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战略看“功成不必在我任期”

3月1日，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作了题为《关键在于落实》的讲话。他指出：领导干部在抓落实过程中，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理念和境界。习近平副主席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但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海外媒体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

 

 

      我们认为，这一理念的提出，首先是为了防止和纠正政府中有可能存在的各种急功近利的行为，告诫那些贪一时之功、图一时之名的干部，要多干打基础、利长远的事。

 

      自从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后，中国逐步完善了干部任期制，这是一个既与世界接轨、又有中国特色的制度。然而，这一国际通用的任期制，也沾染了一些西方任期制的不良习气。我们知道，在西方所谓轮流执政的体制下，上台的领导人唯“民意”马首是瞻，通常是在第一个任期内唯唯诺诺，难有大作为，政客的目光最远也无法超越下一次大选，而在第二个任期内，又往往走向另一个极端，罔顾民意，一意孤行，用急功近利的办法留下“历史功名”。

 

      受到西方这种任期制弊端的影响，中国一些干部也开始变得鼠目寸光，盯住自己的任期，忘记中共的大方针与群众的长远利益。按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领导干部有政绩观是很正常，也符合人之常情。可是，如果领导干部的眼光仅限于此，盯住GDP不放，甚至搞“政绩工程”，不顾客观条件，不从坚固基础做起，一心想着要在任期内搞出点东西留下来，或者只是为了让上级看到自己的“功绩”从而获得提拔，最终会忽视老百姓的基本利益，所搞出的东西也可能成为泥足巨人，会轰然倒塌。

 

      刚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与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推进改革发展的具体思路、政策和措施，指出了未来五年中国发展的路径与方向。习近平副主席强调指出：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落实。3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转载了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全文。习近平副主席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把抓落实的出发点放到为党尽责、为民造福上，而不是树立自身形象、为自己升迁铺路；把抓落实的落脚点放到办实事、求实效上，而不是追求表面政绩，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把抓落实的重点放到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打好基础上，而不是盲目攀比、竭泽而渔”。

 

      有外媒解读，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是对一些地方官员的批评，并对官僚机构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从种种迹象看，习近平是不会容忍蔓延开来的官僚习气的，他对这些阻碍进一步改革的现象不会手软。”有香港媒体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副主席的讲话，显示了一种全局观，以人民与党的利益为重的新的执政思路。

 

 

      有香港学者指出，习近平副主席的话说得比较“重”，但毫无疑问，从海内外热议来看，确实是说到点子上了。三十年前小平同志力主“改革开放”，当时的中国百废待兴不说，眼前还一片茫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小平同志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白猫黑猫”的通俗语言，向党内外昭示了一个真理：让人民富裕起来，让国家强大起来才是活路，才是出路，发展就是硬道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理论与胡锦涛主席的科学发展观，大大的丰富与发展了小平的理论，为中国步入一个新的时代打下了基础。

 

      当今的中国，正处在蜕变（转型）时期，面临很多内外部的挑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不但要“为官一代，造福一方”，更要有“为官一任，造福后代”的理想与抱负。而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一个国家，尤其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更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有目光远大、考虑周到的国家战略。

 

      这里所提的“国家战略”，原来是指国家战略体系中最高层次的战略。“国家战略”源自于英国的“大战略”观，后传至美国，演变成今天的“国家战略”，意思是“在平时和战时，在组织和使用一国武装力量的同时，组织使用该国政治、经济、心理上的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日本给国家战略下的定义是：“为了达成国家目标，特别是保证国家安全，平时和战时，综合发展并有效运用国家政治、军事、心理等方面力量的方策。” 欧洲等国家的定义也大同小异。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战略”是一个军事用语，也正因如此，中国学术界几乎很少使用此词，中国的战略体系也不使用这一称谓。加上自从近代以来长期贫弱的中国，在国际格局中基本上受制于大国，国家决策大多被动，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去考虑“国家战略”。

 

      然而，今天的中国，经过四代领导人的努力，已经今非昔比，不但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也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巨大、高速前行的中国，当然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必须要有一张航海图，必须要有能够指引前进方向的“国家战略”。而这个大战略，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用语，用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的话说，“国家战略的概念应该涵括国家基础、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

 

 

      美国最具盛名的战略家基辛格博士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所有第一眼看到这个书名的人都会生出疑问，甚至会责怪基辛格博士故弄玄虚，因为这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别说美国，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需要外交政策？

 

      然而，读过这本书后，你就不会这样认为了，因为基辛格博士把我们理解的外交政策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他提的外交政策不是政客们在国际上的表演，不是某一次外交峰会，甚至已跳出了美国同外界的双边与多边关系，他说的是决定美国未来的“国家战略”。如果从这个层面上谈论“外交政策”，美国可以勉强算成是拥有了“外交政策”，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甚至不讳言地说，包括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都不能说是拥有了这种“外交政策”。

 

      如果对照基辛格对美国战略层面的外交政策的界定与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外交政策显然没有达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无论是南海风波与东海石油问题，还是非洲能源合作的开发与利用上，又或者全球各地的孔子学院与最近蓬勃兴起的公共外交，在“国家战略”这个大框架里的中国外交政策还比较零散，没有达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既没有像基辛格这种外交官，也没有这种高瞻远瞩的理论家，致使我们在“国家战略”层面的外交政策既无法对国人说清楚，也没有办法让外国人弄明白，这给我们在国际国内都造成了一些困扰，实际影响了我们的外交工作。

 

      逐渐崛起的中国不但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外交政策，更需要眼光远大、通盘考虑、综合规划的对内政策、国家安全与能源政策等等，更深一步说，国家战略还包括了国家基础涉及的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真正要长期保持和谐稳定与稳步发展，国家基础往往才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有鉴于此，对国家战略的研究，尤其是对具有国家战略眼光的官员、公务人员与专家学者的需求就成为当务之急。在这方面，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头号国家（美国）的差距就太大了。美国拥有上百个智库，基辛格这种国家战略方面的专家也不在少数。通过智库的熏陶，通过基辛格的培养，美国公务人员中，具有“国家战略”眼光的官员不在少数。相比而言，中国的“智库”基本都是官方的，各大学与研究所也很少涉及到国家战略层面的研究。

 

      那么，如何缩小在这方面的差距？美国允许与鼓励各种智库与大学、研究机构存在，这成为美国国家战略人才的发源地。中国要想在这方面缩小差距，首先就应该从机构设置上进行一些大胆尝试，例如给大学与研究所更大的研究空间，体制内的智库走出象牙塔，寻求与大学研究所、民间智库的合作，开展和加强国家战略研究。同时，政府应该考虑从两个方面提升公务员素质：一是大胆启用国家战略研究方面的人员，引进人才重视人才是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三代领导人带领中国取得建设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最重要原因。二是有计划分期分批把在重要岗位上的公务人员送进国家战略研究所进行培训与合作研究。

 

      认真领悟习近平副主席的最新讲话，必须要从具有国家战略眼光的高度，从执政理念上深入研究与发掘，经过三十年的政治稳定与高速发展的经济，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与政治改革都进入深水区，国家向何处去，如何保持和谐稳定的局面，如何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如何让社会发展获得新的动力，以及如何继续提升国际地位等等，都涉及到国家大战略。而国家战略并不是某一个专家学者，或者某一个伟大政府人物就可以构思出来、拍板执行的，它必须凝聚举国上下、体制内外、海内海外中国人的智慧，集思广益，最终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与指导思想。这才是对习近平副主席所说“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最好解释。