制。 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成功,令其融合选举和治理的混合体制在国际上逐渐获得合法性。中国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中国GDP超越美国的时间大大提前,学界的共识是10年之内中美经济总量地位就会发生逆转。2021年2月25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完成脱贫攻坚战,建立并完善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社保、医疗体系,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性解决,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在这种治理成效面前,西方政治制度对中国人影响力下降是必然的。 香港走向贤能政治 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就是落实民主形式多元化理论的实践、建立以优质治理为核心的混合体制的开端。选举制度改革为社会优质治理打开了门户,但是制度建设需要落实到执行政策的官员个人和群体上。融合选举和协商的混合体制,其优势之一在于选拔能力超群、品德端正的人士出任公职,这就是西方学界所称的贤能政治。 贤能政治对官员要求颇高,要求既“贤”且“能”。“贤”指的是道德品格,包括遵纪守法、政治诚信、社会责任感、公共服务精神等;“能”则指实际治理才干,包括高超的社会沟通和交往技能。“贤”和“能”二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与“贤”相关的道德,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是特定时期人们对掌权者的一种有共识的要求。与“能”相关的才干,同知识和经验相联系,有着更为客观的标准。贤能之士无法通过选举产生,而依赖选拔制度,包括有量化标准的考试和资深人士的协商推举。 改革后的香港政制融合了协商选拔与投票选举两种遴选方式,有利于挑选出关心市民需求、考虑市民利益、代表市民和社会选择的公职人员,不同于西式选举只是确保人民参与政治及选择领导人权力的程序性安排。香港贤能政制不同于西方理论中的政治精英主义。政治精英主义指的是依据才干和经验来分配政治权力,并因而与“一人一票”式的平等参与原则相对立,但忽视官员的道德品质和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不是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的愿景。 长久以来,香港政界、学界和舆论界一直以西方民主制的视角评判香港制度发展,认为只有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才是良政,其它一切政治体制都是专制统治。然而支持所谓“真普选”的反对派,无力解决香港存在的市场垄断、土地房屋等深层次问题,继续听任财团掌控着不成比例的权力。香港推行贤能政治,有利于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他们将更具战略眼光、全局意识和基层经验,能够做出更加符合实际的决策。在经济民生困难重重的时刻,香港需要规避西式选举制缺陷的治理形式。当然,香港要真正实现在道德上有号召力、政治上有高度民意支持的贤能政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建立政绩考核制度 自非法“占中”、“修例风波”爆发以来,香港深层次矛盾激化,社会长期处于失序状态,对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安法落实后,香港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进程,特区政府主要部门和官员,特别是纪律部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等积极落实国安法,勇于维护社会秩序,对稳定香港局势立下汗马功劳,但这些并非港府公职人员的普遍现象。围绕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贯彻落实贤能爱国者治港的原则,特区政府有必要建立政绩考核制度,改进主要官员政绩考核工作,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机制,不断提高公职人员政策执行力和管治能力。 特区政府要充分发挥政绩考核引导作用,促使公职人员维护国家安全,践行爱国者治港原则。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推动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实际表现和工作实绩,作为评价官员和公职人员表现的基本依据,作为检验其是否称职的重要尺度。 特区政府要把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官员和公职人员推动香港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在考核中充分反映群众感受、体现群众评价。港府宜注重考核民生保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引导公职人员践行以市民为中心的工作伦理,用心用力解决市民关切的实际问题。 在维护“一国两制”框架的前提下,就重大经济民生问题,中央可以对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和主要问责官员设置关键性、引领性指标,以“指挥棒”形式指引特区政府构建明责履责、考责问责的工作制度,解决部分公职人员庸、懒、散、慢的作风问题。这样,中央可以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督促港府官员提高管治政绩,激励官员坚持原则,敢于担当,胸怀国家,谋划香港的未来,办好香港的事情,推动“一国两制”实践稳健前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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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香港管治的组合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21-07-22 要做到爱国者治港,行政制度务必完善,而在治理方面,首先要完善的重点必在公务员。 自2019年黑暴运动以来,为应对香港急速改变的社会情况,中央打出一套包括港区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在内的组合拳,重申爱国者治港原则,令香港的发展回到正轨。然而,香港情况复杂,很明显这套组合拳仍未足够解决香港的问题。香港是行政主导的地区,而现时的组合拳仍未碰到这个核心问题,可以预期中央接下来必有更多新招。 现时已打出的组合拳,港区国安法是针对一般黑暴,而完善选举制度,可说是一个防守性招数,以防止非爱国人士进入立法会,像以往一般破坏立法会的正常工作,但二者不足以改善香港的管治。一直以来,爱国者其实在立法会及区议会两级议会中都占有优势,除了持之以恒地服务香港市民外,亦就不同的政策向政府建言,但香港的管治水平却每况愈下。其原因很简单,在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中,香港政府的官员在政策方面有绝对的权力,但在位的他们却没有执政意志,大部分公务员都只是将其看作是普通工作,程序上完成便完事,对实际结果不太关注,只是想做完事情,而不是做好事情。 香港有部分公务员有意无意误解“政治中立”,认为政治中立就是要听取爱国阵营及反对派双方意见后,才在政策上做出决定,但这种“中立”其实根本就是一种曲解。“政治中立”源自英国,一个在政制上有政党轮替的国家,公务员的“政治中立”其实是要求他们在执行政策时,不依个人政治理念,只以当时执政党的命令为依归。然而,香港并没有政党轮替,在爱国者治港的格局下,公务员要考虑的应该是治港爱国者的意见,而非反对派的意见。为免公务员再刻意扭曲政治中立原来的意思,在香港可能要改为提倡“政治忠诚”而非“政治中立”。 当然,要改善香港行政体系、加强政府的执政意志以及提升香港公务员的政治忠诚,不能只靠培训及宣传,而是要完善现时的行政体制,因为只有透过制度去保障及加强,才能长久及稳固地改变整个行政体制内的人。针对完善香港的行政体制,笔者提出三个建议。 第一,爱国者必定要在行政部门取得权力,无论是香港的整体管治还是各个小区的管治。权力多少可再研究,但有两种权一定要有,即财政权和升迁权。为什么这两个权力如此重要?因为财政权最直接影响执政意志,而升迁权则是推动公务员提升执政意志的动力。 爱国阵营其实一直向政府提出建议,奈何政府很多官员都有意避事而没有跟进。爱国者有意见,但没有行政上的决定权及财政上的分配权,根本谈不上什么治理。即便选举制度已得到完善,这只能做到减轻反对派对香港管治的伤害;要做好建设,爱国阵营必定要介入政府的财政分配权。要做到这一点,短期目标是找出适合的爱国者加入到行政体系;长期目标是要在公务员体系中找出并培育爱国者,并将他们安放在掌握财政权的位置。因此,掌握升迁权就变得异常重要,务必让爱国者居于重要及适当的位置。 第二,建立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香港公务员为什么一直避事,或者说一直能够避事,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指标中缺乏绩效评估。香港重视程序,因此公务员只要在工作时走完每一个程序就算合格,其政策或工作的实际效果如何反而在其次。只要程序做足,即使收到投诉也不会为主管惹麻烦,将来主管所写的工作报告就会有正面评价,有利个人将来升迁;相反,如果没有遵循程序,即使有良好的工作成效,也有可能得到负面评价,不利于在政府发展。另外,香港一直奉行高薪养廉的政策,公务员既享有比劳动力市场更高的人工,又不用承担工作结果不良的后果,只需每天根据程序工作,慢慢便养成避事的文化——只管做完程序,不想做好工作。 只有改变这种文化,才可以令公务员有为民服务的执政意志,有这种执政意志的政府才能为民做好事,而非为自己的工资走程序。要做到这一点,在制度上就要奖励为市民及小区做好工作的公务员,即透过绩效考核去决定公务员的升迁。如果公务员希望可以在未来有更好的前途,一定要向自己负责的小区及工作范围负责,不只是程序上不能出错,更重要的是工作成果能够得到区内的爱国者及市民认同。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提出治港的爱国者必定要掌控公务员的部分升迁权,否则即使公务员的升迁看重绩效评估,亦难以影响公务员的工作及行动。绩效考核的权力包括两方面,首先是设计及确认绩效评估的范围,其次就是评分的权力。例如绩效考核不能只限于公务员的行政程序之内,完成文件的效率、程序执行是否正确等等固然很重要,但政策执行后市民的满意度、完成任务的整体时间,甚至政策是否符合国策也应该是要考虑的绩效。 第三,为提高公务员的政治忠诚度,可以安排香港公务员到内地挂职交流,好好学习内地公务员的优点。尽管香港政府也有同样建议,但在安排落实前亦应该思考究竟我们希望香港公务员到内地学习什么,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安排挂职,事半功倍。首先我们当然希望公务员能学习政治忠诚,其次是学习内地公务员“保证完成任务”的良好工作伦理。 现时的“政治中立”不适合没有政党轮替执政的香港,因此改为“政治忠诚”更好。虽然政治中立及政治忠诚都提倡公务员要对执政者或执政党忠诚,但现时有部分公务员错误理解政治中立的意义,认为所有政策都要平衡,要考虑爱国及非爱国两个阵营的意见才谓之“中立”,反而令爱国者治港的国策在香港寸步难行。 这其实也对应了绩效考核制度,香港公务员需要到内地了解一下何谓绩效。他们要明白,公务员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对大众市民的承诺。为了社会的进步,无论是多困难的任务都要做好,这样才能向国家及人民有所交待。当香港的公务员持续到内地交流后,他们也能慢慢改变现时香港公务员队伍的文化,增强他们的士气。 在完善选举制度后,要做到爱国者治港,行政制度务必完善,而在治理方面,首先要完善的重点必在公务员。现时公务员的主要问题有二,一涉及执政意志,二涉及政治忠诚。要改善这两个问题,本文提出了以上三个建议。三者互有关联,例如爱国者要掌握升迁权,才能在制度内推动及改善公务员的绩效评估;爱国者掌握财政权,才能令整个公务员队伍增加政治忠诚;而公务员到内地挂职,了解绩效评估的重要性,则是希望他们在将来能更好地配合香港这边的绩效考核制度,提升他们的积极性及执政意志。因此,这三点建议可以理解为改善香港管治的一套组合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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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通识教育改革要有教师评核的内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培荣 2021-04-26 在专门为新“通识科”而设立的相关师资培训规划出台之前,有关部门应该在今年学年之内,尽快推出一套“通识科”专业评审机制,让有意在新学年任教“通识科”的老师,不论他们是否是现任的“通识科”老师,均能参与接受评核。 特区政府就香港中学四大核心科目课程与评估提出优化方案,展开“通识教育科”学界咨询,这标志着香港通识教育改革正式提上议事日程。特区政府表示,在咨询期结束后,方案将交给课程发展议会、考试及评核局辖下的四个核心科目委员会评估。若建议获接纳,最快今年9月在中学四年级开始实施,2024年起将在中学文凭考试中生效。 通识科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根据岭南大学、香港通识教育教师联会等组织的调查发现,逾四成学生认为,对现行通识科内的“独立专题探究”马虎了事,另约三成中学通识老师批评学生的报告有“弄虚作假”成分,如:网上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提交的数据与结论相反,这样的案例较多,但老师指导及监督的学生太多、工作量大,又不能一一指出。由此可见,中学通识科的设立原意本来是好的,只是在推行时实施不当,出现了意外“变异”,原本学科是以广博及综合知识为本,但变质成为“以时事新闻为本的学习”,更令学生往往只能作“浮光掠影式的讨论”,既无理论,也无原则,因此,在分析议题时难免流于表面。 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最近几年中学文凭考试当中的通识科考试,均有出现政治题目,且大多数属必答题,比重远高于课程指引涵盖内容。例如:2012年卷一必答题,曾要求考生根据某大学有关香港人对立法会各政治组织满意及代表程度的民调,分析港人对本港政治组织的看法;2013年卷一必答题,要求考生分析及解释立法会“泛民”议员拉布的原因,并论证拉布有否损害香港市民的利益等。2020年9月,特区政府辖下的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就通识科提出了六大修改建议,其中四项针对通识科遭“异化”沦为政治洗脑工具的现象,包括:不宜教授正在发展中的社会事件,教科书纳入送审范围,加强教师专业发展及校本问责,教育局和考评局须理顺考题等。 当年主力参与及推动通识科的前教育统筹局(现教育局)常任秘书长罗范椒芬曾表示,通识教育原意是训练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从多角度了解问题,但之后“似乎更偏向研究政治议题”,以及偏向某些方面的资料搜集。通识科过分强调争辩,令学习“不再以价值和道德为基础的明辨是非、分辨对错”为主要目标,最终变成“鼓励学生在没有道德与价值指导下进行争辩”,将大是大非问题,扭曲成“观点与角度”及“灰色地带”,选择性地任意践踏包括“非暴力”等核心价值,更甚者将违法行为配以“道德光环”并加以宣扬。她认为,通识教育已经“异化”,对此感到心痛。 教师质素及取态是通识科改革的关键 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认为,通识科执行方面有问题,包括受过训练的通识科老师不足,质素参差不齐。前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也批评部分通识科老师因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教学时选择了一些“特别”的参考资料,令通识科教材有所偏颇,未能发挥通识科客观中立性,比如:有学校的通识试卷以漫画形式指向非法“占中”事件,聚焦描绘示威者被警察抬走的一刻,及其高呼“占路不是罪”,对其违法本质及“占中”的社会影响只字不提,被指渲染违法抗争及警民敌对。这些教材以不客观的描述及扭曲的内容,渲染反政府及抹黑内地讯息,又美化违法暴力,煽动激进抗争。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通识科出现异化,某程度上是跟教师的质素及取态有关。学生们在校内接触的学科,较为专门和单一,例如生物、地理、化学等等,而老师也是在专门领域受训后才能任教相关科目,对科目的内容有充分的理解和掌握,整个“教与学”的流程是十分畅顺,考试评核也较为客观。然而,通识科是一种“跨学科”的尝试,学生们对课程内容的认知和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老师如何表达,以前是着重长篇幅答问的考评机制,学生们所取得的分数与老师对学生的答案是否“受落”有很大关系。因此,老师的质素及取态成为学生能够在课堂内吸收什么信息、考试成绩好差的关键,也可以说,通识科改革能否成功与提高教师质素、纠正教师取态有直接关联。 政策建议 特区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通识科的改革方向,让课程变得更聚焦,既让学生们有机会加深对“一国两制”及国家发展的认识,又不乏对当代社会与普世价值的不断探索。评核方法改为短问题和选择题,使整个评核方式变得更为客观,也降低了评卷员个人主观因素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同时评核结果分为“达标”与“不达标”两种,也使得学生更专注事实,不用为了取得较高分数而在答题时“投其所好”。 1. 推出一套“通识科”专业评审机制。通识科目前还没有一套客观评核老师的机制,来审核相关老师是否有能力胜任新“通识科”的教学。因此,在改革通识科课程内容的同时,政府有关部门也应考虑为“通识科”老师引入一套客观的、社会各界能接受的审核机制。特区政府教育局既是教育政策的制订者,也是教育专业部门,应该急教育界、学界之所急,明白教育界以及学界之所需,既要为学生制订更适合的课程,也要为学生们安排更合适的老师。通过目前掌握的信息,相信改革后“通识科”的新课程仍属于必修必考科目,学校应按校本管理原则灵活处理,做好“通识科”老师任教科目安排及课节调配的工作。 根据目前政府相关部门的“通识科”课程改革内容,包含“‘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及“互联相依的当代世界”,有关老师评核机制要依据这三大主题,同样以短答题及选择题的形式,对老师队伍进行摸底了解,掌握准“通识科老师”对教改内容的理解程度,促进他们更好地掌握“通识科”的日常教学工作。 2. 保证老师的培训时间和质素。现时任教通识科的老师,基本上都接受了以“六大单元”为主的通识科或其他学科的学位教育以及取得了相关师资培训资格,可以掌握现有课程的内容及教学方法。然而,有关部门建议改革后的“通识科”最快今年9月在中学四年级开始实施新的“通识科”内容,那么,现任教通识科的老师,对新课程“三大主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以前的培训能否真正做到“学以致用”,以前的培训与资格是否与新的改革内容相匹配,都值得思考。 课程在短时间内进行大改革,史无前例。在专门为新“通识科”而设立的相关师资培训规划出台之前,有关部门应该在今年学年之内,尽快推出一套“通识科”专业评审机制,让有意在新学年任教“通识科”的老师,不论他们是否是现任的“通识科”老师,均能参与接受评核,只有“达标”者才可以在新学年任教新“通识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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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利体系的弊端与政策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云2021-03-31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我们在讨论香港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寻找其根源的时候,发现除了政治因素外,“深层次矛盾”问题更值得反思。香港社会各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贫富悬殊、房屋置业等问题,但在进一步剖析及商讨对策时,各界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建议,纠缠不清。这实际上是各种讨论都未触及“深层次”,以至各界欠缺共识,难以推出有效地解决方案。 香港“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福利体系”主要用来划分不同的福利制度类型,分析“福利体系”维度,包括提供福利功能的部门(如政府、市场、社会)、福利提供的准则、“去商品化”的程度(即个人的福利能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收入及其购买力)等。我们在审视一个地方的福利制度时,需要找出问题根源,并参考国际经验,进行比较研究,避免出现纸上谈兵。香港的福利体系实际上属于“生产主义”福利体系,即财政资源集中投放在教育、健康等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和维持劳动力商品化的社会政策范畴。这种模式具有典型的东亚地区福利制度的特色,始发于工业化发展初期,目的是缩小与先进工业福利国家的差距。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房屋、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政策的扩展,这种模式造成了香港两代人的向上流动。在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下,社会政策往往服务于经济发展,这也造就了以就业为核心的福利体系,以高就业维持市民个人生计,减少对公共福利的依赖。因此,每当谈到香港市民的福祉问题时,有意见认为香港的就业状况良好,市民能够自力更生。虽然香港近十年的福利观念及制度持续发展(转折点是2011年实施最低工资制度),但由于路径依赖的制度惰性,大体保持了这种“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然而,香港长期强劲的就业市场,让人忽略了“生产主义”福利体系的危机。当就业出现问题时,整个福利体系也会变得脆弱,容易造成社会不稳定。 疫情中尽显香港福利体系弊端香港政府一直以维持稳健、灵活、蓬勃的就业市场为重要政策方针,让市民得以维持基本生计,然而就业稳定在过去一年受到严重打击。在2011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的失业率长期低于3.5%,接近全民就业的稳定状态,维持了近九年的时间。然而,受2019年社会动乱及2020年疫情的影响,从2020年开始就业情况显著恶化。香港的失业率在2020年首季升至4.2%,打破了自2010年第四季度开始不高于4%的局面,其后失业情况持续恶化,至2020年第二季度开始升至6.2%,并一直维持在6%左右的高位水平。除了失业率上升外,就业不足也值得关注。受疫情影响,很多职位以无薪假期的形式,勉强保留就业,但若疫情及经济环境持续恶化,这些职位转为失业的风险很大。最新的统计显示,就业不足率为3.4%,远高于去年同期的1.2%。受疫情影响,2020年的住户入息中位数也呈显著下跌趋势。“从事经济活动的家庭住户”的收入中位数2019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500港元,从2020年第一季度开始下跌,2020年第一季度的每月入息是36,200港元,减少了800港元。住户收入下跌情况在2020年持续恶化,至第三季度时,同比下跌2,100港元,跌幅为5.9%。就业不稳定,其反映在福利体系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一直没有建立健全失业保障制度,各类工会组织只能倡议政府发放临时失业津贴,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很多底层市民的积蓄难以应付长时间的失业,也难以适应重大的经济环境变化,甚至只能选择借贷度日。基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洞见香港福利体系所累积的社会深层次矛盾。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香港的贫富差距问题虽然一直受到关注,但以就业为主导的福利体系并未受到充分重视。受到疫情冲击,香港的就业情况严重恶化,底层家庭更是首当其冲,这突显了收入分配结构的脆弱性。香港的基尼系数由2006年的0.533上升至2016年的0.539。香港贫富差距严重,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2016年,收入最高组别的中位数为65,000港元,收入最低组别的中位数为4,160港元,两者相差14.6倍。最高收入的人口占20%,其收入占整个社会收入的55%。这个比例在1996年至2016年间几乎没有改变。1996年至2016年,最低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只有30%;而最高收入两个组别的中位数,增幅达73.3%和75%。房屋作为资产性收入。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产,长年资产性收入增长持续超过工资性收入增长,更进一步加剧了市民收入的结构性差距。香港资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于股市与楼市两个市场。回归以来,截止至2019年,恒生指数增长率为162.9%,房屋售价指数增长率为134.8%,远超过平均薪金指数增长率85.1%,拥有金融资产及物业的市民实质收入所得远超那些没有资产的市民。底层市民除了工资收入不高外,资产收入不足也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因素。2008年金融海啸后,全球货币宽松政策造成资产价格上升,使得拥有较多资产的富裕阶层因财富效应获得更多的资产性收入。没有房屋、买不起楼不只是安居乐业的问题,更是资产财富累积的问题。2019年全港约有一半住户(即约130万户)未有自置居所,而2020年第二季的楼价与收入比率已达到18.8,这将进一步拉大两大阶层市民之间的资产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深层次矛盾。 政策建议香港要纾解深层次矛盾,应当从福利体系的转型着手。福利体系改革可依循既有基础做出合理的调整,从两个方向入手。以香港的“生产主义”福利体系为基础,探讨转型至“以人为本”福利体系。“以人为本”体系除了能够提升市民的人力资本,更注重其实际的情况及需求,为市民赋权。第一,香港一直以鼓励就业为政策核心,其具体细则要有效回应市民实际需要。香港虽有职业培训、就业支持,但在家庭友善政策方面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例如,香港妇女投身职场的最大障碍是欠缺足够的家庭友善政策配合。课余托管名额不足、服务时间及名额的地区分配不均,多年来问题仍未解决,令有托管需要的家庭得不到合适的服务。香港立法会研究报告指出,2018年本港约有十万名2岁以下幼儿,却只有约1,730个由资助机构设立的照顾服务名额,即不足2%幼儿可获相关服务。政府要在托儿服务方面加大资源投入,可考虑整合学校场地与社区资源,增加托儿服务名额;加强以“服务券”的形式资助底层家庭使用课余托管服务,以释放底层妇女的劳动力,使其可以为家庭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政府还可鼓励妇女加入幼托行业,提供专业的培训课程,给予更高额的培训资助,并与相关企业及机构合作,提供“培训-实习”一站式安排,让参与培训的人士同时获得工作经验,增加其市场竞争力。第二,有恒产者有恒心,既是为市民积累资本的政策,也是未来的重要方向。资产性收入是市民实质收入重要组成部分,而房产是较为稳定增长的资产,政府须积极为市民购买房屋赋权。特区政府可参考新加坡的做法,采取明确的“双轨制”,明确划分公营及私人房屋市场。政府须大幅度增加公营自置房屋(居屋)的供应,并在供应充分的情况下,明确分割市场,如:收紧或取消现时的居屋转售政策,限制公营房屋流入私人市场。这样的好处是,一方面增加市民置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虽然市民置业的机会提高了,但由于明确分割市场,能够自由流通的私人楼宇供应反而受限,令私人市场的楼价仍有上升空间,使私人楼宇资产的利益可得到相应保障,减少社会内部矛盾激化的风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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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1-02-24 垄断是香港经济体中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和族群矛盾激化、政治冲突几近失控。 日前推特、脸书、谷歌、亚马逊、YouTube等全球知名科技巨头集体封杀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账号,以德国总理默克尔为首的欧洲政治家明确表示反对,这再次激起西方各界对巨型公司垄断行为的讨论。中国内地监管部门中止蚂蚁金服上市申请,并叫停电商计划中的社区团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也成为全球反垄断潮流的重要部分。香港舆论对美国和内地反垄断争议比较关注,但奇怪的是对本地市场中的严重垄断现象却几乎漠视。实际上,垄断是香港经济体中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导致过去20多年香港经济发展缓慢、社会和族群矛盾激化、政治冲突几近失控。经济垄断与社会骚乱相互强化,使得香港当前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局。如不解决这一深层次矛盾,香港无法有效推动并落实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各项改革举措。 垄断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引发政治和社会问题 垄断意味着一家或极少数公司主导市场,西方经济学理论一般认为巨型企业垄断市场存在诸多缺点。首先是市场壁垒高筑,中小型企业难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市场活力被扼杀;其次,由于垄断地位可以确保稳定的利润,所以成熟后的巨型企业对创新技术缺乏动力,消费者难以享受创新技术产品;第三,市场供给方数量极少,消费者选择有限,权利受损;第四,由于市场竞争不充分,消费者往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来购买产品和服务;第五,由于只有极少数生产方,他们容易因为利益诱惑或者人情联系而相互勾结,迫使消费者付出远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第六,因为只有极少数生产方参与市场活动,行业缺乏足够的创意,导致产品或者服务严重同质化。 这些负面影响的核心在于,如果市场被少数财团垄断,那么竞争难以达到充分状态,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受损。实际上,欧美竞争法的核心就是确保优化包括生产、交易和管理效率等在内的企业经营效率。尽管垄断存在或多或少的益处,但大多数垄断行为特别是巨型公司垄断,都不利于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西方经济学界对此的研究,无论是理论建构,还是实证研究,都已经存在大量成熟文献。David j. Ravenscraft、F. M. Scherer、Melissa Schilling和John Kwoka等知名学者的研究发现大多数巨型企业合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美国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曾说,“我倒是希望有人给我举出几个提升了效率的并购案例!”(I wish someone would give me some examples of mergers that have improved efficiency.)对上个世纪60和70年代美国企业合并潮的历史研究也表明,并购并未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上个世纪80年代反垄断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才在英美大行其道,包括ITT、Gulf & Western、Texaco、Mobil、British Leyland等巨型企业被剥离资产或者拆分。 当然,在西方市场环境中,垄断并非一无是处。对于企业特别是新兴高科技企业而言,由于垄断带来高额利润,企业有条件将部分资金用于改善和提高现有产品或服务,积累更多研发资金,减少了研发失败的风险;垄断降低了企业经营失败的风险,有利于企业长期生存与发展;对于消费者而言,市场供应结构简单,他们不必在数十种选择中进行复杂的比较即可选择适合他们需求的产品或服务。 除了造成经济上的副作用,垄断也会产生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以美国《克莱顿法案》为代表的反垄断法案没有明确针对垄断带来的相关政治问题,主要对其在经济上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监管。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巨头公司对公民个人数据的掌握,垄断的政治影响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担忧。个人隐私、巨额财富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控制和影响能力集中在不受监管的极少数人手里,公共利益只能依赖这几个人的善意,而不是政府制定的能够制衡这些人的制度,社会公共利益随时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巨型公司占有庞大社会资源,因而能够投入更多资金介入政治选举,以捐款游说政客,从而操控政治权力,维护公司所有者的个人价值观和利益。公司规模大,就能控制更多社会资源,就能够很容易地把资源转化为政治权力。通过不断并购,即使经营效率下降,但随着企业规模越来越大,营业额和利润总额就越来越高,越能为政治运作施加更大压力,进而能够施压立法机构和政府官员,保护企业长远利益。如果企业控制了媒体、智库和大学,收买或说服大量记者和学者,左右社会舆论与学术焦点,维护企业高管利益,那么公共利益就会成为牺牲品。 双头垄断(duopoly)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财团垄断,在香港颇为流行。在这一市场结构中,市场由两、三家到四、五家公司主导生产和销售特定产品或者服务,并且不存在良好的替代品。在极端情况下,这意味着整个市场上仅存在两家公司,而更多的实际情况则是两家大型公司对市场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它们各自的行为和彼此间的关系左右行业发展生态,尽管还有其它中小企业与这两家大型公司并存。人们熟知的西方双头垄断案例有软饮料市场上的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大型商用客机生产市场上的波音和空客、信用卡市场上的万事达和维萨、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上的苹果和安卓。 西方垄断理论的不足之一是其对非西方市场环境缺乏足够解释能力。目前的相关理论和模型主要基于西方市场行为,但是非西方市场存在一些被忽视的重大变量,足以改变甚至推翻现有市场竞争理论的结论。在西方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双头垄断和混合并购,在非西方社会往往会导致市场失灵。如果我们完全根据现有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在包括香港在内的东方社会来制定公共政策,特别是决定政府应该在什么情况下进行干预,那么政府决策容易欠缺足够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产生垄断的三种并购形式与政府监管 垄断主要源于各种形式的并购交易行为。企业并购一般包括横向并购、纵向并购与混合并购。横向并购发生在直接竞争者之间,指的是两个或以上在法律和经济上相互独立的实体合并为一个新的实体;纵向并购发生在同一产品市场中处于不同环节而实际上存在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代表同一价值链上两个或以上企业发生的合并;混合并购比较特殊,指既不存在直接竞争又不存在买卖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并。混合并购有助于提高所有者经营多样化程度,实现资金融通和降低经营风险。 这三种企业并购形式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造成破坏,产生资源过度集中的市场,妨碍公平竞争,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益,给社会福利带来严重危害。混合并购不会直接导致竞争对手数量的减少,也不会导致市场向新入门者关闭,所以各国反垄断法一般对混合并购都网开一面,但是巨型混合并购容易降低社会总体经济效率,损害消费者利益,显著减少社会福利,并且使企业拥有其不该拥有的政治权力,因此欧美也会动用反垄断法来加以规范。 混合并购在特定情况下会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对市场竞争、中小公司和消费者权益带来不利的影响。首先,巨型公司占据多个行业的头部,可以同时代表不同行业对立法和行政机构施加压力,坐实特殊利益集团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其次,巨型公司通过捆绑方式增加市场集中度。巨型企业将不同类别的产品搭售,把取得垄断地位的产品与存在市场竞争的产品进行捆绑,从而提高后者的市场份额,这明显是一种扰乱市场秩序的不公平竞争。第三,混合并购形成的巨型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致力于混合并购的企业一般守成意识浓厚,目的是把鸡蛋放在不同篮子里,通过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维持所有者财富持续增值能力。在目标行业、企业和产品的选择上,并购企业往往选择发展前景明确、产品市场明显、需求稳定的产业,使合并企业成为大而不倒的常青树,但是创新和经济效率就此被葬送。 人情对香港市场的扭曲 香港实际上是一个看重方言和出生地的部落社会,并没有完成现代化进程,其实就是费孝通所讲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通过人情构建了一个“自己人”的社会,促使形成对内团结互助、对外一致排他的互助社群。人们的行为围绕着人情规范展开,即使来自西方的市场行为也受制于东方的秩序。 西方讲究规则的市场竞争机制在香港发生很大程度的嬗变。香港社会成员以自己和所在部落为中心确立礼俗交往秩序,根据距离远近形成亲疏关系不同的圈层。商人根据礼俗区别对待熟人和陌生人。对待熟人,商人按照情面原则行事,纯粹按照市场交易常常被认为是生分的表现;对待陌生人,排他是合理的,阻止陌生人进入市场交易也是合理的;漠视陌生人的利益,偏袒熟人和本地人同样是合理的。本地商人形成伦理共同性和商业互助性,在歧视原则的支配下对待外来人。外来商人面对的不是单独的个人,而是强大的互助亲密群体。当然,这种内外有别的礼俗秩序,不仅适用于陌生人,也适用于熟人社会中非本地出生、非本地口音的新移民。 香港没有经历内地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剧烈的社会变迁,社会总体上呈现出生活方式传统化、人际关系亲疏化、社会关联部落化和家族势力延续化等诸多特征。在接受英国带来的现代化的同时,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内容在香港得到保留。在殖民地时期,英国文化是主流的官方文化,这造成了香港相对于内地的异质性,导致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一方面,可以自由进退的公共生活的空间逐渐扩大和制度化;另一方面,熟人社会中的私人生活日益封闭化和隐蔽化,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的隐私文化实际上强化了香港的熟人社会。 香港垄断性市场结构及影响 香港能有今日的经济成就,得益于上世纪本地企业之间充分的市场竞争。在上个世纪,香港的纺织业、制衣业、玩具业、塑胶业、钟表业、印刷业等产业蓬勃发展,厂家动辄上千家,有的甚至超过1万家,这促使香港成为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行业中心。1957年,香港纺织厂数量达到3,300家,雇佣工人15万左右;1967年,纺织厂数量增长至11,000家,雇佣工人43万左右。1975年,香港制衣厂达到8,047家,雇佣257,595名工人;1987年,制衣厂的数目增加至顶峰,达10,556间,雇佣工人接近30万人。1960年香港有塑胶花厂557家,1972年达到3,359家。1980年代初香港钟表厂有1,187家,1985年达到1,436家。上世纪60年代,香港共有600多家印刷厂,70年代已增至1,500多家。据香港贸易发展局2001年的资料,当时内地约有6,000家玩具生产商,其中约有4,000家玩具厂开设于广东省,且绝大部分属于港资企业。 然而,自回归以来,香港经济逐渐被财团垄断,除了金融业,其它主要行业内能够相互竞争的企业数目锐减。最常见的就是可以避开反垄断舆论的双头垄断,主要市场份额由两个或三到五个大商家占据。香港零售市场主要被怡和与和记黄埔瓜分。香港零售市场充满各式各样的品牌和店铺,看似选择众多,其实都是怡和与和记黄埔控制的生意。“不是万宁就是屈臣氏,不是惠康就是百佳”,这是香港市民的基本观感。2013年惠康和百佳的市场占比约为62.5%,而到了2017年它们的市场占比已升至70%。 目前强积金市场上管理人收取的管理费过高,原因也在于头部公司垄断。虽然认可的基金信托机构有15间,但管理基金总值最高的五家已占整体市场近七成,只要几家龙头公司不减价,其它受托机构亦无减价的诱因。香港供电市场只有港灯和中华电力两家供应商,而且市民其实无法选择,住在九龙的只能选择中华电力,住港岛的就只能选择港灯。香港燃油行业由五大公司主导,它们的零售牌价几乎完全一致,而且加价和减价的时间和速度也几乎一样。 至于为人诟病的房地产市场,主要由新鸿基地产、长实地产、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会德丰等龙头企业掌控。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老牌地产商不断以低价买入新界业主的换地权益书和土地,囤积大量便宜的土地,然后一直推动政府实行高地价政策,从而大幅提高了新发展商的入市成本,中小型房企逐渐失去拿地能力,市场集中度不断向龙头集中,形成目前土地的垄断情况。香港零售业租金水平长期在全球高居榜首。一方面,这是由于地价高;另一方面,这是由于混合并购导致租赁市场被地产商垄断,缺乏应有的自由竞争。地产商共谋叫价以获取高昂租金,小商户只能任由地产商定价,甚至支付与营业额挂钩的租金。 混合并购进一步固化了财团的社会垄断格局。以地产商为例,龙头企业通过混合并购实现多元化发展,控制了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公用事业。比如新鸿基拥有九巴,九龙仓拥有天星小轮,长实拥有港灯,恒基拥有中华煤气和油麻地小轮等。他们可将公用事业用地转换成利润更高的房地产项目,获取更多利润。地产商也控制了大量媒体,比如新城广播有限公司、NOW新闻电视和《信报》由同一家族所有,有线电视网络由新世界、远东发展和九龙仓集团所有。 地产挂帅的经济结构让各项社会资源错配,导致效率低下、经济衰疲、民生凋敝、矛盾激化,还造成一个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推动科创的动力和资源不足。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香港科研开支和人才持续不足,深圳科研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比香港多4.7倍。根据香港立法会《数据透视》,在大湾区城市中,深圳研发人员占雇员比例在大湾区内最高,香港排名倒数第二;深圳科研开支占生产总值比例最高,香港只有0.86%,远低于大湾区内地城市。 总而言之,香港出现的经济垄断加上熟人社会抵消了垄断的可能益处,除了不利于提升社会经济效率,还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后果,导致商人合谋与官商合谋,诱发政府监管捕获(regulatory capture)行为。商人和政客形成小圈子,形成顺应人情、合乎法律的政经关系,导致政府官员懒政惰政,不能以公共利益维护者的身份去平衡超级富豪与弱势社群的利益,也不能通过科技研发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在职官员寻租很难,但高级官员为了在退休后到财团担任高薪要职,便对财团唯唯诺诺,曲意逢迎,成为被财团捕获的俘虏,不敢通过严格监管措施维护公众利益。香港政府曾多年停建居屋、公屋等基层市民需要的保障性房屋,使市民缺乏选择和议价能力,被迫支付昂贵的房价,这与政府官员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故意不作为有直接关系。 政策建议 首先,重新认识和界定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出发重塑香港特区政府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香港资本主义是中国中央政府领导下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需要与时俱进,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唯此香港才能成为真正自由、公平和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次,基于现有的《竞争条例》,优化诉讼机制,制定反垄断法,对并购进行监管,提升社会总体经济效率,削弱财团政治控制和影响能力。《竞争条例》规定任何人可就他因其他人违反行为守则的作为而蒙受的损失或损害提起诉讼,但该作为须经竞争事务委员会做出调查,而竞委会其后在竞争事务审裁处启动法律程序,以及被审裁处裁定属违反行为守则。这种复杂的程序设计偏袒垄断性企业,不能有效保障中小型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政府应该立法允许和协助独立私人诉讼和集体诉讼,切实保障社会和市民监督财团不法行为的权力。此外,目前香港竞争法涉及并购的内容只针对电讯市场,其它行业不受限制,这是不合理甚至荒诞的安排。 第三,做好与财团的沟通工作,强调政府改革的目的是建立制度而非推行阶级斗争。就像隋唐时期政府通过科举考试、均田制等制度革新瓦解士族门阀对中央权威的挑战一样,今天香港剥离财团的资产或者拆分财团,既不能依靠资本的善意,也不能诉诸强力。商界则要认识到,社会赋予企业家和现代企业的各种特权和有限责任,都是源于一种理性的社会契约,绝不是天然和永恒的。基于此法理,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政府有权对其进行监管。 第四,除了以节制巨型企业市场占比来规范市场秩序,针对混合并购,可以借鉴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在1979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即为巨型企业并购设定一个最高限额,不管何种形式的并购,只要金额超过这一标准,就认定其妨碍市场竞争,政府就要行使否决权。自由市场是现代社会必需的元素,也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如果巨型公司并购损害公平竞争的秩序,那么社会就可能被少数人左右。如果政府不作为,不承担监管财团的角色,那么财团就可能成为国中之国,把势力延伸至政界,以影子政府的形式控制社会,这是一个被历史经验证实的社会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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