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2023-1-3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深刻阐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正确地理解和阐释这一理论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目前情况看，一方面已经产生了良好的效应并推动了相关理论的深化，但另一方面，宣传中也存在片面、割裂和空泛的状况，应当注意避免，以保证这一重大的理论创新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应。
首先是不要割断思想谱系。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宝贵贡献，也是对当今现代化理论的宝贵贡献。这一阐释对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本质要求等论述的提炼，毫无疑问是新的理论贡献，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成果，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持探索研究的升华，它有思想的谱系，有文化的根脉，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割断了这一历史的继承性，就难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真谛。尽管现代化的理论话语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逐步形成的，但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深刻揭示了人类现代化的缘起，并阐明它根本上源于生产力的巨大变革：“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时，马克思主义深刻地阐明现代化开启了人类世界历史的新进程：“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深刻阐明它带来了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革：“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当然，现代化首先是由资本主义开拓的，但它在创造了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灾难；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开辟一条人类新的现代化道路。十月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纪元，遗憾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能够继续下去。
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话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改变中国落后的农业国状况，以工业化为中心谋划了中国的现代化战略。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此后，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里，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由此形成了以“四个现代化”为主轴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代现代化语系。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现代化语系是以邓小平为主导建构起来的。邓小平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是1979年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他把中国式现代化同小康社会联系起来：“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根据这一思想，党的十三大部署了“三步走”战略，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话语体系既有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也把中国特色鲜明地凸显出来。“小康社会”是这一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围绕它构建起了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化的战略布局和方针政策，就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来说，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因此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圆满，而且提前完成了历史使命。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代现代化话语体系，把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理论提升到新的高度。它是以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的新语系——新在第一次从本质的层面阐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在第一次从宏观层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特色作了精辟概括；新在对全面小康之后中国现代化新的历史使命的新揭示以及新的战略擘画；新在引领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新征程。它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不懈探索的历史升华，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作出了新的宝贵贡献。
可见，把中国式现代化的语系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体系中，我们才更能够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走出一条新的人类现代化道路。
其次是不要遮蔽发展共性。中国式现代化当然强调的是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属性，认识这种特色和属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要真正深刻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丢失其现代化的共性方面，否则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现代化的宝贵贡献。
马克思论述现代社会，也非常注重揭示其基本的、普遍的发展态势，比如对物质生产力的高度强调，将其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资本主义现代化同样如此。马恩既阐明了生产力和经济在推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也阐明了它对于推动思想文化发展的作用（“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经济、政治、文化的基础性发展，当然也联动了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就是说现代化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同传统社会鲜明地区分开来。
社会主义现代化当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但它更能够代表现代化的根本属性和普遍特征。对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阐释，同样也包孕了对现代化共性的揭示。
将党的领导置于首位，是对现代化领导力量的揭示，明确了现代化领导力量的重要性，同时也明确了现代化的多样性，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化的迷思；道路的阐述，提供了全新的现代化发展路径，特别是回答了落后国家现代化的一些基本问题，也提供了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共性，即现代化不是只有一条道路，它是各个国家基于历史、国情等现实基础上的现代化。紧接着对社会发展五大领域的本质要求，从现代化的普遍意义上来说，透视出对现代化基本共性的认定，即对任何现代化而言，这五个方面都是基本的支撑，并且经济发展是首要的支撑，没有经济的现代化，就没有其他方面的现代化。而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几大领域的发展，构成现代化最基本的领域，即使是西方的现代化，也要遵循这一规律。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更彰显了现代化的整体性和全球性，同时也说明割裂的、以邻为壑的、甚至极限施压的政策和举措，都是违背现代化本性的，是一种开现代化倒车的行为。这一概括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传承和弘扬，是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
再次是不要丢掉问题意识。党的二十大从16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现代化奇迹，对坚定我们的现代化道路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把成就的宣传同对问题或挑战的透视结合起来。从各国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特有的社会矛盾和发展挑战，绝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稳态的进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现代化进入中等收入发展水平后遭遇的特有挑战，但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突破这一瓶颈，有的国家却掉入这一陷阱，对此，可以进行比较分析，认识到其中的一些矛盾和挑战，如发展的新的动力的寻求、社会分配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等。事实上，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它有着超越国家层面的全球性问题。现代化理论中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等都强调资本主义形成的世界体系和“中心-边陲”体系，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其对全球现代化的掌控地位，以及形成的不平等的分工体系和分配关系，使现代化的财富大部分流向这些发达的“中心国家”，即发达国家通过不断“剪羊毛”，将其他处于“边陲”的国家永远置于从属于中心的“依附”地位。
尽管这些理论有其不完善之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现在的现代化（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要成为现代化强国，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要挑战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这必然要受到这一秩序维护者的强烈反对，形成尖锐的对抗。这是社会主义运动从未遇到过的新的时代难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我们下一步的“大考”。
我们所面临的未来现代化的新难题（课题），还有一个鲜明的时代特色，即不能够简单地运用我们既有的经验和办法，而是要费大功夫去进行理论、制度和政策的创新。以共同富裕为例，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在共同富裕方面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成就，在一个原本经济落后、发展不均衡的人口大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今后共同富裕的使命甚或更加艰巨。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长期居于高位，虽取得消除绝对贫困的巨大成就，但收入分配的差距并没有明显减少。这警示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精准扶贫中行之有效的思维、方法和举措，不能够简单地承续运用以应对未来的挑战，必须要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才能够取得成功。总之，新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中国所没有经历过的，而且也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全新进程，如果没有对问题和挑战的足够认识和准备，我们就无法赢得未来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