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区政府将于十月份公布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已表明，施政报告的重点是从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应付贫富差距问题，全力处理民生事务。
港府的施政方向与民意趋向是一致的。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自从2006年起，市民对民生环境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明显，由2006年年中的56.7%（回归以来的最高点），下降至2010年年中的28.1%。同时，市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亦超越经济问题，有上升趋势。满意度的下降和关注度的上升与楼价高企、金融海啸冲击等原因息息相关。社会期待港府推出更多纾解民困的措施。
民众期望“更有为”的政府
时至今日，自力更生仍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观念。与此同时，民众对港府在多个领域扮演更多角色和发挥更多作用的期望渐高，包括期望港府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
二战之后，香港市民大多抱着“难民”心态，对殖民政府没有太大期望，加上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遇上问题时大多依靠家人、亲戚、朋友的资源网络解决，市民都甚少利用公共领域的资源和机制解决问题。当然，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未能长期地有效解决生活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两次大型冲突正是例子。殖民政府面对这些冲突，开始推出一系列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提供社会福利网，但同时，多次表明“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思维，以抵御社会各界增加福利的要求。当时，香港经济正值起飞，虽然工厂北移，制造业收缩，但是服务业扩张，产生了不少中上层职位，市民都感到只要努力便可爬上社会阶梯，社会对经济发展充满乐观情绪。因此，社会对殖民政府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的角色，没有太大期望，反而看重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我改善机会。
但是回归以来，市民的心态正在变化，渐渐要求“更有为”的政府。首先，以往市民寻求家庭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过去十多年，香港家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港家庭、“一孩”家庭、孤立于社会的独居老人、来港定居的内地家庭等渐多，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受到动摇，并产生了更多的青年吸毒、卖淫、自杀、犯罪、家庭暴力等个案，冲击港府多个政策范畴。
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如金融风暴、“非典”病疫、金融海啸等都令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大大消减，负资产、失业等问题困扰不少市民。同时，香港回归国家，港人当家作主，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要求高于殖民政府，希望在困难时获得更大的支持。
贫富差距扩大响起管治警号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一个“更有为”的政府是必须的。
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坚尼系数的高企是一例证。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基层市民仍感到分享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统计处的数字，以十等分组别的方式，分析主要职业的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年至2006年间，属于最低三个组别的在职者收入中位数不是下降就是维持不变，反而最高的第十组却是众多组别中增加幅度最高。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社会共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八月初的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认为香港最亟需处理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差距扩大渐渐激起市民对工商界与港府的不满。回归前，不少香港人都视成功商人为学习对象，佩服其白手兴家的能力。而且，市民都对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感到忧虑，大家都自觉同坐一条船，同舟共济。殖民政府亦能在市民心目中扮演超然的裁判者角色。更重要是经济迅速发展足以掩盖社会矛盾，一般市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对政府怨言较少。香港顺利回归后，情况却出现根本改变。从数码港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以至退休高官出任工商界高层，市民渐渐感到港府已不是超然的裁判者，其政策向工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的利益倾斜。
阶层矛盾越来越尖锐，每当遇上重大事件，这股不满的能量便实时爆发。例如，今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便以反特权为号召，吸引了大批市民尤其年青人参与，更爆发了多宗官民冲突。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被刻意“打造”成工商界的特权象征，一句“左手投票、右手分红”口号尽显市民心目中港府与功能组别的“合作”关系。
更大问题是，市民对现状不满，不少人感到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需要用制度以外的方式改变现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0年有25.9%的受访者同意以激烈方法要求政府响应诉求，比2008年的21.4%上升了4.5个百分点。若以2009年的成年人口估计，即有约150万人认同激烈的抗争方法。虽然受访者对激烈抗争方法的定义未必相同，但是有关趋势却是一个警号，值得港府重视。
不少工商界领袖感到社会“仇富”情绪升温，要求港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免影响营商环境。例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近日便在报章撰文表示，贫富差距扩大是港府“孤寒成性”，拒绝向民间“放水”。这显示了部份工商界领袖欲将矛头转移至政府的倾向。但是，他们必须理解到，令市民反感的是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关系，工商界难以独善其身。
施政报告致力纾缓社会矛盾
综合以上分析，施政报告势将推出更多民生政策，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现时对官商关系异常敏感，所以施政报告除了对内地、对台湾等经贸合作外，大多不会触动本地的利商政策，包括降低利得税，以免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房屋政策方面，行政长官已表明在施政报告处理市民置业困难的问题。一直以来，港府都有参与房地产市场，包括兴建公屋、夹屋、居屋，只是参与程度的深浅问题。自2003年起，港府叫停大部份资助市民置业的措施，只向低收入或亟需照顾的人士提供协助（公务员除外），确保社会的最低居住保障。但是，近年楼价急升，要求港府更多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呼声渐高。今年九月份港府已完成资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公众咨询。就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近日相关的报导来看，港府正研究提供资助房屋或置业贷款的形式、具体方法、目标群体等。虽然不能不切实际地认为港府会放弃市场主导的原则，但可以预计，港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将会更为积极，将会为中下层人士提供更多置业的支持。若措施恰当，不仅有助消弭民众对港府向地产商倾斜的不良印象，还有助启动社会向上流动。
香港在职贫穷问题严重，不少基层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是仅够支持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希望或不合资格向港府求助。针对有关问题，港府已就最低工资立法，施政报告将很大机会交待最低工资水平。以往港府大多以不干预自由市场为理由，拒绝提供更多长期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工保障措施。最低工资的立法标志着港府对劳资关系的取态转变。更多支持基层劳工的中长期措施如扩大交通津贴等，将有望在施政报告推出。
至于长者福利方面，港府一直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综援和生果金，维持社会的安全网。虽然社会仍重视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有供养责任，但是相比以往，象征性意义较浓，实质性支持减少。随着香港家庭发生深刻变化，孤立于社会的独居长者、中港家庭等渐多，以及越来越多儿女期望政府可以分担其供养父母的负担，港府在长者福利上需要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以预计，施政报告将会针对长者到内地退休、医疗、院舍服务等提供更多支持。
税制改革问题愈见迫切
但是，香港社会在要求“更有为”的政府去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深层次矛盾，必须同时考虑“钱从何来”的问题。香港税基狭窄，350万名工作人口中，少于一半需要缴纳薪俸税，而纳税最多的首十万名纳税人的税款，已占总额的65%。港府依靠工商业活动，尤其是房地市场的财政收入，支付庞大的公共事务和社会福利开支。一直以来，社会习惯了“低税制、好福利”，对于税制的改动异常敏感。例如，港府曾在2006年尝试推动开征商品及服务税，但是由于社会强烈的反对声音，咨询期刚过了一半便宣布放弃。
民生政策如果欠缺相应的财政支持，是难以持久的，尤其香港人口老化问题加剧，社会福利开支将会不断增加。就以近期社会争议较大的生果金问题来说，不少政团要求撤销有关离境限制。但是，随着香港人口老化，长者的数目会不断增加，生果金的支出势将大幅上升。据统计处估计，六十五岁或以上的长者将由2003年的84万，至2033年增加接近三倍，达224万。届时，港府资源更为紧绌，纳税人的负担加重。因此，香港税制改革的问题变得越来越迫切。
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必须正视贫富差距扩大对工商界的意见包容性下降的问题。例如，部份工商界人士对最低工资应否立法、工资水平应是多少等表达意见时，便被标签为无良商人。事实上，大多数工商界人士都不反对最低工资立法，只是希望社会详细讨论立法后对基层劳工就业机会、通胀水平等的影响，社会不宜“一竹篙打一船人”。毕竟，香港要持续稳定发展，必须兼顾各阶层的意见和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