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外界有不少人担心香港在回归后能否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当时的普遍看法是，要保持香港繁荣稳定，首先要稳住香港的商界和公务员队伍。回归近十五年来的历史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得以成功实施，香港继续得以保持繁荣稳定。但与此同时，香港也出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不能仅仅依靠维护商界和公务员队伍的稳定，还需要一个有魄力的特区政府领导团队，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妥善处理香港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2012年4月，胡锦涛在接见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的时候，特别指出梁振英的“稳中求变”的竞选政纲和政策主张符合香港大多数人的期望。温家宝在近年也多次指出，香港要切实解决深层次矛盾。这说明中央领导人已经明确表明，希望新一届政府能够有所作为，解决香港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和社会的结构矛盾。
对于新一届香港政府来说，要解决香港的种种深层次矛盾，要处理好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解决香港地产价格过高，对经济结构、民生乃至社会稳定的影响；二是如何让国家的一系列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不仅能帮助香港的商界，而且能惠及香港的市民大众，同时让香港更加有效地利用好中国崛起的这个东风，改变“西方国家经济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的被动局面。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的努力和中央政府的有效支持。
善用有限的土地资源
香港房地产市场近年来价格不断上涨，以致社会上对“地产霸权”的批评不绝于耳。但这个矛盾的根子是香港政府过往缺乏长远和清晰的土地供应和房屋政策。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土地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重大问题。
香港政府过去也做过不少努力，试图让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对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的发展很不利。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更愿意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主要面对大陆游客的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同时，住房不仅仅是一种普通的消费品和投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基本的民生需求。一旦这种基本的民生需求得不到有效的满足，很容易激发很多社会矛盾和不和谐因素。
对香港大多数市民来说，住房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这也成为划分他们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志。随着房屋价格快速上涨，住房很容易成为拉大贫富差距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香港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能力购房置业，他们就无法享受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带来的好处，反而成为高房价的受害者。尤其是“八十后”无力置业的年轻人，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很容易转变为反政府的行动，并容易在政治上为香港反对派政治团体说利用。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保证加快公屋（廉租房）和居屋（经济适用房）的兴建所需要的土地之外，还必须保证私人楼宇市场的土地的稳定供应。而在人多地少的香港要解决好土地的长期供应问题，关键是如何有效利用香港有限的土地资源。
回归前，港英政府采取以维港的港岛、九龙两侧填海为核心的土地开发策略，主要基于两项地缘政治的考虑：一、维港两岸才是“自己”割让得来的土地，九龙界限街以北的“新界”地区只是防范北方来客的缓冲区；二、维港填海所得是“处女地”，任由处置，毋须陷入在新界收地时的利益纠葛。但在公众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的今天，在维港两岸填海已经被法律明文禁止。因此新一届政府必须思考新的土地来源。
与港岛和九龙市区高密度的发展不同，新界地区的土地利用效率就低了很多。港英政府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在新界实施“丁屋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申请一次在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最高3层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目前丁屋用地占据了约2000 公顷的乡郊居住地的相当部分。“丁屋政策”保护了香港“原居民”的利益，但对于寸土寸金的香港来说，这样低密度、缺乏规划的丁屋发展模式，对新界土地的开发利用造成很大的浪费。
另外新界还有大量半开发、半废弃的农地，即所谓的“棕土”地带。其中约655 公顷，是获城规会临时许可的露天货柜堆场、危险品存放场或货车停放场，再加上约125 公顷的非法堆放区，已使新界不少地区变成环境恶劣、土地利用效率极低的废料场。
新界“丁屋”和“棕土”的发展模式，与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不同，对香港宝贵的土地资源也是一种浪费。但与此同时，新界“原居民”的利益也必须得到保护，这也是在《基本法》中明文规定的。因此，可以考虑把允许新界原居民兴建丁屋的模式，改为给予他们“丁权”，即授予他们特定的购房证券，凭此证券可以取得政府兴建的房屋或用于购买私人市场的楼宇。政府可以逐步收回丁屋的土地，重新规划发展。同时，政府可以收购“棕土”地带，使其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和开发。
必须注意到，新界“原居民”与特区政府之间一直存有一些矛盾，而新界“原居民”又是传统的爱国力量，中央政府也很重视他们的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特区政府和新界“原居民”之间的协商，很难轻易达成双方都接受的改革方案。中央政府必须居中协调，细致地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才能达成大家都接受、又有利于香港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方案。
开拓本地消费型服务业
国家这些年给予了香港很多支持政策，包括自由行、两地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将香港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等等。这些政策对香港经济的促进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这些政策相对来说，对香港商界的帮助比较大，而普通香港市民则未必能非常直接感受到这些政策带来的好处。而且由于特区政府没有做好相应规划，由自由行和内地孕妇来港产子而引起的一些社会矛盾，对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央政府支持香港的政策，最终目的是要让全体香港市民都能够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香港方面在发展经济之外，还应同样正视分配问题。回归以来，香港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病疫以至全球金融海啸等危机，但是在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仍然有显著的发展。根据统计处的资料，由1997年至2011年，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8.5%。
然而，经济发展并不代表所有市民都受惠。以上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的10%的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社会最底层的10%住户却下跌了22.2%。明显地，香港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基层市民普遍感受到经济发展对他们的生活质素没有多大提升，也未能看见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由此产生了不少社会问题和不满，值得关注。
例如，在2009年的“反高铁运动”中，部份反对者虽然认为高铁建设有利内地和香港的人员往来和经济发展，但是基层人士并没有得益，若然如此，倒不如将建造高铁的资金改作社会分配用途。
因此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需要从两方面做好工作，第一是香港特区政府要做好规划。由于内地居民对香港市场的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香港政府要做好土地和产业规划，保证本地居民享有的公共服务不受影响，增加商业用地的供应，避免商铺租金过快上涨。
第二是中央政府采取适当的政策配合，促进大珠三角一小时都市生活圈就形成。目前内地居民来港自由行，除了深圳200万户籍居民之外，每次只有两个入境签注，用完需要重新申请，颇为费时费钱。因此内地居民来港基本是以旅游消费的模式。如果未来能给珠三角九城市数千万居民一年或数年多次往返的来港签注，加上未来几年内高速铁路的建成，大珠三角一小时都市生活圈就能真正形成。珠三角居民大多消费力较高，他们来港的消费模式也会由旅游消费变为日常消费，可以为了吃一餐饭或看一场电影就来一趟香港，也可以每个周末都来香港购物。这对带旺香港本地消费型服务业具有重大意义。
香港社会目前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就业问题，他们不像工商界或者专业人士那样可以较为容易的北上寻找商机。而本地消费型服务业，是吸纳这些中低收入阶层人士就业的一个重大产业。如果珠三角一小时都会圈能够形成，那就意味着一个东莞虎门的居民，随时想来香港消费，只要搭乘城际铁路，大约三十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九龙，也许比屯门居民到九龙的时间还要短！这样，香港本地消费型服务业就不仅仅是服务于一个七百万人口的市场，而可以直接扩展到一个近五千万人口的市场。这无疑会为香港中低收入阶层人士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提升他们的收入。
香港必须融入内地经济
同时，香港要更紧密地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相配合。香港经济的长远出路在于将其现有的优势与中国内地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香港将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内地的时候，采用的是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为主。港商虽然利用了内地的廉价劳动力这一环节，但从产品设计到出口市场都是依赖于西方，并没有真正进入内地市场的循环圈内，即是一种“背靠祖国，面向西方”的模式。因此香港经济受制于西方的经济周期较大。因此“美欧一打喷嚏，香港就感冒”的情况仍然存在。
未来香港的需要在于真正参与到内地的经济中来，成为中国市场运行的一部分；同时又发挥它与西方经济体制高度融合的优势，由“背靠祖国，面向西方”变为“既面向祖国，又面向西方”。这样才能减轻香港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脆弱性，又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港澳观察》2012年4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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