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欧树军
一、互联网信息环境现状
当今，互联网革命带来信息传播的光速流动，催生了个人难以消化的信息爆炸，同时也为信息的筛选、过滤和操控提供了可能性。互联网文明塑造出了“网络化”这样一种广度与深度不断延展的组织方式。文明的形态、国家主权的形态，都已经与互联网紧密相连。
信息环境也因此从多个层次、场域和维度对国家的主权和治理发起了挑战。信息环境催生出一批国家难以监管的技术资本力量，形成互联网信息资本主义，威胁了人民的财产、价值和尊严。从国家与文明竞争的角度来看，目前全球互联网是美国主导培育的，美国在互联网的各个层级都拥有领势地位，对于我国互联网发展与治理均构成不小的威胁。换言之，互联网治理既涉及大型社会治理，有国内政治维度；也涉及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资源的国际竞争，有国际政治维度。
二、互联网治理困境的根源
互联网治理之困难，本质在于新技术创造的全新信息环境，其基于新的信息基础设施，对权力的组织、控制、后勤和沟通方式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这个新的信息环境之所以有能力挑战主权国家的政治权威，首先是因为信息技术超越了主权国家的领土边界，有国家权力鞭长莫及之处；其次，信息环境之基础架构的技术特性，也使之具有某种超越性。
互联网在时间、空间上大大超越了传统的马车时代、蒸汽机时代、电力时代、核能时代的沟通方式，它是一种全新的权力基础设施，这种传播力既属于个人也属于组织，既属于国家政府也属于国际组织。它是一种权力的双向通道：既可有利于政治力量，能将代表公共意志和利益的法律、政策直接贯彻于公民个体；也有利于社会力量，成为个人、社会群体、市场组织获得直接影响政治体系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基础权力的双轨制，推动着互联网治理重心的转变，在发展、治理与安全之间，调整着技术发展和国家间竞争的方向和步伐。
互联网治理同时面临来自信息资本主义与全球互联网主导权两方面的压力。首先，信息技术与信息环境创造了一个将公民“人口化”“数字化”的信息资本主义环境，使国家主权逐渐散失、流向新兴的经济群体。
信息技术的发展在社会上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技术精英群体。技术精英借助信息技术的中立性，主张发展的必要性，但信息技术的负外部性超出了技术精英的想象，现实世界的国家公民变成了数字化的网民，网民沦为信息资本主义全球经济的无薪或低廉生产者，这既关乎经济、税收，也关乎隐私、自由，其对个人生活的宰制很容易超出社会大众所能接受的程度，其对政治生活的挑战也很容易超出了国家政府所能容忍的程度。
在信息环境下，主权正在发生值得重视的流动：从人民手中，从作为人民护卫者的国家手中，流向新兴的技术精英群体。这种主权流动性，塑造了一块块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的模糊地带，国家的领土边界从清晰变得模糊，暴力的作用对象从有形变得无形，权威的正当基石发生动摇，资源的调配运用遭遇梗阻。通过羽翼日渐丰满的技术权威以及相应的经济权威，信息技术挑战着普罗大众和现代国家的政治能力、政治权威和政治正当性。为了商业盈利目的，信息资本主义力量往往主张自己拥有行为识别权乃至身份认证权，并娴熟地运用为大众服务、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话语修辞，努力影响国家政治决策、法律和政策。
其次，我国的互联网治理无法回避互联网根基上的全球性，及其带来的挑战。若我们依据经典定义将全球互联网分为物理层、代码层与内容层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美国都占据先发优势，实质定义着全球信息网络空间的治理逻辑。
光缆这一物理层要素，从一开始就是连接世界的基石，海底光缆更是国际互联网传输的主渠；400多条海底光缆传输全球99%的国际互联网和电话流量。这些海底光缆主要是美国公司所有或运营的；这是美国对互联网的单边霸权的底气。在这400多条海底光缆中，中国当下所有或（参与）运营的仅为九分之一，再过十年才能缓慢增至五分之一。光缆不对称，折射着美国与世界各国之间在信息环境中的权力不对称。
同时，在代码层美国政府享有对ICANN根区的全面政策权威。事实上，ICANN所享有的权力直到今天也并没有脱离美国政府的监管，互联网A主根服务器的运营管理权，及其对12个根服务器的分发控制权，只是由ICANN转包给威瑞信这家美国政府的信息技术承包商，继续由其担任根区维护者。美国的单边主权，并没有受到实质触动。
因此，互联网的全球治理实质是一种单边的治理。如果物理层的主导者仍然是美国一国，如果代码层的书写者仍然主要是美国技术—议员—国防—工业复合体中的一小部分人，如果内容层的生产者仍然主要是说英语的人，那么，信息环境的多样性就大打折扣。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这种单边全球治理体系，也正是因为它在信息技术上的领势地位，及其作为全球互联网连接中心的地位。技术领导权，支撑着其单边数字主权乃至数字霸权。
三、构造中国信息灵境的几点建议
为回应新时代互联网带来的挑战，我国可考虑从认证体系、基础科研与全球基建三个层面强化互联网治理。
其一，面对流动性极强的互联网文明，无论是对互联网的治理，还是通过互联网进行治理，强化身份认证体系，将认证从现实世界嵌入互联网文明之中，都是必行之举。
现实世界的国家政府发现互联网可治理性的过程，也就是“认证”这一国家基础能力嵌入信息环境的过程。所谓认证，就是在数据与人或物之间建立对应关系。它既为国家行为提供充分的社会事实，又为社会群体影响国家行为提供必要的政治渠道。现实世界的认证需求，贯穿信息环境的发展、治理与安全，互联网的可治理性由此不断演化。
面对互联网可治理性的挑战，现实世界需要划定任何新经济力量不可侵犯的人民主权保留地。身份认证与行为识别之间的权力关系，正是理解这种现实世界与信息环境之间，围绕现代国家人民主权的模糊带、交叉点和保留地进行的复杂竞争、斗争格局的切入点。身份认证权是一种基础的、根本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而行为识别权是国家可赋予市场力量的受限权力。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可以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进行某些环节的身份认证，但最后环节，即对身份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的确认，是国家的当然政治权力，不可转让。公司法人的行为识别权应该来自国家认证的政治权威。
其二，在互联网文明的时代，强化互联网治理，还必须要有足够的技术储备，我国应大力支持科研团队进行技术研发。
现今，美国的技术封锁是一种堵死此路的手段，所以国家需要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需要培养能够不断科技创新的土壤，牢牢把握技术革命的前沿。
依据美国已有的成功经验，在美国发展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的时候，其主导部门DARPA就适应学术研究的需要，采取更弹性灵活的组织模式——挑选社会上的杰出科学家作为研究项目主管，与其签订为期三至五年的短期合同，并授予其极大的自由选择权，由他们运用专业知识和研究联系优势，与大学和商业公司组成研究项目组。这种组织模式既有高风险，也有高回报，还以遥不可及的技术梦想吸引了学术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此长期保持在全球范围内的先进技术主导权。
允许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并不会减损治理能力，这是因为更有效的治理并不在于看上去更保守，而在于如何建构一个界面更为友好、更加包容的政治架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利用互联网本身的架构，使新技术满足政治治理的要求，在信息环境的安全有序、先进技术的孕育发展与个人信息的自由沟通之间达到某种平衡，这都同时依赖于科技进步与治理水平的提升。
其三，中国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仍然应该放在物理层，放在建设世界上，从丝绸大国走向光缆大国，通过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联通世界各大洲大陆大洋，将信息环境从单边霸权的“技术利维坦”变成“中国味儿特浓”，并能更好地缩减南北信息鸿沟、服务人类社会的“信息灵境”。简言之，只有联通世界，才能纺织世界。
国家间斗争的形式有很大改变，互联网是一种世界纺织术，现代世界高度依赖各种基础设施构成的世界之网，有能源基础设施网，也有资源基础设施网，有道路基础设施网，也有信息基础设施之网。我国需要“纺织世界”，帮助建设全球的信息基础设施，这是互联网文明迈向强大的必需之路。互联网是世界纺织术，谁能纺织世界，谁就能构造互联网的信息灵境。
面向未来，中国这个历史悠久的丝绸大国所要做的，正是通过提升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改造物理层，纺织世界，提供更多的全球信息公共物品，弥补内外不均匀、南北不对称、东西不平衡的信息鸿沟，突破美国的单边主权结界，驯服技术利维坦巨灵，创造出一个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的信息灵境，捍卫属于中国人的灵境主权，探索重新定义世界的多重可能性，使之服务于人类社会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