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最新科学认知及其影响分析

2013-08-15

气候变化谈判的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的第五次评估报告正在准备过程中，在科学、影响及减缓各工作组的报告初稿中均对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的一系列转换环节的科学认知现状进行了评估。虽然IPCC的职责只是对气候变化的科学事实和影响进行评估，并向各国政府提供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和技术选择，但目前各工作组初稿中围绕长期目标的有关结论将会对中国在德班平台谈判中的立场和策略产生重要影响。

科学认知仍有不确定性

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2度目标（即在本世纪末将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不超过工业化前2度的水平）被确立为全球政治共识。但最近研究表明，目前各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距离两度目标的实现仍有相当的差距，2度目标能否实现依赖于其能否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围绕未来国际气候制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已经启动，谈判的焦点问题均涉及2度目标到各国减排目标的转换：一是如何提高各国2020年前的行动力度以弥补目前的减排差距；二是如何设计2020年后的国际减排制度，其中“自上而下”（即将2度温升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并辅以履约核查等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的减排模式需要将全球的2度目标分解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从2度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之间要经历一系列的转换过程，首先温升目标需要转换为累计排放空间；而后在考虑技术和政策约束的情况下，进一步将累计排放空间转换为全球排放路径；全球排放路径又需要依排放权分配方案最终落实为各国的减排目标。就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而言，上述转换的每一步都必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

为了表示温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第五次评估报告的文献中引入了“累计排放瞬时气候响应”概念（简称TCRE）。根据这份评估报告给出的初步评估结果，TCRE的最可能范围在1.5-2.0 °C/TtC的区间内，也即2°C温升对应的允许累计排放上限即在1000-1300 GtC之间。但是，在实际的多温室气体情形下，二氧化碳的累计排放上限要小于由TCRE得出的上限值，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应在650-867 GtC之间。第五次评估报告虽然建立了温升与累计排放的对应关系，但由于各气候模式预测的结果仍然缺乏一致性，因此尚不能就2度温升对应的累计排放上限给出确定结论。

综合评价模型建立了累计排放与排放路径之间的关系，同一累计排放可以通过不同的排放路径实现，不同排放路径之间在给定年份的排放总量相差较大。目前大多数排放路径都是在技术和政策约束下的成本最优化的排放路径。这些排放路径均是通过综合评价模型给出的，但是由于综合评价模型在模型结构，减排技术的组成、成本、进入时间及技术进步率等参数的设定，考虑的温室气体及政策设定上各不相同，因此各模型给出的排放路径均有所差异。

在确定全球减排目标及路径后，还需要将这一路径进一步分解到各国成为各国的减排指标后才能最终确保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这一分解过程即是排放权分配问题。在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基于对当时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评估，给出了发达国家应当在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40%，发展中国家应当在2020年从BAU显著偏离的结论。第四次评估报告之前的排放权分配方案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学者所提出的。自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提出了更能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的排放权分配方案。目前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巨大差异体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公平问题上缺乏最低限度的共识，这使得将全球减排目标落实为各国减排目标的过程变得十分困难。

“自上而下”缺乏科学支撑

目前由于预估未来气候变化的地球系统模式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因此目前温升目标与累计排放之间的关系仍然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各模式对气候敏感性的估计不同，但对累计排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温升的认知是一致的。这一科学结论支持了中国在发达国家历史责任问题上的谈判立场，也支持了中国科学家基于人均历史累计排放趋同原则提出的排放权分配方案。

气候变化谈判的一个焦点问题是确定全球排放的路径或者主要年份（如2020年、2030年及2050年）全球的减排目标。由于排放路径的不确定性，在2020及2030年给出全球的减排范围还具有较大的争议。2050年排放路径虽然比较收敛，但由于温升与累计排放量的不确定性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当前就此目标做出政治决策的难度依然很大。

在给定的全球减排路径下，各国之间的排放权分配是气候谈判中最为困难的部分之一。第四次评估报告以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学者提出的新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出现，不同排放权分配方案的差异拉大，综合评估各方案所给出的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减排力度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未来确定发达国家整体中近期和远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将会比较艰难。

从温升目标到各国减排行动的转换过程中仍然面临着相当的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使得各方在谈判中都可以找到对自己有利的依据，因而通过谈判就累计排放、减排路径及分配方案等达成共识的难度极高。政治共识需要建立在相对一致的科学认知基础之上，而目前的科学认知尚不具备支持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气候制度设计的坚实基础。未来气候变化的研究应当着眼于减少这些科学认知的不确定性，为达成政治共识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不确定性也不应当成为停滞或观望的借口。

中国应推动各国自主承诺

在谈判中，中国应推动形成“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制度安排。目前最有效和务实的方案是各国自下而上加大减排力度，并根据最新的科学认知对全球减排路径与2度目标之间的差距不断进行评估，进而促进各国持续加强减排力度、最终公平的承担减排义务。

在研究中，中国应加强对复杂气候模式、综合评价模型与排放权分配方案的不确定性及比较研究，增强中国在不确定性问题上的话语权，为科学评估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由于对温升的预估是通过地球系统模式进行的，而地球系统模式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开放性系统，且在气溶胶-云-辐射的耦合和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和反馈方面还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在给定温升目标下累计排放上限的评估上，不确定性仍然较高。而在综合评价模型上，各模型之间对减排成本的不同估计也导致了减排路径的较大差异。排放权分配方案也在公平、伦理理念、基线和参数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正如天气预报中的多模式预报一样，未来的气候变化研究、评估在加强模型一致性的基础上，也需要综合多个模型的结果从不确定性决策的角度作出决策支撑。以往的科学研究中中国偏重于对“中国模型”及“中国方案”的研究，未来应当转向对各主流模型和方案的比较和综合研究，从比较研究和不确定性分析的角度深入强化科学认知，为未来国内决策和国际谈判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