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论述”，就是一套逻辑上完整、能自圆其说的讲法。马克思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论述”要能造成影响，变成物质力量，首先需要为一定数量的人接受。
超越“狮子山精神”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旧的霸权论述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系统，大致上可以被概况为“狮子山精神”。今天，它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现在，大家一般把“狮子山精神”理解为“依靠勤劳发家致富”，这里面既包括了一种工作和生活的伦理，亦包含了大家觉得自己能“往上爬”这种对社会向上流动的集体预期。可以说，香港人的工作伦理从一开始就和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不一样，它并不是纯精神性的，而带有物质上的假设。
有趣的是，今天的“狮子山精神”，和当年电视剧《狮子山下》集中想要表达的精神，又有一段距离。电视剧讲的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和他们对社会民生的看法，反映当时草根阶层的挣扎历程。剧中的“狮子山精神”，与其说是致富的保证，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今天，生活已经无忧的那一代人，却理所当然地把过去吃的苦跟现在的成就联系起来，觉得其中有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后现代史学理论告诉我们，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是不同的东西。历史不过是一种文字述事，和文学创作无异。最终，历史就是理论，而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背后亦不过是利益。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意义亦并不独立于历史文本以外而总是被书写历史的人所建构。
如此看来，每代人都可以甚至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今天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就是新一代人仍然未能重写新的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香港年轻一代未能重新梳理香港的过去，以自己为主体讲一个新的香港故事，就是香港青年人焦虑的根源，其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最近“八十后”的所谓“非理性”和“激进”的行动和诉求。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狮子山精神”服务的，不过是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所描述的“第二代香港人”。“狮子山精神”不但合理化了他们的成就和财富，更强化了与其逻辑相匹配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例如香港政府一贯以来的“小政府、大市场”方针）的再生产。在香港不断蝉联“最自由经济体”的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和关联方式，“狮子山精神”与这些相应制度对“八十后”而言，就只是一种压迫。
对“狮子山精神”的批判，在有识之士之间，并不是新的东西，但这些批判要不是过于微观，只看到其背后的世代矛盾，就是过于宏观、笼统，把问题一下子扯到“资本主义”上去。
事实上，在已经被“去工业化”的“已发展”国家里，工作伦理的承诺已普遍被质疑，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批判，亦应该超越本地的世代矛盾而和这个全球性的潮流结合。在消费社会中，人的主要身份不再来自于工作，而靠他的消费方式呈现。全球资本的流动，使得工作不断往低收入地区转移。在工作条件稍高的地方包括香港，稳定的就业越来越不再是一种必然。短期的、兼职的工作，亦不能再被视为“不正常的”、“过渡性的”状态。但我们必须明白，在香港等富裕社会，由于有过去财富的累积，已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去所理解的“事业”的消失，不等于新一代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正正是坊间主流分析忽略了的地方：香港今年的“新社会运动”背后不是香港的新生代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舍弃物质利益而重“公平正义”。这种说法，暗指“第二代香港人”不重视“公义”，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允许社会不公。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公义”并不是抽象的而有其处境性。今天的冲突确实是价值观的冲突，但这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而是大家对“什么是道德的”有不一样的理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跨世代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理解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亦要加深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理解，以及对客观事实和趋势的认识。当大家认识到各自处境背后更大的结构性背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新论述才有可能产生。只要这个新论述既能解释过去，又能适用于当下，理解并尊重各世代所作的选择在历史时空中的合理性，世代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不能够化解。
要超越“狮子山精神”，我们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它之所以死而不僵，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代香港人”仍然是香港各行各业（包括知识界）的中流砥柱，但更重要的，是“狮子山精神”作为一个观念系统一环紧扣一环，其中的很多环节即使今天的“八十后”亦难以舍弃。
旧论述缺乏“去殖”
有识之士叫我们“反思香港的历史性”，但香港的“历史性”中，显而易见的但又彻底被忽略的，是它的“殖民地性”。
香港人对殖民地的评价是多样甚至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少人觉得出于“民族大义”，“殖民地”的状态是错的、不正常的、暂时性的；另一方面，英国的统治使得香港急速现代化，变成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亦让香港人避过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诸多“折腾”，香港人也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感激。事实上，“殖民地”这个观念在香港被高度“正常化”，很多人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曾经被殖民统治。
为什么英国在香港能采用“怀柔政策”，并和香港人分享利益？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英国的利益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在主流论述中都没有解答。如其说没有答案，不如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提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狮子山精神”论述中对殖民地这一个因素的分析的缺位，并不是偶然。
1968年，Richard Hughes以“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形容香港。这个论述很快被港人挪用，在他们的概念里，资本主义的英国把香港从疯狂的共产主义中国中拯救出来：避过共产主义的浩劫，是香港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如此，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变得无容置疑，香港人亦无须面对自己在西方掠夺和侵害中国利益（不但是物质性的，亦是政治性的、符号性的）中扮演的角色。
出于同一种的心态，香港学者陈云得出英治时期香港已有“城邦格局”，“一如欧洲自治州郡”，并以之作为“香港自治运动”合法性的根据。陈云大笔一挥，港人从大英帝国的“子民”（subjects）摇身一变成为合伙人（partners），仿佛从来只有“本土利益”和“主体性”，没有为英国利益服务过。明摆着的，是人质爱上绑匪，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
在香港人的眼里，殖民地是一个中性的概念。我们要“打好这份工”，无论老板是谁。恰好英国人是一个更会经营的老板，我们亦“醒目”、“勤力”、“转数快”，因此我们公司业绩好一些，工资也高一些。但如果不是为了获取中国的利益，英国人为什么要“借用”香港这个地方，而不随便在太平洋上找一个小岛？
1997年，香港没有像其他一些殖民地般独立，而是“回归祖国”。突然间，过去行之有效的都不灵光了。很多人都把原因归咎于香港没有政治人才，公务员没有决策经验。事实上，香港的体制并没有退化，只是以往的殖民地功能今天已无用武之地。
香港的公共论述中从来没有“去殖”二字。即使偶尔被提起，“去殖”亦只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同义词，一个被调侃的对象。其实，我们不需要把维多利亚女王像除掉，不需要改掉殖民色彩的街名，甚至不需要“加强国民身分认同”。但是“改朝换代”以后，香港没有思考和讨论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现在却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动态思考香港角色
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历史时空，香港即使作为殖民地，对中国发展亦有其正面意义。但是，在2011年的今天，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过去的先进当然成为保守。为了赢得港人信心，邓小平当年强调回归后香港将“马照跑，舞照跳”，换个国旗以外其他一切“五十年不变”。但是，在世界急剧发展变化之中仍然坚持“不变”，正正就是现在香港困局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要往前走，突破困境，无论是国家还是香港本地，都应该重新思考和认识香港的角色和功过，并且把其放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考虑。
《港澳观察》2011年9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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